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三年的重慶，抗戰進入末期，整座城市被籠罩在經久不散的霧氣中。憲兵團長沙吉夫少將受命出任，負責肅清這座陪都的暗流。
剛上任不久，沙吉夫便親手立下了一樁“大功”。那是追捕一名潛伏已久的日本高級特務，對方在試圖穿越磁器口碼頭時被憲兵包圍。在激烈的追逐中，沙吉夫親自扣動扳機，在那名特務縱身入江前的最後一刻將其擊斃。然而，那名特務臨死前詛咒般的眼神，竟成了沙吉夫後半生揮之不去的陰影。
自那以後，沙吉夫的官運似乎走到了頭。盡管立了功，卻因種種瑣事被卷入無休止的官場糾紛。私下裏，同僚們甚至迷信地傳言：沙吉夫擊斃那個特務時衝撞了某種煞氣，自此“黴運纏身”。
為了平息憲兵與地方警察係統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引發的火並，上峰強推“警憲聯勤”。沙吉夫被迫與警察係統的地頭蛇合作，將重慶劃區共治，實行**“雙長官製”**。
這種平衡極其脆弱。更令他頭疼的是，一名遠房親戚因涉嫌“親共”被保密局逮捕。親戚家屬跪在他家門口求他保人，沙吉夫顧念舊情，動用關係將其保釋出獄。然而，這件事很快成了政敵手中的把柄。同僚們在背後譏諷他“首鼠兩端”、“家門不淨”，甚至有人密報他包庇“紅匪”。這種裏外不是人的窘迫，讓他在官場上愈發邊緣化。
時間到了民國三十八年深秋，重慶的迷霧中透著刺骨的寒意。解放軍的炮火聲已逼近郊區，撤往台灣的最後幾架飛機在白市驛機場轟鳴待命。
憲兵團長沙吉夫站在淩亂的辦公室裏，腳邊放著一個沉重的皮箱，裏麵裝滿了金條和美鈔。副官焦急地看表：“團長，再不走就真的來不及了！”沙吉夫提起箱子走到門口，卻猛地停住了腳步。那一瞬間，腦海裏全是妻子驚恐的麵容和幼子稚嫩的呼喚。
“你先帶兄弟們去機場，我回一趟家，帶上家小就來！”沙吉夫將裝滿家當的皮箱塞給副官，轉身衝進了濃霧中。
當沙吉夫費盡周折趕回家中，卻發現巷口已被封鎖。他折返回營部想集合最後的衛隊，迎接他的卻是黑洞洞的槍口。
機場那邊傳來了發動機遠去的轟鳴——副官帶著那箱金條，早已飛向了雲端。而留在原地的沙吉夫，在眾叛親離中，被迫在那張“起義宣言”上簽了名，成了新政權名義下的“投誠將領”。
局勢的演變遠比沙吉夫想象的冷酷。共產黨並不信任這個曾擊斃過日特、又曾因保釋親共親戚而被同僚詬病的“憲兵頭子”。
他被編入了嚴密的“學習班”。在那裏，他被迫一遍遍交代自己的罪行，從警憲衝突中的中飽私囊，到對地下黨的圍追堵截。最讓他崩潰的是，曾經隨他一起“起義”的同袍，接連在深夜被叫出去，隨後便是後山傳來的沉悶槍聲。那些鮮血淋漓的現實告訴他：所謂的起義，對他而言並不是新生，而是漫長審判的開始。
由於其憲兵係統的特殊身份，沙吉夫最終沒能逃過牢獄之災。在漫長的服刑歲月裏，關於家人的消息成了斷斷續續的噩夢：妻子因他的身份被劃為“偽軍官家屬”，在曆次運動中受盡屈辱，最終貧病交加而逝；孩子們在學校被歧視、被唾棄，在那樣的年月裏，他的名字是全家人洗刷不掉的恥辱。
二十年後，當沙吉夫帶著一身病痛走出監獄大門時，重慶的霧依舊，世界卻早已麵目全非。
他循著模糊的記憶，找到了已近中年的兒子。在那間狹窄破舊的廠房宿舍裏，沙吉夫顫抖著手，想要撫摸兒子的肩膀，卻被對方冷冷地側身躲過。
“我沒爹，我爹早就死了。”兒子的眼神裏沒有重逢的喜悅，隻有刻骨銘心的麻木和痛恨，“因為你，我這輩子沒進過學門，沒升過級，連入伍的資格都沒有。你回來做什麽？”
沙吉夫僵在原地，那是比當年的槍口更讓他絕望的冰冷。他曾為了這一家人放棄了逃生的機會，卻最終成了毀掉這一家人生活的罪魁禍首。嘉陵江水靜靜流淌，他孑然一身走在黃昏的街道上，不僅失去了那個舊時代，也永遠失去了這個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