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法庭判處邱會作有期徒刑16年。這一天，距九一三事件以來，差不多快要十年，如今終於法槌落地，罪名是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
邱會作還清楚地記得，1971 年 9 月 24 日，是他命運轉折的日子。他在昨天晚上接到通知，要他第二天上午去人大會堂參加政治局會議。
那天，他剛跨進大會堂北大門的外門，進入門廊，一個人突然把他拉向門廊一側的警衛室。邱會作以為有緊急電話叫他接聽，結果卻是一個警衛幹部迎上來對他說：“首長，今天開會上級有通知，要檢查一下。”也不問他同意與否，就摸了一下他的腰身，檢查有無槍支。然後又說：“今天開會規定，秘書和隨員不能進入會場！”
搜身之後，由兩個人“陪”著他進入福建廳，福建廳是平日政治局開會和活動的地方。
一進門，邱會作就發現裏麵的布置完全變了，以前按“馬蹄”形擺放的一圈沙發，變成了兩排麵對麵擺放的座位，邱會作已經意識到將要發生什麽，就自覺地坐到了南麵四個座位中最後一個座位上。
他剛坐下，周恩來的警衛員就在門口叫他，說總理叫他到旁邊的河北廳去一下。邱會作起身向門口走去，還沒走到門邊，門就被關上了。隻聽見門外有人在說：“現在不談了，等會兒一起談。”是周恩來的衛士長楊德中的聲音。警衛員解釋說：“是首長親自叫我來請邱副總長過去的。”楊德中說：“知道了，首長現在不談了，待會兒一起談。”
楊德中跟隨周恩來多年，知道邱會作和總理的關係，而且作為保衛幹部，原本無權幹涉領導之間的事情。可是那天，他竟然一反常態，幹涉邱會作與總理見麵。
邱會作不能出門，便又退回座位坐了下來。
遠處有幾位警衛人員站著，從裝束看，是中央警衛團的。平常執行任務，他們的手槍是藏在衣服裏的，那天卻故意露在外麵。現場還有一些工作人員，當中有邱會作認識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
因為一個人呆著，邱會作非常鬱悶，很想抽支香煙緩解一下，才發現身上沒帶香煙。邱會作隻好招呼王良恩，向他討要一支香煙。王良恩遲疑了好一會兒，才走向邱會作這邊，將隻吸了幾支的大半包香煙，都給了邱會作，然後立即轉身離開。
王良恩是許世友推薦給北京的，深受周恩來欣賞和器重，讓他擔任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王良恩是一個非常老實厚道的人，後來在“批林”運動中被說成是“林彪死黨”，被迫自殺。
不久，吳法憲、李作鵬、黃永勝也先後到了。三個人進入大會堂時，也都無一例外受到了搜身檢查。
大約上午 9 時，周恩來進來了，跟隨他一同進來的有葉劍英、李德生、紀登奎等人。周恩來看起來心情沉重，神色疲勞。幾個人坐下後，周恩來掃視了一下邱會作等四人，開口說：主席對你們的問題有決定……那天，周恩來是邊想邊說的。做了一番鋪墊之後，他問道：“出事都十天了，你們幾個人一言不發，一字不寫，不知是什麽原因？”
此話一出，令邱會作非常傷心。九一三林彪墜機事件後，他幾次向周恩來做了匯報，怎麽能說是一言不發呢？
還沒等他開口，吳法憲第一個說話了：“我向主席、總理寫了一個檢討報告，今天淩晨 4 時已經送出。我親自交代，要立即送上去，要快……”
李作鵬打斷吳法憲的話說：“你少羅嗦，你還說這些話幹什麽，有什麽用？讓總理多說！”
整個談話進行了近兩個小時，最後才明白說：國慶節快到了，在衛戍區給你們找了幾個地方，你們暫時離開工作，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問題，寫寫材料。你們離開工作的時間很短，隻有幾天。
話說得很委婉，其實就是隔離審查的意思。
但周恩來安撫說：對你們的待遇不變，對你們的家屬子女決不歧視！我代表中央說了這個話，你們的家屬子女要是遭到了什麽歧視的話，就拿我是問。今後你們就找我姓周的算賬！說這話時，周恩來特別用手拍了胸脯。
就在總理講話時，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政委楊俊生帶著數名彪形大漢，已經站在了黃吳李邱四人的身後。
