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往事 | 吳晗全家三人慘死，幸存一人遠走海外
上世紀50年代，吳晗和袁震夫婦留影。
舅父吳晗年輕時，毅然與身體狀況不佳的袁震結為夫妻。以後兩人相濡以沫地生活。舅媽不能生育，膝下無子，缺少家庭歡樂。
1956年，康克清主動幫助他們從孤兒院裏領養了一個女孩，就是我的表妹小彥。小彥給家庭帶來無比的歡樂，使小院充滿生機。
小彥4歲時的一天，吳晗的秘書郭新華抱來一個幾個月的男嬰，舅媽不知所措。舅父滿麵笑容地注視著小家夥，對郭新華說：既然抱來了，那就留下吧。從此，小彥有了弟弟“小雙”（小雙是上幼兒園前的名字）。
添丁進口使舅父家熱鬧起來。舅父請了一位保姆康大娘。我那時住在西廂房的小間屋裏，目睹了舅父哄孩子時的愉悅笑臉。
舅父給孩子起名吳彰。聽母親講，舅父就讀之江大學預科時，有一位好友叫吳彰，他們都來自浙江義烏。兩人一起讀書習文，評論家鄉和國家大事，結為生死之交。
後吳彰投筆從戎，參加北伐軍，壯烈犧牲，舅父異常悲痛。為這個男孩取名吳彰，包含著對好友的無盡思念。
舅媽身體不好，常待在家裏，教兩個孩子讀書寫字畫畫，背誦古詩。舅父工作很忙，但隻要一有空閑就會帶兩個孩子出去玩。
我看到過小彥把爸爸當成馬兒騎在他的背上，小雙在前麵牽“馬”摔倒在地的歡樂場麵。
幾年後，中國也從大饑荒中熬了過來，人們看見了一線陽光。但是好景不長，一場史無前例的劫難席卷全國，首當其衝的就是舅父吳晗。
新中國成立前，吳晗和袁震夫婦留影。
1965年11月，吳晗創作的京劇 《海瑞罷官》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運動很快由思想批判演變為肉體折磨。舅父經常被抓走遊鬥，回來時遍體鱗傷。
1966年5月的一天，老師布置學生寫批判吳晗的稿子，特別點名一定要小雙寫。他那幼小稚嫩的心裏塞滿了疑團：爸爸怎麽會是壞蛋呢？
小彥那時就讀小學五年級，從學校回來，一看到爸爸媽媽就委屈得不停地流淚。吳晗就把孩子摟到懷裏輕輕地說：“彥，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對不起你。”
姐弟兩人從學校領回這樣的特殊作業，常常由吳晗夫婦代為起草，再由他們倆抄好後上交。他們還常常被孩子用石子磚塊追著打，嚇得他們兩人躲在家裏不敢上學。
小雙回憶起當年的場景，今天依然心有餘悸。到1968年3月吳晗被捕入獄前，經常被揪鬥。多數情況是拉到大大小小的會場上去鬥，有時紅衛兵也闖入家中，在院子裏批鬥。
有一次是夏天，在烈日下吳晗被綁在樹上，一些人從脖子處往裏灌曬得滾燙的沙子，有人則又揪頭發又擰耳朵，想盡各種辦法侮辱他。
躲在角落裏的姐弟兩人早已嚇得瑟瑟發抖。家門口和院子裏貼滿了大標語。吳晗多年積攢收藏的珍本古籍被全部抄走，書稿和抄錄的卡片也被視為黑材料，一頁不剩地抄走了。其中還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郭沫若等人同吳晗往來的書信。
家裏的東西被當作四舊砸爛，一些外國友人贈送的禮品以及電視機和吳晗珍藏的小彥從三歲起畫的圖畫，也都付之一炬。
一家日夜不得安寧，午夜後也常常被猛烈的砸門聲驚醒，經常有人破門而入，把吳晗從床上拉起來批鬥。小彥嚇得蜷縮在床角處，小雙躲到媽媽的懷裏尋求庇護。
“文革”風暴乍起，吳晗首當其衝受到造反派的瘋狂迫害。
