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2日,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和郭鴻誌四人同時被捕,當時市委書記是韋國清。

1974年11月10日,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在廣東廣州的鬧市中山五路北京路口公開張貼,成千上萬的人日夜圍觀與抄寫,道路塞車[11][6],在國內外引起轟動和爭論[12][13][14][15]。大字報共二萬六千多字,長達六十七張白報紙,內容呼籲民主和對法製的建議,以批判“林彪體係”為形式,矛頭直指中共建國以來極左運動踐踏民主法製的種種弊病。大字報還未點名地指出了當權者的許多罪行,並且聯係這些現象,分析了社會主義“體係”本身存在的嚴重問題[16][7]。廣東方麵將大字報呈送中央,要求定性,“四人幫”成員江青說它是“解放後最反動的文章”[1]

同年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將《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定性為“反動大字報”,並迅速組織全省批判[1]。12月3日,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以“宣集文”為筆名對大字報進行批判[1],稱其為“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及在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惡意攻擊”。這批判文件被發送至全國的黨員幹部(據說印刷了10萬份),並附有大字報原文,因此“李一哲”的文章在全國各地幹部中廣泛流傳[9][1][7]

針對“宣集文”的屢次批判,“李一哲”先後發表了《反批判書》、《嚇人戰術——評某些權威的批判》、《請君入甕——二評某些權威的批判》、《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嗎?——三評某些權威的批判》、《杜崗的把戲——四評某些權威的批判》、《論無產階級中的特權階層》、《二十五個問答》等一係列大字報,以諷刺的手法反擊官方的批判[9][17][8][18]

“宣集文”說“李一哲說封建獨裁專製的惡習慣深中於群眾乃至一般共產黨員的頭腦之中”,因此,“宣集文”說這是“強加”,是“誣蔑”廣大群眾、黨員。

其實,這句話也不是李一哲創造的,而是毛主席說的(見毛選《井岡山的鬥爭》)。也是我們逐字逐句抄下來的。那麽,按照你們的說法,豈不是毛主席在“強加”,在“誣蔑”廣大群眾和廣大黨員了麽?你們該當何罪?你們該不該打板子?

出一身冷汗吧,“宣集文”![9][18][19]

1975年,廣東省委對李正天開展了多達數百場的批判會,其中麵對麵的辯論大會就達一百多場,常常是萬人大會[20]。當中有七十多場成了武鬥會,李正天剛上台,就因為不低頭遭到暴打,還有人衝上台對他拳打腳踢。[10]由於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指示允許李正天答辯,在這些批鬥會中,會場氣氛激烈,發生了戲劇性的情況:批鬥會變成了被批鬥者與批鬥者的辯論會。據說由於“李一哲”有一定理論水平,也掌握了一定的事實,辯才也不錯,他們利用這種批鬥會,作為表達自己意見的論壇,常常使得批判他們的人,反而受他們質問。[1]同年8月,李正天和陳一陽分別被押往粵北石人嶂鎢礦和九佛農場勞動,王希哲留廣東水產製品廠勞動[9][2]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幫”後,在清查“四人幫”運動中,“李一哲”的問題不但沒有平反反而升級了。[1]

1977年3月2日,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和郭鴻誌四人同時被捕[2][13]。同年12月中旬舉行的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公開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團。其罪名為“四人幫大亂廣東的社會基礎”。後來,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誌分別被判有期徒刑。一批與“李一哲”有牽連的幹部和青年,也受到隔離審查和內部批判。[1]

1978年8、9月,在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的領導下,廣東省委數次研究“李一哲”案件問題,並數次報告黨中央。同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召開常委會討論此案,開始為“李一哲”平反,並於12月30日釋放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誌等人。[1]

1979年2月6日下午,廣東省委在廣州友誼劇院召開了“李一哲反革命集團”平反大會,有一千多名群眾參加。會上,省委常委寇慶延宣讀了《中共廣東省委員會關於處理“李一哲”案件的決定》。[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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