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發瘋似的大躍進中，虛報浮誇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據楊伊文先生《一個幽靈仍在大陸遊蕩》披露：“據新華社的公開報道，水稻畝產量最高達130434斤10兩4錢，小麥畝產量最高為8585斤6兩，玉米畝產量最高為35393斤，山藥畝產 120萬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毛澤東開始擔心糧食多了怎麽辦？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在河北省徐水縣視察時，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匯報說，徐水全縣夏秋兩季一共計劃收獲12億斤糧食。毛澤東再次提出：“你們全縣31萬人口怎麽吃得完那麽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麽辦？”

毛澤東不僅非常著急地要求大家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要求科學家積極參與進來，與農民一起想辦法，拿出切實措施解決“糧食多了怎麽辦”的實際問題。他自己也親自開動腦筋，想出了三個辦法。一是“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二是“少生產。土地休整，實行輪耕製、休耕製。”三是“援外”。

在8月下旬中央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為了解決糧食多了怎麽辦的問題，毛澤東甚至提出“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糧食也夠用。將來我們要搞地球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計劃，哪裏缺糧，我們就送給他！”

“然而，半年時間，饑荒開始襲擊中國大地。三年時間，饑餓奪去數以千萬計中國百姓的生命”！

饑荒之年，由於吃不到糧食，人們饑餓難耐，饑不擇食，隻好以麩糠、野菜、草根、樹皮等充饑。這些都是荒年司空見慣的現象，不足為奇。本文所說的不是一般的災荒之年，而是亙古罕見的三年大饑荒；所說饑民的“奇吃”，不是普通的草根、樹皮之類，而都是人類根本不能吃的東西，作為人，不得不吃人類不能吃的東西，所以謂之“奇吃”。把這些“奇吃”記載、歸納起來，留給後人，讓他們知道中華民族曾經有過這麽一段慘烈、沉重的曆史，是親曆者和幸存者義不容辭的曆史責任。

人吃觀音土（白泥）

觀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鋁。由於顆粒細膩，給人以麵粉的感覺，但它不含任何營養成份，連動物都不吃。人吃了隻有飽腹感。但不易消化，排泄不出，隻得用竹簽、樹枝或手指頭掏，大半天掏出不來，非常痛苦。不少人被脹死。

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在《吃相凶惡》中說：“在我的腦袋最需要營養的時候，也正是大多數中國人餓得半死的時候。我常對朋友們說，如果不是饑餓，我絕對會比現在聰明，當然也未必。因為生出來就吃不飽，所以最早的記憶都與食物有關。那時候我家有十幾口人，每逢開飯，我就要大哭一場。……那時想，什麽時候能夠飽飽地吃上一頓紅薯幹子就心滿意足了。”

莫言又說：“1960年春天，在人類曆史上恐怕也是一個黑暗的春天。能吃的東西都吃光了，草根，樹皮，房簷上的草。村子裏幾乎天天死人。都是餓死的。起初死了人還掩埋，親人們還要哭哭啼啼地到村頭的土地廟去‘報廟’，向土地爺爺注銷死者的戶口，後來就沒人掩埋死者，更沒人哭嚎著去‘報廟’了。……糧食啊，糧食，糧食都哪裏去了？糧食都被什麽人吃了呢？村子裏的人老實無能，餓死也不敢出去闖蕩，都在家裏死熬著。後來聽說南窪裏那種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來吃。吃了拉不下來，憋死了一些人”。

1961年8月31日，四川省委整風整社達縣工作團檢查組，提交了一份渠縣群眾挖吃觀音土的調查報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峽公社文興大隊的20多戶人家，有15戶在蒲家山挖觀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來愈多，蒲家山一處不夠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嚴重，挖土吃的已擴大到三個區十八個公社。