小彥認定爸爸絕不是壞蛋。有一次在院子裏，一群人讓吳晗跪在地上，他們圍成一圈，你一拳我一腳地毆打，小彥當時躲在海棠樹上，忍無可忍，不顧一切從樹上跳了下來，朝著正在踢吳晗的一個人猛踢了一腳，大喊：“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跪在地上的吳晗著實為女兒出了一身冷汗。
小彥突然爆發的行為，把這個人一下子驚呆了，便不再繼續毆打吳晗。還有一次深更半夜，一陣咚咚的砸門聲把吳晗一家驚醒，一夥人砸開大門，衝進院子抓住吳晗就打。
小彥聽到爸爸淒慘的叫聲，從被窩裏跳起，光著一雙小腳丫就往屋外跑，到院子裏一頭撲到吳晗身上，用雙手緊緊地摟著爸爸，不顧一切用身體衛護他。
小彥的無畏震懾了對方。這一次吳晗被帶去批鬥了幾天，沒有再挨打。放回來時，吳晗雖然一身疲憊，但一進門就說：“彥，爸這回沒挨打，虧了有我女兒呀，爸沒有白疼你。”
1967年初，吳晗全家被掃地出門，勒令遷往北京永定門外一座偏僻的居民樓裏。
吳晗抓了幾副碗筷，匆匆疊好僅有的幾床被褥。舅媽重病在身，無可奈何。小彥急中生智，借來了一輛平板三輪車，姐弟兩人吃力地把東西搬上平板車，姐姐用力地拉，弟弟在後麵推，在寒風中往返了幾趟。當時姐弟倆一個12歲，一個8歲。
吳家搬到南郊成了永定門外居民區的新聞。圍觀的人群絡繹不絕，舅父被迫站在陽台的凳子上，一天數次“請罪”。
搬到城南的這座公寓裏的還有萬裏家、張友漁家等，他們處境相似，互為鄰居，也還能有個照應。
到1967年秋天，吳晗等人被集中到市委黨校，參加勞改隊的勞動，篩爐渣，掃垃圾。每星期隻許回家一次。
吳晗到勞改隊不久就被打受傷，舊創未好新傷又起，沒過多長時間就被打得口吐鮮血。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吳晗步履蹣跚地回到家裏。小彥一見到傷痕累累的爸爸，一頭便撲到他懷裏。
吳晗坐下後，小彥開始給爸爸敷藥，還問：疼不疼。吳晗強裝笑顏，摸著小彥的頭安慰說：“彥，沒關係，爸一想起你，身上就不疼了。”
也有正直善良的人默默地關懷著吳晗。一天下午吳晗一個人手握著鋤頭，吃力地在黨校校園鋤草。吳晗的學生肖鬆也是被“專政”的對象，他悄悄走近，對吳晗說：“注意身體。”
吳晗、袁震和愛女小彥合影。
舅媽袁震的撫慰也給了吳晗堅持下去的勇氣。但沒過多久袁震也被關進了勞改隊，家中隻剩下孤零零的兩個孩子。
吳晗周六回家，才能讓他們得到一點親人團聚的天倫之樂。這樣的日子也沒能過多久。
小雙記得，“1968年3月的一個星期六，爸爸又該回家了，姐姐和我盼著爸爸回來，就趴在窗台上兩眼緊盯著公共汽車站，一直等啊等，可是天黑了飯也涼了，仍不見爸爸的身影，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能見爸爸一麵。”
原來吳晗被關進了監獄，開始了他人生中最後的苦難曆程。
小雙還記得星期一爸爸臨走時還囑咐：“你們兩人要好好照顧媽媽，等爸爸回來給你們一人講一個故事。”但爸爸一去再也沒有回來。送別成了永別。（參閱吳晗的悲劇，揭示一代知識分子的困境）
吳晗入獄後，袁震把小彥和小雙叫到跟前，對姐弟倆說出了一番錐心刺骨的話。
小雙回憶：“媽媽說，現在外麵的情況你們都知道。你們兩人是國家的孩子，你們自小失去了親生父母，我們是在替國家撫養你們。現在，你們可以離開我們，去找一個安全些的地方。離開了我們，你們還能少挨一些打，少受一些罪。”
