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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任何曆史人物一樣，華國鋒的政治實踐也是複雜和多麵的。這裏不多作敘述和分析，隻想指出一點：華有一個最大的錯誤，即1977年對所謂“反革命謠言”的處置。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民間自發舉行了聲勢不小的紀念活動，一些地方出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追究吳德、陳錫聯、吳桂賢等人責任的大字報，令高層異常緊張。華國鋒當即指示“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並親自簽發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沒有出現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大字報、大標語以及政治謠言的情況”，報告中央。[113]按照這個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謂“謠言製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即中發1977年五號文件），批轉《全國鐵路工作會議紀要》（即中發1977年六號文件）。兩個文件認定，“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攻擊和汙蔑中央領導同誌的大標語、大字報。現在社會上還流傳不少政治謠言”，“政治上十分反動，惡毒攻擊一些已經去世的和現在的中央領導同誌，妄圖蠱惑人心，煽動群眾挑撥離間，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要求“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114]
華國鋒本人就親自批發了北京市關於“李冬民事件”的報告。李冬民係北京重型機器廠工人，時年32歲。1976年，李曾參與“四五運動”，寫大字報對“批鄧”表示不滿。1977年1月8日前後，李和十多位年輕人在北京長安街貼出大標語，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李的活動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蹤，市委第一書記吳德武斷地認定李是借紀念周恩來，以天安門事件做文章，“陰謀策劃先提‘保鄧’口號，讓鄧出來工作，然後宣布打倒‘四人幫’是右派政變，打出保王洪文口號，號召推翻以華主席為首的搞‘右派政變’的黨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將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給中共中央上報《關於一個反革命集團案件的情況報告》。3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國鋒決定將這個報告及所謂“罪證材料”作為會議文件印發（1980年李冬民獲平反）。[115]
各地奉五號、六號文件的指令，進一步追查、逮捕“謠言製造者”，立案審查，判刑收監。此後，一些地方和部門又逮捕了一批人。有關逮捕的準確數據，迄今未見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厲害的是，3月28日，國務院發出三十號文件，要求對攻擊毛主席、周總理、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破壞揭批“四人幫”鬥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逮捕法辦；“對極少數罪大惡極，證據確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要堅決殺掉”。[116]據一些材料顯示，抓捕“四人幫”之後，全國處以死刑的所謂“反革命分子”達44人（還有兩種模糊的說法，一說四十餘人，一說五十餘人）。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後才審判的案件，最著名的個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蓮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年4月、12月先後以“反革命罪”執行死刑的（均於1981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終判決，都同五號、六號和三十號文件有關。[117]
華和高層的處置，自然是出於對可能發生的政治動蕩的憂慮。對於民間輿論和自發活動的應對，如果隻是采取意識形態的手法（如宣傳“兩個凡是”），充其量不過是政治上的失策；一旦動用司法手段，尤其是開殺戒，則不能不鑄成大錯。
深究起來，這個錯誤的根源並不在華國鋒，而在於長期的“專政”製度和傳統。“文革”時期的“惡攻罪”，將以言定罪推到極致。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即“公安六條”。其中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的，都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
辦。”[118]這項根本沒有經過立法程序規定的“罪名”，根本違背了憲法關於公民言論自由的規定，其內涵和外延又毫無界定，可以任意解釋和放大，成為政治鬥爭、派係鬥爭的工具，導致了難以計數的冤假錯案。1977年“打擊政治謠言”的後果，當然不能與“文革”相提並論，但手段卻沿襲了“文革”，隻是把“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換成了“攻擊毛主席和華主席”。從性質上說，它是“專政”製度悲劇的重演，而這一點才是最應該反思的。
（作者係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