我們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龍鳳咀等四處調查的結果是，被群眾挖空的土估算為400多立方米，挖土的約有一萬人次，挖走的土50萬斤左右。群眾在挖土的過程中，由於坑少人多，還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隊等候。路遠的人為了不在當日爬過高山之後再挖土，頭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廟學校過夜，第二天早挖早走。這所學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這裏，最多時有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隊派一老農專門挖土交給隊裏，隊裏給他記工分。由於饑餓，不少人邊挖邊吃。有的小孩由於天熱和饑餓，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時還造成塌方，壓傷了人。

群眾把挖回的泥土，經過發水、磨細等簡單處理後，就滲合著南瓜花、絲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來吃。慶豐大隊262戶人家當中，就有214戶、755人吃過泥土。截至8月23日止，他們挖回9840斤觀音土，已經吃掉了6768斤，現在還繼續吃。吃土後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誘發了不少疾病，有6人死亡。據對三個生產隊的初步調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13人。

從1959年春開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觀音土的記載。北川縣遊坪公社馬鞍山農民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觀音土。這期間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處發生群眾挖觀音土吃的嚴重情況。

鄧小平的堂弟鄧自力在回憶錄《坎坷人生》中披露：“糧食不夠就搞代食品，什麽胡豆葉，芭蕉頭，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來充饑。後來這些東西找不到了，有人開始吃觀音土。觀音土吃下去肚子發脹，不能排泄，幾天後就被脹死……。

鄧自力1958年是四川瀘州地委第一書記，因順應民意提出解散公開食堂等措施而被打成“四川頭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人吃煤塊

據莫言披露：“那時候我已經上了學，冬天，學校裏拉來了一車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個生癆病的同學對我們說那煤很香，越嚼越香。於是我們都去拿來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課，老師在黑板上寫字，我們在下麵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聲響。老師問我們吃什麽，大家齊說吃煤。老師說煤怎麽能吃呢？我們張開烏黑的嘴巴說，老師，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香極了，老師吃塊嚐嚐吧。老師是個女的，姓俞，也餓得不輕，臉色蠟黃，似乎連胡子都長出來了，餓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說，煤怎麽能吃呢？煤怎麽能吃？一個男生討好地把一塊亮晶晶的煤遞給老師，說老師嚐嚐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來。俞老師試探著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著，皺著眉頭，似乎是在品嚐滋味，然後大口地吃起來了。她驚喜地說：‘啊，真的很好吃啊！’這事兒有點魔幻，我現在也覺得不像真事，但毫無疑問是真事。去年我探家時遇到了當年在學校當過門房的王大爺，說起了吃煤的事，王大爺說，這是千真萬確的，怎麽能假呢？你們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餅，放在爐子裏呼呼地著呢。”

人吃老鼠、蜥蜴

據依娃《甘肅大饑荒調查實錄》披露，現年七十三歲的牛俊娣回憶說：“我大大（土語：父親）餓得沒有辦法，在倉房裏打了十幾個老鼠，煮熟撕了一碗肉，就吃上了。我大大說；‘香得很呀，我先吃了一半，想留下一半明天吃，晚上睡下，我餓得睡不著，咋都睡不著，就又起來，把那半碗吃上了。吃上這一頓，我還能再多活五天，不會馬上就死。’不久，牛俊娣的父親牛振福還是餓死了，草草掩埋了事。

牛俊香也告訴筆者：“我還吃過老鼠。”筆者問：“是你抓到的嗎？”牛俊香說：“我還能逮住個老鼠？是在城牆邊上的死老鼠，不知道怎麼死的。我媽看見了就收拾回來，煮熟給我們吃。反正沒有把我們鬧（毒）死。”甘肅省甘穀縣的李順子說：“我們那個村子一戶人家就是吃老鼠肉生存下來的，真的是個奇跡，咋抓住那個老鼠呢？光我看到的老鼠皮就有兩簸箕。”宋宏任老人說：“我父親就吃過老鼠，自己打死燒熟了吃。”

1959年下半年之後，夾邊溝勞改農場的勞改犯們被饑餓煎熬，一批體弱有病的人最先斃命。人們開始本能的掙紮求生，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看到蜥蜴，抓來燒著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無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後活活被鼓脹死了。