姐弟倆心如刀絞，媽媽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講出這樣的話，她已經覺察到最危險的時刻就要來臨。此時，姐弟倆已經泣不成聲。
有一次，一群暴徒往吳晗家扔石頭，辱罵吳晗，袁震實在氣不過就說：“你們簡直比對待敵人還厲害，吳晗也不是敵人。”就因為說了這幾句話，她也被送進了“勞改隊”，住在一個破舊的浴池裏。
舅媽袁震本來長期有病，體質極為虛弱，即使在熱天還要穿著棉袍。她在勞改隊裏艱難地熬過了一個酷暑和一個嚴冬，雙腿癱瘓了，得不到最起碼的救治。
14歲的小彥隻得每天從城南一隅騎自行車往返30多裏去護理媽媽。“勞改隊”見舅媽病得太嚴重了，留在那裏已經成為負擔，才允許她回家。
吳家沒有了正常的經濟收入，小彥挑起了生活重擔，以少得可憐的生活費來安排家人的衣食。饑寒交迫使得兩個十歲左右的孩子成了一對流浪兒。
一天，小雙路過一家餃子店，鍋貼誘人的香氣吸引住了他的腳步，他忍不住排到了買餃子鍋貼的隊伍裏。小雙用手摸摸口袋，隻有幾枚硬幣，這哪裏夠買水餃啊！他靈機一動，對排在前麵買到鍋貼的中年人說：“叔叔，我能買你三個鍋貼嗎？”那人看著眼前這個可憐的孩子，一句話也沒說隨即分了幾個給他。
孩子頑強的求生本領，就是在這樣的血和淚中鍛煉出來的！
吳晗和小彥、小雙的合影。
袁震被“勞改隊”釋放回家是1969年3月17日，小彥和小雙以為可以母子團聚了。住在同一座樓裏的萬裏，聽說袁震回家了，特地讓家人送來一鍋紅豆粥，讓他們吃了一頓少有的美餐。
誰知這竟是袁震的最後晚餐。當天夜裏，袁震昏迷，被姐弟倆抬進了醫院。18日清晨，袁震蘇醒過來。小彥關切地問：“你想吃東西嗎？咱們有一個蘋果。”袁震吃力地微微動了動嘴唇說道：“彥，我想喝口稀飯。”小雙去向醫生哀求，但被醫生拒絕了。
小雙到處去找稀粥也沒有找到，當他失望地走回病房時，醫生通知說，媽媽已經死了。
小彥帶著弟弟到太平間去給媽媽更衣，隻見袁震的一雙眼睛仍然半睜著，枯幹的麵頰上還掛著幾滴未幹的淚珠。姐弟倆趴在媽媽的遺體上放聲大哭，小彥的腦子開始不斷出現幻覺。
住在同一棟居民樓裏的舊市委領導，看到姐弟倆孤苦伶仃，就向市委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專案部門把康大娘找了回來。
雖然隻有短短數月時間，康大娘這位樸實的農村婦女，卻給姐弟倆帶來了人間的溫暖。時隔不久，隨著運動深入，康大娘又被打發回了農村。
爸爸成了苦命的孩子唯一的親人了。
1969年10月11日，忽然有人敲吳家的門，說要接兩個孩子去看爸爸。兩人在心中燃起了希望，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當他倆看到來接人的汽車是醫院的，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當姐弟二人被領進醫院的監護病房時，一個專案組的人說：“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猶如晴天霹靂，兩個孩子驚呆了，過了一會兒才嚎啕大哭起來。
他倆再三請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專案組人員喝斥道：“如果你們不和他劃清界限，沒有你們的好處！”兩個孩子被嚇得渾身發抖。
拿到手裏的僅有一條血跡斑斑的褲子和抽剩下的幾支香煙，那就是父親最後的遺物。
