《黨史博覽》2013年第12期 作者：彭厚文
毛澤東和鄧小平分別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他們各自開創了一個時代，對中國現代曆史的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作為兩位曆史偉人，他們之間的關係微妙而複雜。鄧小平一生經曆具有傳奇色彩，三落三起，全與毛澤東有關。他第一次被打倒是因為在江西中央蘇區擁護和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反對當時的“左”傾中央推行的教條錯誤；第二次、第三次被打倒則是因為不讚成毛澤東晚年的某些錯誤思想和錯誤政策。他在每次被打倒後，都能東山再起，而且在黨內的地位一次高過一次，最後成為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這也與毛澤東對他的欣賞和培養有關。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鄧小平，也就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性變革。
■鄧小平是毛澤東最欣賞、最滿意的接班人■
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9月去世，毛澤東最為關注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經濟建設。他曾懷有雄心壯誌，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目的就是希望用盡可能短的時間趕上和超過英國、美國兩個有代表性的資本主義國家。第二件事是反修防修，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防止資本主義複辟。他在新中國成立後發動的大部分政治運動，包括反右派鬥爭、“四清”運動、“文革”等，都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說：“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他認為，如果黨和國家改變顏色，他和許多革命先烈“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第三件事是選擇和培養接班人。這件事是與反修防修聯係在一起的。毛澤東認為要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選擇可靠的接班人至關重要。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直至逝世，有不少人進入過他選擇接班人的視野，主要有六個：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張春橋、王洪文、華國鋒。其中，劉少奇、林彪、華國鋒處在較為突出的地位。
劉少奇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廣為人知。這不僅因為自1945年中共七大後他長期是中共第二號人物，而且因為毛澤東曾對外公開宣布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1961年9月24日，毛澤東在武漢會見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蒙哥馬利問他繼承人是誰，他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因為劉少奇被打倒，林彪在“文革”爆發後被確定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與劉少奇不同的是，林彪這種接班人的地位還被正式寫入了1969年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此後，“接班人”一度成為林彪的一個正式身份。在黨章上正式確定某人為接班人，這在中共曆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反映了“文革”時期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狀態。
華國鋒是毛澤東生前最後選定的接班人。在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成為中共新的領袖。
與上述三人相比，鄧小平的地位看似不突出。毛澤東從來沒有明確宣布過接班人是鄧小平；鄧小平的接班人地位也沒有被寫入過黨章；鄧小平也不像華國鋒，在毛澤東逝世後最終實現接班。但實際上，在毛澤東考慮過的接班人人選中，鄧小平是他最欣賞、最滿意的。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高度評價■
毛澤東作為中共的領袖，會不時發表對下屬的看法，對他們的品行和能力作出評價。在中共眾多高級幹部中，毛澤東對鄧小平讚譽之多，評價之高，是其他人所不能與之媲美的。
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公開表示自己對鄧小平的欣賞。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黨校作《時局問題及其他》的報告，讚揚鄧小平按辯證法辦事。他說：“鄧小平同誌講：事情怎麽樣辦？照辯證法辦事。我讚成他的話。”在報告的另一處，他說：“我們黨的曆史上有這樣的時候，隻講光明，講不得黑暗，這不是辯證法，沒有照鄧小平同誌的意見辦事。”除鄧小平外，毛澤東還讚揚過劉少奇“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可見，按辯證法辦事，是毛澤東對黨內高級幹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種極高評價。這種評價，毛澤東是不輕易作出的。
新中國成立後，鄧小平與劉伯承主政西南，在軍事才幹之外，進一步顯示出了極強的政治才幹。對此，毛澤東自然看在眼裏，記在心裏。1951年夏，民主人士梁漱溟參加西南土改團，在四川生活了四個月。回到北京後，毛澤東把他接到中南海吃飯，同時了解四川的土改情況。他對毛澤東說：四川是一個很亂很複雜的地方，但解放不過兩年，就出現了安定的形勢，說明劉、鄧主政有方。他特別讚揚鄧小平年輕、能幹，深得人心。毛澤東聽後說：梁先生看得蠻準，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在這裏，毛澤東給予了鄧小平文武雙全的美譽。
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力薦鄧小平擔任新設立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在講到為什麽鄧小平適合擔任這一職務時，他讚揚鄧小平公道、厚道、能幹、會辦事，顧全大局，對自己要求嚴格。他說：“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他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麽怕。”他還說：“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在同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談話時，毛澤東說準備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赫魯曉夫問他：有人接替嗎？毛澤東說：有。我們黨裏有幾位同誌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接著，他一一評價了中共中央的幾位主要領導人。毛澤東說：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這裏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第二個是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很有發展前途。如果把毛澤東在這裏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評價加以比較，可以看出他對鄧小平的評價實際上是超過劉少奇的。與劉少奇相比，毛澤東對鄧小平更寄予厚望。