人啃床幫（床板的邊框）

在大饑荒年代，由於饑餓，能吃不能吃的都吃上了。有位農婦說：“啥不能吃？就椽（蓋房用的木頭）不能吃。”雖然沒有聽說有吃屋上木料的記載，但卻有啃床幫（床板的邊框）的實例。據仝小改（黃河灘）《河南大饑荒幸存者訪問記》中朱登振講述：1960年的春天，缺糧就更厲害了， 能找到的吃食越來越少，人都餓得渾身沒勁，越來越動彈不了了。 依袍(人名)也是個力氣大飯量大的人，他餓得躺在床上不會動。那一天，他侄兒在外間聽見裏邊咯咯吱吱響，進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幫呢。他侄兒問他：叔，叔，你這是幹啥啊？依袍說：我啃點花生餅吃吃。依袍就這麽啃著床幫啃著床幫，死了。

人吃大雁屎

仝小改根據胡山林老師的口述整理的《親曆三年大饑荒（一）》披露：村裏人又打起了大雁的主意——每到傍晚，村口就聚了很多張望大雁行蹤的人，因為一遇天黑，大雁就要落下來歇息，大家要估摸準它們的落腳地兒，好乘著夜黑去逮大雁。大雁歇息時有自己的哨兵，很警覺，人還沒走近，雁群就叫起來呼啦啦飛走了，沒人能捉得到大雁。後來，不知道誰發現了大雁屎可以吃，所以傍晚時分，村口仍聚集著許多張望大雁的人——撿雁屎也得估摸準雁群的落腳處。撿雁屎自然也是爭先恐後的，可去得太早了，驚飛了雁群卻撿不到雁屎，因為大雁還沒拉呢！手指粗的雁屎，前邊發白的一小段是不能吃的，要摘去，隻有青綠的一段才可以吃。雁屎的吃法有兩種，講究的一種，是把雁屎用清水泡開，然後再潷去水，拍成小餅貼在鍋邊焙熟了吃；簡單的一種，就是把撿回來的雁屎直接放在鍋裏焙炒，像炒玉米籽那樣。青綠的雁屎，實際上是大雁沒有完全消化了的麥苗，用前一種吃法，潷水時必然有所流失，所以這種吃法隻在最初用過，等到大家摸索出焙炒法，這種奢侈浪費的吃法就被徹底棄置不用了。我現在還時常想起吃雁屎的情形：上學路上，口袋裏裝著炒熟的雁屎，嘴裏咯嘣咯嘣嚼吃。焙炒的雁屎，火氣很大，吃後嗓子腫痛，兩眼滿是眵目糊。幸好能找到一些野地黃，用熟地黃泡水喝，才解了雁屎的毒。

天氣大冷時，大雁絕了跡，雁屎也吃不到了。

村裏每天都在死人。開始死人時，還有人哭喊、歎息，後來死的人多了，也就沒人流淚難過了。我們鄰居家一晚上就死了爺兒仨：當爹的和大兒二兒。當爹的也就30歲出頭，大兒子13，二兒子12。我和那家的三個孩子常在一塊玩耍。

村裏每死一個人，我都要用硬物在床邊的牆上劃一道，我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麽要這樣做。到第二年麥子灌漿時，我數了數那些道道，全村196口人共死掉了54口。除了我，恐怕沒有誰對我們村死的人有這麽準確的統計。

這是閑談時我的老師胡山林講的。他見我如聽天方夜譚，就搖搖頭說：你以為這是我編的故事？它是我八九歲時親曆親見的真事，就發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河南省方城縣施莊村。事情過去得並不遠，不信的話我領你到我們村找上歲數的人查證查證。