四人被帶走時，周恩來分別和他們說了話，還特別同邱會作握手告別。
按照安排，四個人被分別關押在衛戍區的不同地方。
最開始，不但關押的環境差，夥食也極差，才兩個多月的時間，邱會作的體重就從82公斤一下減少到66公斤。
黃永勝忍不住了，向毛主席寫了封信，要求改善夥食。毛澤東做了批示：“他們幾個人應當吃好，也有資格吃好，我們應當給他們吃好。”
對此，周恩來召集相關人員加以落實，從1971 年 12 月 1 日起，將四個人每天的夥食費提高到一元錢。
1972 年 5 月初，在經曆了反反複複的審訊以後，專案組向邱會作宣布了審查結論：1、中央認為你是交待了問題的。認為你的態度好，說得比較清楚。對別人有揭發，對自己的問題也作了交待；2、要注意好自己的身體；3、要利用這個機會多讀幾本書。
傳達完審查結論後，專案組把帶來的一床尼龍蚊帳，一床高級涼席，一個電風扇送給了邱會作。這幾樣東西在當年都價格不菲，像電扇是大軍區司令員才配發的。
專案組暗示邱會作，這幾樣東西是周恩來特別給的，像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三個人都沒有。
這之後，對邱會作的審查就基本停止了。
邱會作在衛戍區監押了五年多。最初兩年工資照發，十大之後，改為發“生活費”，比原工資減少了一百多元，降為每月二百元。每月吃飯、零花不到五十元，花不出去的錢就作為私人存款存入銀行。到1976 年邱會作離開衛戍區時，存款已有上萬元。這在當時要算很大一筆數目了。
據邱會作自己回憶，在衛戍區關押期間，一直是按軍隊標準給他發放軍裝，還照樣戴帽徽領章。內衣由衛戍區為他買和做。夥食也開得相當好，總理有交待，如果身體再掉肉，看管組要負責。為此部隊決定再提高邱會作的夥食標準，每天一磅牛奶，幾個雞蛋，四兩肉，新鮮青菜要在一斤半以上，但夥食費不增加。日常消費的茶葉是一級龍井，香煙是精製的小包裝“中華牌”，還有高級點心高級糖。
關押的地點也大有改善。最初是在工兵營一個連隊的營房裏。有一次邱會作隨口說了句：“如果有個獨立的小院子該多好啊！”師部立刻把師直機關的幼兒園搬走，把有圍牆的獨立院落騰給他住。還下令師直各連隊的號兵不許清晨在這兒練習吹號，練吹號隻能到三裏以外的地方去吹。
因為文革初期邱會作的腰椎被造反派打得三處壓縮性骨折，留下殘疾，解手時蹲不下去。警三師軍營內都是蹲式廁所，於是專門為邱會作安裝了一個坐式馬桶。邱會作洗澡安排在師首長專用澡堂，距離關押的地方有兩百米，遇到刮風下雨，會專門用小車接送，換下來的衣服，立刻有人拿去清洗。
房間裏最早隻有木椅，後來增加了沙發和皮椅。桌上的台布，夏天是塑料的，冬天是布料的。冬季取暖，最初生火爐，怕煤氣中毒不安全，改裝暖氣又管線太長，鍋爐壓力不夠，就專門砌了火牆，入秋就燒，晚春才停。
精神生活方麵，可以讀書看報，不受限製，邱會作利用這個機會，讀了上百本書。
醫療條件也相當不錯。醫生是師醫院門診部主任，醫生用藥和病情報告與中央保健組那邊相聯係。這位醫生對邱會作格外盡心，每十天給他注射一次“球蛋白”，還給他服用鹿茸精等健身藥。
邱會作的腰被造反派打傷過，很難彎曲。醫生會像小輩那樣幫他洗腳，剪腳趾甲。一旦邱會作生病，他會日夜守護在床前，無微不至地照顧。後來才知道，醫生是在報恩。1960年代初，他在西安第四軍醫大學學習，畢業時因成績優異，校方要他留校工作。他自小生活在北京，不想留校，因此和學校發生了爭執。這件事偶然讓邱會作知道了，他在交上來的報告中批準這個畢業生回北京衛戍區，使其一家人免於兩地分居。
這件事邱會作早就忘了，但醫生卻始終銘記在心。
1976 年 12 月 30 日傍晚，事情突然起了變化，看守組的一個副連長悄悄對邱會作說：“你今晚要離開這裏，送往秦城監獄。”
不久，來了幾個陌生人，為首的一個戴著大口罩。他們是來押解邱會作去秦城的。
臨行前，看守組送來了最後一餐晚飯，比過年的飯菜還要豐盛，添加了燒雞、臘肉和幾碟冷盤。飯後，邱會作要把借來的軍用大衣、棉鞋還掉，答複是：“師首長指示，這些東西全送給你了。它們樣子不好看，但厚實保暖，你用得上！”
