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早期， “人民委員會政府” 建立後，不光政府辦公一切照舊，紅軍在當地並沒有實行什麽打土豪的政策，隻是像舊軍隊一樣向商鋪攤派軍費，要商人出錢養軍。更有少數戰士和舊軍人一樣搞起搶掠的勾當。（《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下冊415頁.）
1930年6月，紅一軍團在毛指揮下北上。8月2日紅一軍團進入奉新縣境，在此開展了相當大規模與數額的籌款行動。毛澤東提出口號：打土豪籌款子。
在縣城，紅軍打了同榜第、徐仁聚等十餘家大商號，僅同榜第一家便被打了價值十萬元以上的金銀。而紅十二軍行軍經過上富、甘坊等城鎮時，又打了大批“土豪店鋪”。按奉新縣黨史辦的說法，紅軍在奉新短短五日，“僅縣城收繳金磚、銀寶、銀園計十萬元以上。土豪劣紳交出六十萬元，商會交出六千元，共計七十萬六千元。”
然而，籌款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紅軍籌款當時都規定了任務。張震上將當年是紅三軍團的連長，上級給每個連的任務是每月籌款一萬大洋，他們東奔西跑，一月頂多籌到六千大洋。（《同舟共進》2015年第3期 劉統）
1932年的4、5月份，在李富春、毛澤覃的指揮下，紅軍東路軍攻克漳州後大行沒收官僚資本、土豪財產，又向當地商人派捐。且各單位都定下有攤派籌款指標。
這樣的方針下，紅軍不到一個月時間便達成了“籌款百萬”的奇跡：4月底到5月初，紅軍在漳州籌款近40萬元、在石碼籌款14萬元、海澄約10萬元、南靖16多萬，打土豪得10萬。5月12日，紅軍籌得款子八十五萬元，到5月17日，紅軍籌得款費已達百萬之巨。
古田會議紀念館中，有一份名為《籌款須知》的油印文件，由中國紅四方麵軍政治部編撰，成文於1932年7月。
這個敲詐勒索傳授了九個步驟 （摘要如下）：
1．一網散開，精密調查。調查的依靠對象是”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的財物或鴉片 煙、酒肉等，秘密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甚至許諾事成後賞他們金錢以引誘他們說實話；
2．迅速捉人，適當待遇。運用便衣隊，化裝成各 色土民（每次化裝要不同），暗藏手槍，分途出發。特別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曉、黃昏這兩個時候。捉了本人當然好，就是當家的獨生子甚至家屬以及走狗也都可以。盡可能的先準備相當的群眾條件。（有工農會、糾察隊、遊擊隊等組織更好，如沒有，也要組織少數工農份子或利用流氓組織密緝隊），普通以當家的、父母、獨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為最重要，同時未嫁的女子，且隻有一個，或媳婦懷孕，娘家又厲害的，也為重要物件。
3．多貼條子，少寫數目。地主、商人本人雖逃走了，但他走不遠，並有走狗隨時在打聽消息。這時必須用貼條子的辦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數目，限期接頭繳款。條子要貼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農，凡在政策允許下可以籌得的，都要貼，以免漏網。
4．有軟有硬，加緊催款。在必要時，沒收一家的財物，燒一家的房子，或殺一個土豪（都是出於籌款無望而又有政治意義且能為大多數群 眾所認同的，而不宜以殺人燒屋為催 款的唯一辦法），以及用要燒要殺的形式恐嚇（燒房經過宣傳，拆開大門，倒洋油）等的階段，每階段中都可利用恐嚇催繳。
