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日本本土的配給製度，及那裏平民生活是怎樣的？
20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後，一度受益匪淺。憑借東北地區豐富的礦產糧食，加上台灣的蔗糖跟稻米，日本國內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於1938 年之時達到了高峰。不過隨著侵華戰爭已經陷入難以速決的泥潭，軍費開支惡性膨脹。且國際上因為日軍殘酷的暴行跟無限的野心而對其日益孤立，也引起了太平洋地區的英美的警覺和製裁。
於是，物資配給製度被提上日本國民經濟的議事日程。1940年7月1日，日本開始對糖、火柴還有其他商品實施配給。東條英機上台後宣布，自1941年開始，日本要實行糧食配給，大米實行配給製，成人每天的口糧是330克，各家以購糧本在指定的米店購米，還頒發了白米禁止令，要求糙米跟精米混吃。
在1943年前，為滿足侵略戰爭的需要，日本政府不斷增加大米、小麥、大麥和土豆的生產配額，這自然給農民帶去了更大的壓力。且那些生產配額並不會根據蟲害、氣候災害、肥料的短缺等原因導致歉收而有所變化。一旦產量降低了，農民們隻能絕望地將自己全部的收成交給政府才能夠滿足生產配額。但到戰爭後期，這種情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因為許多農民私底下用自己的糧食跟城市居民直接交換貴重的物品，有些人甚至在收成好的時候發了一筆小財。
戰時的物資匱乏也表現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因為進口被封鎖，日本本土唯一能用於生產的布料僅限於一種叫做“豆腐”的易碎織物，這種“豆腐”布料是用木漿和樹皮混合著粉碎的廢舊棉布製作的。日本的紡織業曾居世界第三位，從澳大利亞進口羊毛，從印度、美國、埃及和巴西進口棉花，但在盟軍切斷其海上運輸線後，因為原料的短缺，日本隻能生產人造布。
而為了滿足武器生產對金屬原料的大量需求，日本國內實施了嚴格的物資回收製度。各個城市紛紛拆除金屬裝飾材料，東京的金屬路燈支架、鐵軌、金屬交通指示牌，還有建築上的各種標誌牌都被拆卸下來，就連靖國神社的銅製大門也被放倒，運到軍工廠作為生產子彈的原料。日本神道教的神社獻出了銅製神龕；佛教寺廟貢獻出大鍾和銅鑼等。
1944年，在東南亞和中國東北的往日本本土的石油糧食大動脈被美國切斷後，因為燃料跟食品的枯竭，日本人一再緊縮消費。1944年的民用汽油消耗量降至二十五萬七千桶——僅為1940年消耗量的4 ％。那些被認為是必須使用汽油來行駛的車輛改裝成使用木炭或木柴。工業用油則從黃豆、花生、椰子和蓖麻中提煉。民間貯藏的土豆、糖和米酒——甚至零售店貨架上的瓶裝米酒——都被征用來提煉酒精，用作燃料。
在非常需要燃料的情況下，海軍不顧一切，還發起了異想天開的挖掘鬆樹根運動。在“兩百個鬆樹根能使飛機在空中飛行一小時”的口號指導下，日本本土各島全民開始挖掘鬆樹根。鬆樹根經過十二小時加熱後，生產出一種原油代用品。三萬四千隻鍋子、蒸餾器和小型蒸餾裝置組合在一起，旨在使每組日產三四加侖油料。鬆樹根運動的有些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山上的所有樹木和樹苗都被拔得精光，大捆的樹根和樹株堆積在路邊。到1945年6 月，鬆根油的產量達到了每月七萬桶。但提煉方麵的種種困難仍未解決。事實上，到戰爭結束時，從鬆根油中隻提煉出千桶供飛機使用的汽油。
1945 年，日本的大米產量不過 660 萬噸，前幾年的年平均產量超過 1 千萬噸，少了快一半，其他穀物產量也是大大下降。本來就不能自給，外來運輸再一斷，食物的缺乏顯然是致命的。1945 年春，日本每天食物配給的標準是 1600 大卡，而且由於運輸的破壞和分發係統的不完善，實際遠遠達不到這個標準，換句話說大多數人天天得餓肚子。
副食品、調味品的供給量，跟昭和16年（1941年）度相比，肉類減為約20％；魚類減為約30％，調味品減為50％以下。而且因為配給不規律、保存設備不足等原因，實際情況更壞。食油、砂糖等的供應幾乎沒有。
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應量同昭和12年（1937年）相比，棉織品減為2％；毛織品減為1％，膠鞋減為10％；皮鞋減為零，肥皂減為4％，紙類減為8％。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奇缺，勢必加劇通貨膨脹，引起黑市交易的泛濫，腐蝕著國民的道德觀念和進行戰爭的決心。
為解決糧食危機，日本政府與營養專家號召人民采取新的反複仔細咀嚼食物的方法進食，以充分吸收營養。政府製定計劃把橡子製成食物，“號召全體國民同心協力”，特別是小學生等收集了500萬石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