當筆者說到饑荒年間，有人吃大雁屎時，六十八歲、原籍河南偃師縣的趙桂香說：“大雁屎，我都吃過。不吃沒辦法。大雁是吃麥青的，屎拉在河灘上，我們去撿回來，洗一下，燒湯喝。就大雁屎，後來還沒有了，搶著拾呢。”

人吃牛屎、馬糞

今年六十歲，生活在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的牛俊香回憶說：“我記得生產隊的牛跑脫了，吃了隊裏的穀，拉出來的屎裏麵還有沒有消化的穀粒。我妹子那時才三歲，就在牛糞裏麵找穀粒吃，撿一顆吃一顆，撿一顆吃一顆。後來一個大些的男娃娃也來撿著吃，就打我妹子，不讓我妹子吃。把我妹子打得直哭，就為那牛屎裏的穀顆顆，兩個娃娃搶著吃呢。”

酒泉夾邊溝農場，餓極的右派們在馬糞裏找出未消化的麥粒，清洗一下吃。甚至從其他右派的嘔吐物、排泄物裏找未消化的洋芋小塊吃。

人吃小球藻（人的尿堿）

人民日報最初是將小球藻作為豬飼料宣傳的，直到1960年7月6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才明確提出小球藻具有很高的食用價值，並舉例說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試製糕點、麵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醬等食品，清香可口，甚至有人稱小球藻為‘水中豬肉’、‘植物牛奶’、‘人造雞蛋’”。胡喬木看了這些報道後上書毛澤東，建議在全國推廣小球藻。毛澤東於1960年10月27日將胡喬木的信批轉全國，要求全麵推廣小球藻。很快，全國掀起了生產小球藻的熱潮，農村、城市紛紛建池、漚人畜糞便以培養小球藻。

但在四川，人們食用的一種“小球藻 ”卻完全是另一種東西。這種“小球藻”是什麽東西呢？“就是人尿。把社員尿的尿用桶集中起來倒進大池子裏，漚個多少天，漚得綠茵茵黃淡淡的，把上麵的水漏掉吃下麵的結晶體。”這種人尿的結晶體，實際上就是人的尿堿，怎麽能吃呢？

至於人們為什麽把人的尿堿稱作“小球藻 ”，筆者至今仍不得其解。

人吃人屎

據依娃《人吃人屎──為了求生》一文披露，甘肅省通渭縣張大發先生告訴筆者：“我當農村小學教師的時候，有人就指著一個老漢說，這個老漢吃過人屎。那些年餓的實在沒有辦法，去要飯也沒有地方要，還不讓出門，說給紅旗縣丟人。吃草根樹皮也找不上，一個村子的榆樹皮都被刮光了。有一天，這個老漢就拄了個棍子，搖搖晃晃走到村外轉，找到一塊凍硬的人屎，就拿回來，在爐子上烤一烤，燒著吃掉了。吃了以後，就不那麼餓了。他第二天又去找，找回來燒著吃。也不迴避人，當著人麵就像吃饃一樣的吃。當別人問他的時候，他說，要找幹部拉下的屎，人家是吃下糧食的，品質高，能養活人。這老漢算是活下來了。”

“筆者在通渭也聽到同樣的事情，大牛溝有一位婦女，家裏人都餓死了，女人已經餓得麵黃肌瘦、發黃如草，村裏來了幹部，人家走到哪裏，她跟到哪裏，步步不離，等那些幹部一解完手，她就去搶人家的屎吃。她是大饑荒過後的幸存者。”

靜寧縣賈河鄉六十八歲的宋宏仁告訴筆者：“我不害怕你笑話，我的三娘就是吃過屎的。人家隊長的娃娃巴（土語：拉）了屎，她撿回來曬幹了吃，我看見的，我看見的。”筆者問：“隊長娃娃在哪裏巴屎？”他說：“在門口，我三娘就等著。人家隊長家能吃飽。”

人吃人

古往今來，是否出現人吃人現象是衡量饑荒嚴重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尺。隻要出現人吃人現象，這就說明饑荒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了。而且，出現人吃人的現象越多，說明饑荒的嚴重程度越重。