“文革”爆發後，鄧小平作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一起被打倒。不久之後，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參加工廠勞動。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鄧小平兩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出來工作。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的第二封信上寫了一個批示，對他作出三點評價：“（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二）他沒曆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毛澤東還指出：“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這些評價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毛澤東肯定了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站在以他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的，並因此遭受批判和處分。這個批示對鄧小平的複出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
1973年鄧小平再次複出後，毛澤東又對鄧小平進行過多次讚揚，對鄧小平優秀的政治品質、卓越的領導才幹，有時甚至不加掩飾地表露出喜歡和欣賞。
在這年12月1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議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然後對與會的鄧小平說：“你呢，我是喜歡你這個人的，咱們中間也有矛盾啊，十個指頭有九個沒有矛盾，就是一個指頭有矛盾。”在12月1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向與會人員這樣介紹鄧小平：“我們現在請來了一位總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12月31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會議上再次談到鄧小平。他說：“鄧小平現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了。他呢，我喜歡他，有些人有點怕他。打起仗來呢，此人還是一個好人啊。”
1974年底，毛澤東在長沙與周恩來、王洪文談話時，又對鄧小平作了一個概括性的評價：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個概括性的評價是對上述各種評價的一個總結，反映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全部看法，是毛澤東欣賞鄧小平的最根本原因。
■毛澤東為鄧小平量身定製中共中央總書記職位■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選擇接班人時，首先考慮的人選，並不是一般人所認為的劉少奇，而是鄧小平。
毛澤東開始考慮接班人問題，應該是在1953年。這年3月，斯大林逝世。據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葉子龍回憶說：“記得斯大林去世前後，他曾當著我的麵說過：斯大林太累了，高處不勝寒啊！我也不想當主席了。”這年下半年，毛澤東不止一次地提出中央領導層要分一線、二線，希望自己退居二線，由其他同誌主持一線工作。毛澤東所講的退居二線，實際上是要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後改稱國家主席）。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期間，毛澤東在同一些外國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說：“我的方針是兩個主席都辭掉，想做一些科學研究工作，做名譽主席和政治局委員就可以了。”
對毛澤東“兩個主席都辭掉”的要求，八大之前中共高層曾開會進行過認真的討論。討論的結果是：對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認為可行”；對辭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隻是暫時還不可行”。什麽是“將來適當時機”？雖然當時沒有作出明確決定，但實際上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是達成了默契的，這就是毛澤東在八大後繼續擔任一屆中共中央主席，將在九大辭職。
辭職問題確定後，接班人的問題隨之浮出水麵。在這個問題上，雖然毛澤東有一個“防風林”的說法，認為他的“防風林”有好幾道，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在必要時都可以接班，但毛澤東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這就是讓鄧小平接班。中共八大增設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職位，可以說是毛澤東為鄧小平量身定製的，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培養鄧小平當接班人。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共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對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以及黨和國家的根本任務，作了正確的分析，並根據中國實際製定了經濟建設的方針，從而開啟了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在領導製度和人事安排方麵，八大有兩個值得注意的重要特點。
八大通過的新黨章，增加了一條重要內容，即“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增設名譽主席一人”。這一條是專門為毛澤東增加的。毛澤東在會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時說：“我這是準備後事。”它反映了毛澤東退居二線的意圖。
增設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並由鄧小平擔任。設立這個職位是毛澤東提議的，由鄧小平擔任也是毛澤東提議的。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一直實行單一的領導體製，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或者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或者為中共中央主席。總書記與主席不並存，有總書記即無主席，有主席即無總書記。增設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後，由於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就出現了主席與總書記並存的局麵。毛澤東之所以不惜對中共的領導體製作出這種重大改變，提議設立中共中央總書記，一個主要的考慮是為鄧小平接班創造條件。
■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對於培養其當接班人，具有重要意義■
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可以突出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出了六位政治局常委，分別是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其中，前五位在中共八大前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由於當時沒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一機構，因此他們是事實上的政治局常委，隻有鄧小平是新進的政治局常委，他排名第六應主要是這一原因。這六位常委所擔任的具體職務是：毛澤東任中共中央主席，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從六位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以及他們所擔任的職務看，如果不設立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鄧小平所擔任的職位至多隻能是排名第五的副主席。設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後，鄧小平成了唯一的總書記，而不是幾名副主席之一。這樣，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雖然排名第六位，但處在一個很突出的地位。
