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到底有什麽大病？

來源: 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於 2025-11-21 19:50:44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42161 bytes)

在學者陸陽的記述裏，“從小體弱的錢鍾書幾乎每年都會大病一場，一病可能是一個月”，這是實錄。錢先生固然學究天人，但是一輩子都是名副其實的“文弱書生”，身體素質始終很差，晚年更是纏綿病榻直到去世，可說因病吃盡了苦頭。

但是，比較有意思的是，大家都知道錢先生“多病”，但他具體是什麽病，或語焉不詳，或人言言殊，似乎一直以來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說明。就連最知內情的楊絳，也未曾專門談過，尤其是早歲之病更是鮮少論及。《記錢鍾書與<圍城>》裏說錢鍾書“六歲入秦氏小學”，“上學不到半年，生了一場病”，不得已“停學在家”，什麽病沒說。後來的《我們仨》與《聽楊絳談往事》二書，論及錢鍾書的“病”不下百處，可也多是隱隱約約，點點滴滴，並不全麵。我們大體可知的是，中年以後的錢鍾書，苦於喉炎、失眠、頻繁感冒等症，尤以哮喘糾纏最厲害，一旦病發非常痛苦。“每次發病就不能躺下睡覺，得用許多枕頭被子支起半身，有時甚至不能臥床，隻能滿地走”，而且“呼吸如呼嘯”，楊絳還戲稱他是“呼嘯山莊”。83歲那年，他被查出腫瘤，次年癌細胞擴散，日漸不省人事，拖到4年後駕鶴西去。這是錢鍾書病況的一個“粗線條”過程。

這裏麵當然尚有大量“空白”需要添補。錢鍾書從小體弱，6歲甚至病到輟學，這是上述已明的。據楊絳回憶，1919年秋天，楊家準備無錫租房，恰巧找的是留芳聲巷錢家，錢家女眷告訴楊母，“搬進以後，沒離開藥罐兒”，這裏的“藥罐兒”不排除錢鍾書服用的可能性，而那時錢鍾書9歲。可以合理推斷，錢鍾書生來體質孱弱，或許有遺傳上的關係。很多材料表明，其生父錢基博本人，同樣年輕時就體質很差，七病八痛，疲憊不堪。據《錢基博年譜》，錢基博幼時曾一度“已病不起”，經無錫名醫汪藝香診治得救；而據錢鍾魯《無錫錢繩武堂滄桑史》，錢基博日後常年患便血病和頭疼症，著作大多數都是“忍受極度痛苦下完成的”。錢基博早年書信中，亦常有“近患痼疾”、“胸腹痛,不能伏案”、“伏枕時多不能握管”等語。錢鍾書也始終神經衰弱，常年苦於失眠。

遺傳因素之外，錢鍾書青少年時代不愛運動，應該也是個重要促因。2001年，他的小學同學孫克定老人回憶童年往事，記得很清楚的一項，是錢先生“體育不行”，可見印象之深。楊絳也說他大學時“不愛活動”。錢鍾書身材不高，海外某文史名宿與之多有接觸，據其私下見告，老年錢鍾書目測身高約166cm，雖不“渺然”但也偏矮，向乏鍛煉或許也是成因之一。錢鍾書開始有意識地鍛煉身體，已是晚年。據舒展《曆史的淘氣》一文回憶，錢媛給他買了一台健身車，他依囑每日踩15分鍾，若遇晴好天氣也會攜楊絳出去散步一二十分鍾。由於多病，他60歲以後，也慢慢實踐養生之學，開始練八段錦與大雁功，“養生功”與器械健身及散步配合使用。錢鍾書本身是喜談“養生哲學”的，據學人龐驚濤統計，僅《管錐編》一書，涉及養生內容的條目即達50多處。

而且，錢鍾書10歲入讀東林小學時，就患上了高度近視，此後一直目力較弱。因為近視嚴重，東林小學時代，“坐在課堂上老師講什麽，他茫然不知”，以至於除了國文外，包括數學、英文諸科均表現平平——日後湯晏所寫傳記《一代才子錢鍾書》說他“功課頂尖”，顯然不確。也因此，1932年楊絳與之初晤時，錢鍾書給她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戴一副老實大眼鏡”，難說什麽“年少翩翩”或“一見鍾情”。錢鍾書現存最早的照片，拍攝於1932年的清華氣象台，確實是弱不勝衣的書生狀。甚至，這個年紀的錢鍾書，其病似乎就很“有名”了。方其“年方弱冠”之日，陳衍就在《石遺室詩話續編》中就特意提及說“餘見其多病”，然後“勸其多看書少作詩也”。那是1932年前後，錢先生不過20出頭。