據《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記載，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陽光熾熱。在中南海遊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關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裏發出質問：“你急什麽？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麽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覺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裏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麽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麽？”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澤東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瀉而出，劉少奇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三年大饑荒期間出現的人吃人事件，一般分為兩大類：一是饑民吃死人的屍體，二是饑民把活人弄死後充饑。

人吃死人的屍體

在三年大饑荒中，人吃人多數是吃死人的屍體。一般分為兩類，一是到野外盜取新掩埋的死屍吃，二是在死人沒有掩埋之前就地宰割吃之，這種情況多發生在家庭之內或鄰居之中。

據安徽省亳縣人委（政府）辦公室原副主任梁誌遠在《大饑荒時安徽亳縣人吃人見聞錄 》中，披露不少發生在親屬之間的人吃人事件。其中有父母吃兒子的，如1960年3月28日，雙溝公社王閣大隊王莊王某，在小兒餓死後，被煮吃，吃後夫妻兩人腹瀉，三天後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餓死五口，剩下兩個孩子被送進大隊孤兒園；有母親生吃女兒肉的，如1960年春，大楊公社劉匠大隊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餓死3口的情況下，自己餓得無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兒身上啃掉幾塊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瀉，拉出許多爛肉。當檢查人員任懷讚（大楊公社煙酒專賣主任）發現時，該人已全身浮腫，處於半昏迷狀態。生產隊長朱本善把真實情況告訴檢查人員，並說昨天剛把生吃的女兒埋在地裏；有兒子吃父親的，如1960年5月25日，縣委生活檢查組長孫振林（中共黨員，縣文化館副館長）等人匯報：在魏崗公社逯樓大隊陳營村檢查，群眾強烈反映農民馬某，在其父親死後被煮吃掉，並將一部分充當豬肉以每斤16元賣掉。由於當時政府對這類事采取回避態度，所以沒加追究；還有叔父吃侄女的，據民政局離休幹部葛現德回憶，其家鄉城父公社葛魚池生產隊有一名社員，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後，一個不滿10歲的侄女被其收養，不久侄女餓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緊張，患病多年。

梁誌遠的一個親戚吃了死去的兒子，夫婦腹瀉病危，其嬸母說他們不該吃人肉。他說：“情願一頓吃飽死，不願長餓活著生。”結果兩夫婦死亡，全家7口人死去5口。

據亳州市原書記李興民回憶：我家原住亳縣大楊公社郭萬大隊李老家，與前瞿莊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一個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餓死近一半的時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瀉。除石有亮一個活著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那些盲流人員的屍體當然更沒有安全保證了。 1960年4月，梁誌遠去縣勸阻站檢查盲流人員的生活情況，站內醫生楊文德說：“勸阻站盲流死亡人員被扒吃了不少。”隨後，梁誌遠與楊醫生一起去墳地看，確實有不少被扒的盲流人員墓坑，地上爛衣狼藉，還看到一個未理發的中年男子的頭。梁問楊醫生：“公安人員怎麽處理？”楊說：“我已向公安局反映過多次了，沒人表態。”

據潁上縣公安局原局長王冠群不久前撰寫的《我所知道的潁上縣“特殊案件”》一文披露，由於饑餓，人相食案件陸續出現。有從亂墳崗揀回屍體食用並出售者，如1960年1月14日，六十鋪鄉農民陳士賢(男，33歲)，從亂墳崗揀回小孩屍體一具，煮熟後自食又在集市上出售。發案後，陳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後監斃；類似這種情況的案件縣公安局辦理10起。有從曠野荒地揀回整個屍體或肢解部分，煮熟後充饑。屬這一類的事件縣公安局辦理37起。當時未被發現的或發現後未向政府報案的，遠遠不止這些。