外麵催動身了，邱會作走到院子裏，看守組的戰士已經排成一列在送別他。邱會作向大家感激地敬了一個軍禮，大聲說道：“警三師不愧是一支光榮的英雄部隊！謝謝大家了！”
當晚，辦理完繁瑣的移交手續後，邱會作住進了秦城監獄。這一住就是四年多。其間的種種處境，完全超乎他的想象，此前在衛戍區的一切優待，徹底取消。夥食費仍然按規定每天一元，但“每頓飯隻供應兩個粗糙的玉米麵窩頭，或是粗米飯加上一碗菜湯。這樣的夥食按當時的物價來算，最多每天兩角錢”。幾個月下來邱會作又瘦掉了二十幾斤。生活上就連衛戍區帶過來的衣物也不給他穿，而監獄也不發衣服。一年後，衣服破損不能補充，沒有了背心、褲衩、內衣，隻好光著身子穿外套或穿棉衣。邱會作形容自己當時的相貌，“衣衫襤褸、形如乞丐”。
有段時間，一度以為四人幫倒台後，會釋放他們，重新安排工作。結果等來的卻是法庭審判，1981年1月，法庭判處邱會作有期徒刑16年。
當年8月，邱會作獲準保外就醫，與妻子胡敏一同安置到西安居住，每月發給生活費100元。
剛到西安不久，邱會作便因生病需要住院治療，他的醫療關係在地方，按規定應該去離家較遠的省醫院就醫，沒想到附近的軍醫大學附屬醫院竟然同意他入院治療，還給他安排了高幹病房。考慮到家屬每天到醫院送飯不便，又借給他一套三居室房子臨時居住。因為邱會作做過二十來年的總後勤部長，所以院領導見到他，都會叫他老部長。
有段時間，獲知他出獄的消息，許多老同事、老部下都紛紛跑來看他。這天，有人背了一大包東西前來敲門。邱會作一看，是他在解放戰爭時的警衛員，四川某軍分區的政委，已經六十歲的人了，一進門就大哭起來。他對外謊稱是回東北老家探親，實際卻是偷偷跑來看老首長的。他背來的一大包東西，都是邱會作愛吃的臘肉、皮蛋、菜幹……一進門二話不說，還像當年做警衛員一樣，掃地、擦桌子、做飯，把寫字台清理得幹幹淨淨。臨走那天邱會作送他上火車，列車即將啟動時，他站在軟臥車廂門口，淚流滿麵，向邱會作敬了個標準的軍禮。
1987年9月，邱會作服刑期滿，被就地安置，每月發給生活費200元。其餘仍維持現狀。
10月，邱會作離開西安到北京探親，動身前，他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要求改善生活。對此，邱會作沒抱什麽希望，以前也要求過多次，都沒有人理睬。沒想到這一次立即有了回應。
在北京待了近兩年後，邱會作又回到西安。根據上麵的批示，他住進了陝西省委離休幹部第一休養所。這是一座剛落成的有十幾幢樓房的院落，是西安最好的幹休所之一。
整個院子有百十戶住家，邱會作分到的房子是麵積最大的一種，五室兩廳，配有電話，是省級幹部的標準。
非但如此，他的“人事關係”也從省公安廳轉到了省委組織部老幹部局。生活費提高到了每月700元，後來又增加到1000多元，還有各種補貼。
待遇一變，地位也變了。
邱會作還記得，1981 年他剛出獄到西安時，幾乎沒有當官的前來看他，官大的更不敢來。可等到他搬進幹休所沒幾天，所裏的人差不多都來看了他。退管會主任範明是離休幹部中級別最高的，擔任過西藏工委副書記，1955 年授少將銜。離休前是陝西省政協副主席。範明以老幹部老領導的禮節對待邱會作，其他人一看，也都不敢小覷邱會作了。
幹休所的住戶中，有個老太太叫同桂榮，是劉誌丹烈士的遺孀，年且九十。她一見邱會作就說：“他們對不起人的太多了，想開點，活著就好。”談笑中她說起一件往事。有一次周恩來通知劉誌丹，軍委供給部副部長邱會作要去他那兒辦事。劉誌丹見來人是個二十歲出頭的小夥子，以為是邱的警衛員，就問首長在哪兒？邱會作說首長（周恩來）在家沒來，劉說首長沒來怎能辦事？後來搞清楚眼前的邱會作就是管供給的副部長，劉誌丹感慨地說，中央紅軍的幹部太年輕了。
老人的獨生女是陝西省人大副主任，在幹休所也有一套住房。同桂榮得知女兒怕影響不好沒去看過邱會作，就對他說：“我那女娃不懂事。這個院子裏有幾十位老幹部，當年還不都是些‘兵頭將尾’，誰人敢說是她爹的同事和戰友，隻有你邱部長一個人有這個資格。我要她對你執長輩的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