5．做好做歹，雷厲風行。向土豪家屬以及群眾（群眾中有土豪走狗在打聽）報凶報吉（時而說這個繳納到幾成就可以了事，時而又說那個一定要繳到某數才了事，不然，到某時要燒屋、殺人；時而說已開始磨刀了，要殺土豪某某），做好做歹（即張言某人不出錢就不幫其轉彎疏通，其人是可以並實際上也如此進 行，打土豪，拿洋油，磨馬刀等等）， 以包圍土豪及其家屬（特別是婦女）和代表，攪亂他原來心裏的把握程度。
6．優待土豪代表。與土豪代表來往要有專人，而且要有所謂“官”（籌款主任、政治部主任等）接洽宣傳，招待膳宿，言語要吹牛皮，飲食招待都要相當客氣，對送款的一切人（挑款的等）都要有相當的優待與宣 傳準備工作，以引起他們樂 於接頭交款的興趣。
7．挖地窖。窖常埋伏在人 不注意處的廁所、糞缸下、豬池下、隔樓板、瓦罐裏、煙囪中，萬 一沒找到也不要放棄，還必須按屋大小，派便衣偵探潛伏周圍，看白日裏有什麽人進去，都在那裏看了某處有好久時間？神色如 何？看了出來之後又怎樣了，這時絕 勿露形，隻報告負責人，到晚上再派偵探，看他準備何時動手挖窖。取挖人必是土豪親信走狗甚至是兒子或本人，絕對勿輕易放掉，必要時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來的肥土豪。
8．拍賣。拍賣快時，須按貨物分開 來，要不零賣，須告訴群眾幾家一聯； 貨物太多，時間不夠，要計算到後幾天再減價發賣，以及零賣與散發，絕不要等走了還有留給豪紳的。
9．最後一著。有時各家所罰捐款都繳齊了，而我們還嫌不夠，土豪商人還出得起，而時間還來得及，便要來個最後一著，加捐，或加以“重利剝削，高抬時價”的罪名，或以曾控 告過革命份子、摧殘過工農運動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強迫，在必要時，雖以前已罰或捐過款，也可以再殺一個。要殺的必須 更加重罰款，但這不是簡單的為著籌 款來個最後一著，還有政治上的重大意義。
方誌敏是打土豪的模範，他領導家鄉農民打土豪，帶頭抓捕和處死了當地的地主，他的五叔方雨田。
紅軍不但綁架土豪，在紅軍控製的地區，以反帝的名義，逮捕了境內幾乎所有的外籍傳教士。勒令這些“洋票”的家人，和所屬教會交贖金。
1934 年12月6日，方誌敏屬下紅十九師，在師長尋淮洲的帶領下，占領了安徽旌德縣城，抓獲了在此傳教的“帝國主義分子”美國傳教士師達能夫婦（John Stam & Elizabeth Stam），和他們的兩個月大的女兒海倫（Helen Priscilla Stam）。他們命令師達能寫信到上海內地會總部，要二萬美元贖金。師達能隻在信中描述了他被綁架的過程，然後引用了《聖經》中的一段話：“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在廟首鎮舉行的反帝群眾大會上，師達能夫婦被拖行遊街淩辱，並當場斬首示眾。
打土豪籌款子運動初見成效：
1933年6月起三個月時間將一萬餘家蘇區民眾打成地主富農（依照1934年1月24日中華蘇維埃中執委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七八九月間查出地主六千九百八十八家，富農六千六百三十八家），沒收其家產財物之後，所得也不過六十餘萬元。而1932年開始提高稅率征收農業稅後，全江西蘇區的收入也不過五十五萬元。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第303頁
錢財乃身外之物，可糧食是活命之本，地主家也沒餘糧，紅軍當然更缺。紅軍不想如何到白區去解決困難，而是向蘇區民眾伸手要糧：1933年春借穀20萬擔，1934年夏先後借穀總共70萬擔，總共借了上百萬擔的穀子。
在借糧不斷開展的同時，糧食恐慌已在民眾中蔓延……
當時，“許多地方發生糧食恐慌，甚至有因為糧食找不到出路的。在博生縣有個群眾吃藥自盡。在興國黃塘區因為兩升米的問題，一個男子把他的兄嫂活埋了”。黃道炫《張力與限界》第261頁