據河南省 時任開封地委第二書記的張申回憶，1958年底1959年初．副省長趙文甫和地委書記陳冰之一人帶一個秘書到下邊私訪，到禹城杜集，一進村口．就見人們浮腫厲害，老百姓哭著說：再不來糧食，就都餓死了。陳冰之從村西頭走進一家，見一老人在草窩裏睡，看不見糧食，見屋裏有個小缸，淹著一缸肉，問：是什麽肉哩，狗肉？ 貓肉？老人哭了，說那是我孫女的肉哩！

餓的人吃人肉了！陳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趙文甫，一塊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

我想說一點真話，講了點真實情況，還沒敢說多嚴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據宋永毅《大饑荒“人相食”雙重悲劇之一瞥》披露，四川省石柱縣橋頭區人吃人的問題，最嚴重的是橋頭公社的瓦屋管區。據一隊何學珍和兩個吃人者談，在去年冬月和今年春共計吃掉馬德惠、馬德秀、陳世蘭等16個死屍，冬月二十開頭開始吃人肉的是羅文修老婆婆，她把一家一個死絕的三歲女孩馬德惠從地裏挖起切成片，用海椒麵拌來蒸起吃。接著是壞分子何朝必（已逮捕、死亡）把一個十八歲的男孩袁家林屍體弄來吃了。陳世蘭將兒子五歲男孩袁二頭屍體吃了，結果她死後又被別人吃了。馮厚珍也將七歲兒子袁毛屍體吃了。這個管區共計吃人肉的有18人，因屍體有毒素吃後人身上發黃發腫而死的13人，剩下五人未死的原因是隻吃了一點。其它公社也有吃人的事，如馬六營區何國芳的母親（58歲），叫劉清淑，埋後第二天就被別人將大腿和手臂割去。

貴州省赤水縣是重災區，餓死了超過10％的人口。1961年5月11日， “隆興公社馬臨管理區新華大隊第三生產隊貧農婦女王誌珍在六歲的女兒羅三女死後，用刀解剖屍體，取出心肝煎吃。”

據張雄 、鄭文《夾邊溝“右派”勞改營》披露，“1960年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裏被抬出去。死者的遺體被餓得發狂的人們從沙地裏扒出來，開腸破肚掏出內髒，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後麵用幹草燒著吃，也有悄悄焙幹了存著慢慢吃的。俞兆遠也吃過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後他已完全記不得是何種滋味。”

把活人打死充饑

在人吃人事件中，最慘烈的莫過於把活人特別是自己的親屬弄死充饑。三年大饑荒中，這類案件並不少見。

據梁誌遠在《大饑荒時安徽亳縣人吃人見聞錄》一文中披露，據張催糧回憶，1960年春，我家觀堂公社集東一裏張莊張韓氏，全家4口人，餓死兩口之後，身邊隻有一個瘦弱的女兒，她迫於饑餓，喪失理智，打死了女兒，將其煮吃，之後精神失常，有時呼叫女兒的名字。

據市農業銀行離休幹部、中共黨員王體忠回憶：他家在五馬公社泥店西南王樓村，社員王某的老婆（1922年生人）在1960春因饑餓打起了十來歲女兒的主意，將女兒打死煮吃。此人在90年代初還健在。

據大楊財政所離休幹部、中共黨員孫傳璽回憶，大楊公社丁國寺西南邵莊孫某（孫傳璽妻子娘家的鄰居），1960年將其親生兒子小禿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後死光。

據法院原秘書尚振華（離休幹部）回憶，他所經辦的案件中，有一個先吃小孩的慘案。案犯是大楊公社釣台村農婦張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後，不久又打死鄰居的小孩吃掉。案發後被捕，判決後死於獄中。

據市技術監督局、中共黨員、退休幹部楊心寬回憶：1960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組織部長，該公社龍台廟大隊韓老家村，韓某（16歲），其父母死後，即與其弟韓四生活在一起。1960年3月，他因饑餓將其弟弟打死，頭和脊背放在泥圈裏，肉放在鍋裏煮時被幹部發現了。經審問供認殺弟煮吃的事實。因未滿18歲，公社黨委作決定時我參加研究，將韓某抓送公社“火箭營”（一種強化勞動的組織）扣留關押，數月後在“火箭營”死亡。