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就工作方法發表講話，提出權力要集中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書記處。然後，他說：“權力當然不止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但是總要有一個核心機關，經常注意問題。中央的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薦為元帥。書記處的總書記就是鄧小平，你就當個副元帥。行不行？毛澤東為元帥，鄧小平為副元帥。你們讚不讚成？如果讚成，就照這樣辦。”這段話曾讓在座的很多人覺得莫明其妙，因為當時中共中央的第二號人物是劉少奇，怎麽鄧小平突然就成了“副元帥”呢？但實際上，它反映了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所處的突出地位。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前，雖然毛澤東解釋說中國的總書記相當於外國的秘書長，外國的秘書長相當於中國的總書記，似乎總書記的職位與鄧小平在中共八大前所擔任的中共中央秘書長沒有什麽區別，但這樣的解釋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減少鄧小平出任總書記的阻力。毛澤東之所以不讓鄧小平繼續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而讓他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就是因為這一職位能夠突出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
鄧小平的這種突出地位，有利於使他更多地受到黨內外、國內外的關注，提高他的威望，擴大他的影響。
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可以在必要時讓鄧小平以總書記的身份直接接班。中共中央主席與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存的領導體製是前所未有的。這種雙重領導體製也不可能一直存在下去。因此，毛澤東可能有這樣一種設想：他將來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後，就廢除這一職務，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如果這一設想付諸實施，鄧小平將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
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就工作方法發表的講話中，除了提出他掛正帥、鄧小平掛副帥外，還當著全體與會人員的麵，對鄧小平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你是總書記嘛！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你也是常委的總書記，你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這段話，多少可以看出毛澤東希望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未來的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以總書記的身份直接接班的意圖。
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可以培養鄧小平全麵主持中央工作的能力。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其職責是領導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由於劉少奇是黨內外公認的中央二號人物，而且他後來接替毛澤東擔任了國家主席的職務，因此後來形成了劉少奇、鄧小平共同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局麵。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對於培養鄧小平駕馭大局的能力，是一個必經的階段。
總之，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澤東專為培養鄧小平做接班人而設立的。
■毛澤東為什麽放棄對鄧小平的選擇■
按照正常的情況，毛澤東會在中共九大辭去中共中央主席職務，鄧小平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成為最高領導人。但中共九大並沒有在八大五年後如期召開。如前所述，1961年9月24日，毛澤東向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宣布了自己的接班人是劉少奇。此時本應該召開中共九大了，毛澤東選擇這個時機公開宣布自己的接班人是劉少奇，實際上意味著他放棄了對鄧小平的選擇。在此情況下，中共九大延期也就不足為奇了。
毛澤東為什麽放棄對鄧小平的選擇？“文革”爆發後，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一個長篇講話，基本透露了其中的緣由。他首先表達了對中央一線工作的不滿。他說：“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麽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讚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誌處理得不那麽好。”批評中央一線的工作，主要就是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
在這一講話中，毛澤東還專門對鄧小平進行了批評。他說：“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1959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李富春休息一年，計委誰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紀律的，有些事對書記處講了，書記處沒有向我講，鄧小平對我敬而遠之。”“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麽事情都不找。”
因為不滿鄧小平不找自己匯報工作，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央書記處成了一個獨立王國。這是毛澤東放棄讓鄧小平接班的重要原因。但所謂“1959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是毛澤東一個誇張的說法。它實際反映的是1959年後鄧小平與毛澤東之間關係比較疏遠的一種狀態。這種疏遠，與個人恩怨無關，而是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某些“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的含蓄抵製，反映出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中央高層在一些重大方針政策上出現了分歧。
■1975年毛澤東第二次選擇鄧小平為接班人■
“文革”爆發後，鄧小平與劉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是，正如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所言：對於鄧小平，毛澤東“始終心存一份賞識”。即使在鄧小平被打倒後仍是如此。1967年7月16日，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出來，鄧至少是常委。”對於批判鄧小平，毛澤東的基本態度是：鄧小平要批，但劉少奇、鄧小平要有區別。他始終反對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並提出過中共九大是否可以繼續選舉鄧小平擔任中央委員的問題。由於毛澤東的這種態度，鄧小平雖然被打倒，但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較小。
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發生，宣告了“文革”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破產。此後，鄧小平先後於1971年11月8日和1972年8月3日兩次給毛澤東寫信，表示自己身體還好，希望能為黨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對第一封信，毛澤東雖然沒有給予正麵回應，但此後不久在陳毅追悼會上提出鄧小平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實際上放出了鄧小平可能複出的信號。對第二封信，毛澤東則於1972年8月14日寫了一個分量很重的批示，其內容如前所述。這個批示當晚即由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進行了傳達。鄧小平的複出至此已成定局。