兩個孤兒一路哭著回到家。姐弟倆隻能偷偷在內衣袖上戴上黑紗。他們把爸爸的遺物供奉在媽媽的遺像下麵，默默地追思已經失去的兩位親人，眼淚隻能往肚裏流。
兩個孤兒的日子異常難過。小彥把袁震的骨灰放在床頭，兩側橫放著姐弟倆做的小花圈，中間放著她畫的一張媽媽的素描。
小彥後來又找到一張1965年的全家合影，約了兩個同學，一同把袁震的遺骨埋在西山八大處。
此後每逢清明節，姐弟倆都要去西山掃墓。小彥在墓前，把一封封永遠無法投遞的信燒掉。
1973年6月，小彥的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說：“爸爸沒有死，那天我還在報紙上看見他了呢。”
以後，小彥多次到北京市革委會去要吳晗的審查結論、遺骨和被抄走的書籍，她質問他們：“我爸爸到底有什麽罪？”她還曾隻身闖入市革委會某領導人家，想要對父母親的死討個說法，被指責為無理取鬧，放肆。
小彥實在忍無可忍，奮力反擊。很快，小彥就被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關進公安分局拘留所。
拘留中，她被侮辱，遭受拳打腳踢，最終經受不住慘無人道的淩辱和折磨，被逼瘋了，送進了精神病院。
1975年秋，小彥因為和好友議論過“四人幫”，被抓進了公安局。被抓走的那一天，小彥得了闌尾炎，正要入院動手術，身上還有醫院開的住院通知書。
小彥被押入牢房，帶上沉重的腳鐐，她的闌尾炎時時疼痛難忍，獄警就給片止痛藥吃；疼痛折磨得她不斷地哭泣，管理人員不耐煩就給她注射冬眠靈。
他們把小彥單獨囚在大間牢房裏，經常對她嚴刑拷打。她的兩顆門牙被打掉，額頭上被打開深見骨頭的大口子，姣好的麵容完全破了相。
小彥悲憤至極，痛不欲生。她被又一次送進了精神病醫院。監禁她的人仍然不放過她，甚至非法追到醫院繼續審訊她。
在醫院一再要求下，小彥被暫時釋放回家養病，但是她終因被折磨得身心俱殘，徹底地絕望了。
一天，小彥的神智似乎十分清醒。她把小雙叫到跟前，對弟弟說：我替爸媽把你拉扯長大，今天你18歲，你終於成年，我可以去見爸媽了。
小雙聽了滿頭霧水，一時沒有反應過來，以為姐姐又在說瘋話。
不料，這回卻是真的，小彥就在弟弟滿18歲那一天，飲下毒藥自殺身亡。（參閱吳晗夫婦雙雙被抓致死，15歲養女遭遇悲慘）
小雙萬萬想不到，姐姐會拋下自己匆匆地走了，最後那一片遮風擋雨的屋簷也坍塌了。他孤獨淒愴，隻身流落在人間。
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我結束了在農場的勞動回到北京，前去探望舅父吳晗的家時，家早已經空空蕩蕩，四口之家隻剩下小雙一人，空守著三個骨灰盒，過著淒涼的生活。
小雙為了謀生，在北京的建築工地當過泥瓦工。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還是北風凜冽的嚴冬，他一麵做工，一麵複習準備高考。廠裏的工人師傅還比較照顧小雙，對他問寒問暖，送吃送喝。這給小雙帶來了溫暖。
終於，他熬到文革終結。他不追求享受養父被平反之後的“光環”，決定到美國留學，開創自己新生活的一片天地。
他從一無所有開始打拚，變得獨立，務實。他打過工，洗過碗，勤工儉學，完成了理工科碩士學位，讓天堂的父母為他的成功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