1960年春，五馬公社黃營大隊郭橋村，一個57歲的農民殺死本村13歲男孩連臣，當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頭路口當豬肉出賣。縣公安局田朝珍等人偵破此案，將犯人逮捕，判處死刑，執行前死於獄中。

據潁上縣公安局原局長王冠群不久前撰寫的《我所知道的潁上縣“特殊案件”》一文披露，在人相食案件中，有故意殺死自己的小孩而食其肉者。如城郊區林拐鄉洪海子村女社員高士英，時年48歲，於1960年1月12日將自己的親生女兒（6歲）勒死後，將肉煮吃，發案後被依法逮捕，並以殺人罪判處了死刑。有殺死別人的孩子，肢解屍體自食並出售者。如1960年3月12日江口鎮居民劉陳氏（女，48歲），用花生米將其親侄兒（乳名馬駒，男，4歲），騙到自己家中，遂按倒在地用手卡死並肢解了屍體，除自己食用外，又冒充煮熟的豬肉在街上出售。剩餘的部分仍保存自家床下。馬駒的父親劉在誌發現兒子走失後，向公安機關報案。經偵查破案後劉陳氏被依法逮捕判處了死刑。劉陳氏的丈夫劉在祥涉嫌包庇罪，被依法拘留，教育釋放後不久也餓死在家中。

據任彥芳《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大饑荒》披露，原開封市紀檢委書記姚學智到南堯大隊，發現一家老人餓死了，隻剩下哥弟倆和一個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問弟：餓不餓？餓了咋辦，咱不能等死啊！兩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裏烤著吃。當家叔叔聞到烤肉味兒，過來一看，哥兒倆正燒妹妹的大腿撕著嚼呢。便大罵他們，他們像沒聽見，還撕著吃，把啃完的頭骨放在窗台上，叔叔報告了，公安局來人抓他倆，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餓死了。

姚學智說，我去調查，有兩個村已死絕了，屍體倒在街頭，沒人掩埋，真是慘不忍睹哇！

當時四川省崇慶縣農村工作組副組長、離休幹部鄭大軍在“幾樁人吃人的案例”披露了發生在東陽公社五大隊第一生產隊的“人相食”事件：

1959年底，一天下半夜，全家八口人已餓死了兩口的貧農莫二娃半夜殺了自己的親生麽女、三歲的樹才妹。烹煮時屋頂飄煙，被巡邏的生產隊會計王解放和出納、保管見到。將其一家老幼五口綁成一串，押到大隊。莫二娃叫冤說：樹才妹生下來就缺奶，連米湯都沒喝飽，好不易熬到三歲，連路都走不穩，命裏隻該活這麽大。與其餓死，不如讓她提前咽氣救全家。二娃婆娘磕頭哭訴：我們全家都吞了觀音土，沒油葷過不去嘛，媽心疼的樹才妹喲，下輩子投胎莫變人了。

全隊共82戶491口，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七歲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隊同一年齡線出生女童人數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

據餘習廣《吃人餓鬼：劉家遠慘殺親子食子案》）披露，湖南澧縣如東公社劉家遠，在一天夜裏殺了自己“躺在鋪上的、餓得就快要斷氣”的兒子，煮了吃了。

劉家遠被捕後，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說就是不想讓他兒子再受罪了。還說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兒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劉家遠被槍斃前一天晚上，監獄破天荒給他端來了一碗大米飯。據同號的犯人說，劉家遠竟把米飯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兒子，嘴巴裏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麽，然後幾大口就把一碗飯吃了個精光。

原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在《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中寫道：

信陽五裏店村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將其四五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隻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這個案子送到我這裏我很難辦。法辦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還是把這個小女孩抓起來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來也是餓死，不如讓她進派出所，還有口吃的。（楊繼繩：《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