1973年3月，鄧小平正式恢複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此後，毛澤東對鄧小平進行了長時期的觀察，逐步委以重任。
鄧小平最初複出的時候，毛澤東並無讓他接班的考慮或者意圖。這有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毛澤東雖然對鄧小平始終心存賞識，但無論如何，鄧小平在他心目中都是一個“犯過嚴重錯誤”的人。二是當時毛澤東正考慮培養王洪文做接班人。但經過一段時期的觀察和比較後，毛澤東發現王洪文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搞“四人幫”，不僅在工作能力、工作經驗方麵不能與鄧小平同日而語，而且在政治頭腦、政治思想方麵也相差懸殊。如前所述，毛澤東1974年底在長沙與周恩來、王洪文談話時，讚揚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他的讚揚實際上是相對於王洪文而言的。當時他就對著王洪文說：“比你強。”因此，他逐漸地否定了王洪文，開始重新考慮讓鄧小平做接班人。鄧小平在黨內外的各種職務逐漸恢複。繼恢複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後，1973年底，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鄧小平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1975年初，鄧小平在黨、政、軍三方麵都身兼要職，其掌握的權力甚至超過了“文革”前。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這是“文革”前鄧小平沒有擔任過的職務。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會議任命鄧小平為國務院副總理，在12名副總理中排序第一。鄧小平擔任上述職務，都是毛澤東提議的。至此，實際上形成了鄧小平在黨、政、軍三個方麵全麵接班的態勢。
此後，鄧小平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開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先是接替病重住院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的工作，然後又在7月接替離京去外地的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主持中央黨政日常工作期間，他針對“文革”的混亂局勢，發動和領導了對各行各業的全麵整頓，使全國的工農業生產形勢和社會秩序迅速好轉，取得了很大成績。
對鄧小平發動和領導的全麵整頓，毛澤東開始是支持的。但隨著整頓的深入，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對待“文革”的“左”傾錯誤，不可避免地糾正“文革”的一些過“左”的理論和措施。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與鄧小平產生了新的矛盾。到了10月，毛澤東開始批評鄧小平對“文革”不滿意，要算“文革”的賬。
應該說，由於“人才難得”，毛澤東最初並不願意因為在“文革”問題上的矛盾而影響對鄧小平的培養和使用。11月4日，他在與毛遠新談話時說：“我批評某人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11月15日，鄧小平致信毛澤東，提出王洪文已回到北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仍由王洪文主持。對此，毛澤東批示：“暫時仍由小平同誌主持，過一會兒再說。”為什麽要過一會兒再說？毛澤東給鄧小平提供了一次機會，希望鄧小平在“文革”問題上與他達成妥協。
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對“文革”的評價問題。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關於“文革”的決議，總的看法是“文革”基本正確，有所不足。鄧小平婉拒了這一提議，表示：由我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由於毛澤東全力維護“文革”，鄧小平的態度是他無法接受的。此後不久，毛澤東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放棄了對鄧小平的選擇。
■鄧小平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功不可沒■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由於主觀與客觀相脫離，逐漸陷入了“左”傾錯誤的誤區。他兩次選擇了鄧小平作為接班人進行培養，但又兩次放棄正確的選擇，與他的“左”傾思想是分不開的。雖然鄧小平沒有在毛澤東逝世後實現接班，但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成為了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繼承了毛澤東及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革命和建設的偉大事業，把中國帶入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新的曆史時期。他應是毛澤東真正意義上的接班人。
鄧小平能夠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首先取決於他自身的水平、能力和素質，但也與毛澤東對他的欣賞和培養密切相關。毛澤東作為中共的偉大領袖，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重要原因，就是他能夠慧眼識人，能夠發現和培養一個又一個的優秀人才。鄧小平就是毛澤東所發現和培養的一個優秀人才。毛澤東不僅兩次選擇鄧小平作為接班人進行培養，對其委以重任，而且，即使在錯誤地放棄了鄧小平，並對其進行了錯誤處分的情況下，仍對鄧小平采取了保護的態度。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在分析自己為什麽能夠在被打倒後的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下來的原因時，除了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者、樂觀主義者外，多次提到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和保護。他說：“林彪、‘四人幫’總是想把我整死，應該說，毛主席保護了我。”“我長期在毛主席領導下工作，就我個人內心來說，對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實證明，1973年他又把我接回來了並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我個人來說，對個人安全是放心的。‘四人幫’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還不算，還要把我整死。我的職務是撤掉了，但毛主席還保留了我的黨籍。毛主席指定專人、專門的部隊保護我的安全，並明確交代別人不準插手幹預，也就是不準‘四人幫’幹預。”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任和保護，使鄧小平度過了“文革”中最困難的時期。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欣賞、培養和保護，是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重要因素。如果沒有毛澤東的發現和欣賞，鄧小平不可能被提拔到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並被兩次作為接班人進行培養；如果沒有長期在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工作的經曆，鄧小平不可能積累起必要的經驗、資曆和威望；如果沒有毛澤東的信任和保護，鄧小平難以渡過“文革”難關。因此，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功不可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