此時，紅軍又拿出一個招數：發行公債。
1932年6月26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訓令，為“充分準備革命戰爭經費”，要向全蘇區民眾發行戰爭債券六十萬元。短短四個月後，又發布了第二期革命戰爭公債，這次數額竟然翻倍，多達一百二十萬元。半年時間，蘇區便要向贛南閩西山區貧困的250萬民眾攤派了170萬元的公債。這樣的巨大的數額，必然造成強迫與命令主義的現象。王建華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財政動員》一文就談到，會昌發生的按人口均攤公債、每人負擔六毛的做法，被評價為“等於斷送群眾，替反革命製造機會的自殺行為”。
1933年7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高達300萬元的公債要求，為了完成這一空前的公債任務，各地不斷發生“命令主義”的強迫現象。在革命老區的於都縣，竟直接發生了區蘇主席自殺、四百餘群眾逃亡的惡性事件。當時蘇區民眾在戰爭裏的經濟負擔之大，可見一斑。
1932年的蘇區，第二期戰爭公債120萬元，僅用十五天時間便能超額完成。可在1933年中到1934年初，五個多月的努力，逼死了幹部、逼跑了群眾，建設公債隻完成了不到一半。許多地區更是連三成都沒做到。
在攤派完上百萬元的公債後，蘇區官方不光（在節約夥食的同時）動員群眾捐獻穀物給紅軍，讓軍民為戰爭勒緊褲腰帶，中央蘇區就又發動了一輪名為“退還公債，不要還本付息”的運動。
最初是在1933年2月17日，中國手藝工人工會在會議上決定：號召會員退回所購買的第二期公債票給政府，不要政府還本，將這筆款項去充實革命戰爭的經費。當時出席會議代表立即踴躍退還個人自己所購買的公債票，作為實現這一決議的開始，共計約有50元大洋。《紅色中華》報為此發表社論，宣傳鼓動群眾退還公債。在這一段時間內《紅色中華》上每期都大量報道了退還公債的感人事跡。
接著在3月6日，《紅色中華》報就發出號召，鼓勵節省一個銅板，退還公債，減少夥食費的運動。號召提出：“現在已有幾個團體開始節省一個銅板運動，並且踴躍地把二期公債退回，不要政府還本（如勞力運輸工會、中國店員手藝工會等）”，“現在本報特向全體同誌們作一最熱烈的號召：以革命競賽的方式立刻開始節省一個銅板，退回公債，減少夥食費的運動！”
1933年3月27日，《紅色中華》就發文提出將退還二期公債的運動深入到農村中去的口號。通過積極動員群眾。武陽區共退回2000多元，壬田區退回一千二三百元，雲集區退回2000元左右，瑞金區退還5000餘元。瑞金共退還5000餘元。一直到1934年開展節省運動時，蘇區群眾還在繼續退還公債。對此，中央財政部規定，未退還的仍可以退還，也可以換購以後發行的經濟建設公債。——《中央蘇區的公債發行述論》.萬立明
到1934年5月，之前發行的170萬公債已有90萬被“自願退還”，至於剩下應當由蘇區官方連本帶息發還的數十萬公債，則又要在“群眾團體”和官方的“提議”裏延遲發還。
此時手中還持有第二期債券的蘇區人民，如果想要“止損”，那也隻有拿手中的債券去頂第三期的300萬公債。至於第三期公債的償還，那便更是遙遙無期了……
中共官方今天如是說：公債發行之後，廣大群眾積極響應蘇維埃政府的號召，以極大的政治熱情迅速掀起了認購熱潮。在蘇區群眾的支持下，超額完成了300萬元經濟建設公債發行。蘇區婦女更是把自己的嫁妝和銀器首飾捐出來鑄現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於1934年10月撤離瑞金，踏上漫漫長征路，瑞金人民把認購的革命戰爭公債和經濟建設公債78萬元、糧食25萬擔、銀器22萬兩，連同存在蘇維埃國家銀行瑞金支行的2600萬銀元，全部無私奉獻給了中國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