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的爆發給歐洲及世界帶來的災難遠遠大於蒙古人的侵略和屠殺。從1347年到1353年，歐洲經過幾次鼠疫後，死亡的人口最少估計是兩千五百萬，並直接導致維京海盜滅絕。倫敦當時人口僅有六萬，黑死病死亡三萬五千，超過半數人死亡。一個有二十六人的修道院死的隻剩住持及另外兩名修士。牛津大學的學生死了三分之二。德國漢堡死了一半人，不萊梅死了三分之一。後來十七世紀時，倫敦又發生了一次鼠疫，一年之間死了十萬人。法國某地幸存者不到10%，巴黎某醫院一天死亡五百人。中亞和中東地區也同樣慘遭屠戮。據估計，埃及死亡的人數超過一半。很多中亞小國就此滅亡和滅絕。
“疫情在巴黎顯現的時間應該是1348年夏初。聖丹尼鎮編年史記錄：“1348年，人們口中的大死亡在法蘭西開始了，持續了大約一年半。巴黎平均每天有八百人因病而死。在一年半時間裏，有人說巴黎人死亡達五萬以上，聖丹尼鎮死亡一萬六千人。”?蘭斯?的加爾默羅會編年史認為巴黎的死亡人數更多，達到八萬。”摘自--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凱【英】《黑死病：（1348-1349）：大災難、大死亡與大蕭條》
薄伽丘《十日談》中也描繪了佛羅倫薩在1348年的一場鼠疫：“白天也好，黑夜也好，總是有許多人倒斃在路上。許多人死在家裏，直到屍體腐爛，發出了臭味。……每天一到天亮，隻見家家戶戶的門口都堆滿了屍體。……城裏死了十萬人以上。”
“這瘟病的威力實在太大了，健康人隻要一跟病人接觸，就會被傳染上，那情形很像幹柴靠近烈火，隻要一接近就會燃燒起來。情況甚至比這還要嚴重，不要說接近病人，就是跟病人說說話，也會染上這必死無疑的病症，甚至隻要接觸到病人穿過的衣服，摸過的東西，也會立即染上這種疾病。”
“一旦得了這種病，不管你怎樣延醫服藥，總是毫無用處，沒有一點好轉的征兆。也許這本身就是一種不治之症，也許是當時的大夫學識淺薄，總之是毫無辦法，或許還因如此，除去那些醫生之外，許許多多對於醫道一無所知的男男女女，也居然像受過訓練的大夫一樣行起醫來。但是，大家都不知如何下手，因而也就拿不出恰當的治療辦法。僥幸治好者真是寥寥無幾，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出現“疫瘤”後三天左右就喪了命，而且大多數都是既不發燒，也沒有其他症狀。 ”這就是當時意大利各國的慘像。薄伽丘是佛羅倫薩黑死病的親曆者，《十日談》雖然是小說，但關於黑死病的描述肯定不是虛構的。
意大利比較幸運的是米蘭這個城邦國，因為很早就封城而成功地阻斷了鼠疫杆菌的傳播。再就是波蘭，因為特殊地理環境和國王及時封閉邊境，使得波蘭成為整個歐洲唯一的免疫孤島。這個中世紀的封城辦法直到今天，通過武漢封城後成功地阻斷新冠傳播，被證明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阻斷瘟疫傳播的辦法。
當時的歐洲各國政府因黑死病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人民普遍不再信任政府，對他們在抗擊瘟疫上的表現大為不滿。為了轉移矛盾，歐洲教會和國王們開始甩鍋並尋找替罪羊。不幸的是，猶太人又一次被選中。他們因為善於經商，經常往來於各國之間進行貿易和金融活動，而被認為要為黑死病的傳播負責。還有一些極端的陰謀論者，甚至認為蒙古人就是以色列丟失的那十個部落，是猶太人招來的蒙古人。總之，各種不實之詞都強加在猶太人這個替罪羊身上，從而導致瘟疫流行期間，猶太人遭受歧視和迫害，甚至屠殺，僅斯特拉斯堡一地就屠殺了一萬六千猶太人。
鼠疫不僅導致大量歐洲人口的死亡，也動搖了歐洲的神權統治和教會的權威。黑死病降臨時，歐洲老百姓不知所措，被這種可怕的疾病嚇壞了，紛紛到教堂祈禱，求神幫助。牧師們帶領這些有病和沒病的羔羊們一起祈禱，可祈禱不僅沒有得到神的幫助，反而使教堂成了瘟疫傳播中心。感染的人越來越多，教堂變成了醫院，大批垂死的人被送到教堂進行治療，哀嚎之聲不絕於耳，其慘狀勝過地獄。勇於獻身的牧師以為有神護佑，毫不畏懼地投入到救治和護理之中。結果導致大批品德高尚的牧師病亡，而那些不那麽高尚的牧師則躲到鄉下避禍活了下來。這相當於黑死病對教會進行了一次逆淘汰的清洗，把品德好的人送給了上帝，讓品德差的留下來繼續忽悠百姓，自然導致教會信譽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