都說“病從口入”，但錢鍾書一生，對於口腹之樂，似乎都沒多大興趣。他對做飯素乏研究，歐洲留學其間，學會燉雞、烤麵包做點簡易早餐，已是超常發揮，足以“驕其妻”了。

他喜歡談吃，有後輩說“閑暇時他會講他的‘美食經曆’給我聽”，令人“想起後來陸文夫寫的《美食家》”雲雲，但他對吃實際不太挑剔。楊絳說“鍾書是愛吃的”，證據是建國初剛回京時，家裏女傭不擅做菜，錢經常帶妻女出去吃館子，而且“總能點到好菜”，此外就是夫妻倆英國時，曾受不了房東的粗略飲食而搬家，自己開火。諸如此類，其實都談不上"食不厭精"，隻是普通人的飲食要求而已。鄭朝宗轉述的“生平三大愛好”，也就後兩項可以做實的。錢鍾書委實難稱“吃貨”，而且嚴重偏食。他是無錫口味，嗜好吃魚，偏愛豬油年糕、蜜餞果脯之類甜食（《我們仨》）。《圍城》裏方鴻漸貪愛“煎鱔魚絲”、“橘子酪”之類的飲饌喜好，幾乎是作者的自我寫照。《槐聚詩存》中自稱“不好茶酒而好魚肉”，也實乃夫子自道。所以，女婿王德一在世時，最喜歡帶他去“鼓樓前一家小館子吃那兒拿手的魚”，錢也樂得享受；1972年春後，他自己學會劃火柴、點煤爐，直到1980年代初慢慢摸索能燒一點菜時，首選菜品往往也是魚類。錢媛改嫁以後，需要操持家務，也開始研究菜譜，回娘家時也會下廚做“幾樣時令菜肴”，讓父母嚐嚐鮮，但那時錢鍾書每次也隻能“吃一點兒”了。據訪客潘兆平觀察到的，以及吳泰昌親耳聽到的楊絳說法，錢家平日吃飯，多很簡單清淡，一碗白粥、幾片麵包，外加果醬之類，“開葷”則會吃上兩三段小對蝦，屬於“中西並蓄”。錢鍾書不煙不酒不咖啡，飲食上是很撙節的。

1940年代困處上海“孤島”時期的錢鍾書，漸入中年，憂世傷生，在那一段“生平最為淒苦”的歲月裏，身體狀況更是頻現紅燈。按楊絳《我們仨》的回憶，“貧與病總是相連的”，此時的錢鍾書又是“每年生一場病”。這個時候的他，盡管依然“英國紳士派頭”，西裝革履，出必手杖，但異常奔忙，除了在教會大學兼課，又添了幾處家教，加之食物短缺，營養缺乏，身心俱疲，多病幾乎是必然的。那幾年，清華同學鄭朝宗與之過從甚密，曾留下這樣的“現場記錄”：“鍾書君年未四十，體羸善病，抗戰末期，困處滬濱，心情奇劣。每次我去看他，總要聯想到杜甫的《佳人》”，可見多愁多病身的淒苦。《槐聚詩存》所收錄此際篇什，多有“病起”、“病榻聞鳩”等題。自號“槐聚”，書題“圍城”，可說均是苦悶的象征，是“困而致之”亟需療傷的表達。這個時段的錢鍾書，主要病症是感冒，而且伴隨發燒不退，“一病往往一個多月”。請了“上海名中醫”，服高價藥不見效，請了西醫診視，一樣不濟事。楊絳束手無策，被迫“自做醫生”，對照病情，自去藥房抓藥，反倒誤打誤撞行之有效。1943年5月，楊絳編劇的《稱心如意》在上海金都大戲院上演兩周，驟然一夜成名，但錢鍾書正在病中，沒去看過。可以說，即便是“壯年”時代的錢鍾書，身體也是一點都不“壯”的。

1970年代之後，錢鍾書否極泰來，聲名日隆，但也漸入“暮景桑榆”之年，老病侵尋，筋力益衰。據同事錢碧湘回憶，錢鍾書在幹校時，經常會“頭痛，沒有力氣”；1972年春在給社科院晚輩信中，錢鍾書曾自嘲是“半病不病身體，似通非通思想，得過且過生活，如此而已”。據這批書信，這年5月間，他牙齒也出現問題，一下子拔去兩三牙，頓成“無齒之徒”，而且血壓很高。更為重要的是，糾纏他整個晚年的哮喘病開始出現。據外甥女石定果回憶，1973年夏天，她去京見到錢鍾書時，發現盡管天氣很熱，但“大舅舅衣領的扣子卻不解開”，問知是為了“保護咽喉部以免受涼引發哮喘”。這個哮喘出現的原因，錢鍾書1979年訪美時，親口對夏誌清談過，是多年前“為庸醫所誤，小病轉為大病，曾昏迷過四小時”，“從此得了氣喘症”。據社科院董衡巽回憶，1974年他們從河南幹校返京，聽說錢鍾書病了，前去探望，發現“錢先生靠在床上，頭下墊了不少枕頭、被子之類的東西，墊得高高的”，楊絳解釋說“錢先生哮喘病病危，經搶救脫險，因大腦皮層缺氧硬化，說不清楚話”。而據《聽楊絳談往事》，1973年12月，錢夫婦被迫“流亡”錢媛宿舍期間，錢鍾書曾一度“病發告急”，送往北醫三院搶救，結果急診室連可供病人躺的地方都沒有，夫婦倆隻能找來暖氣片上的木框子躺著。可以推測，為“庸醫所誤”從此落下哮喘正是這次診治。而且，這次醫療事故還讓他“腿腳也不靈便”，很長一段需要楊絳全程扶持。1975年嚴冬某晚，錢鍾書半夜起床跌倒在地，幸虧楊絳驚覺，才避免意外，夫妻倆隻能抱團取暖，“擠在一起靜侯天明”——可征直到此時，錢鍾書還是不良於行狀態。《管錐編》初版自序寫於1978年1月，裏麵說“多病意倦”，可說是這個時期頗感無奈的心聲流露。1977年3月13日給老學生林子清的回信中，他說，“弟年來多病，掛名所中而已”。

1980年代以後，錢鍾書更是多症並發，主要是失眠、眼病、偏頭疼、感冒發燒、神經炎、哮喘及肺氣腫。舒展說他每當審讀校訂書稿，就得以徹夜失眠為代價。在1987年8月31日給華中師大彭祖年的複信中，他說，“七月以還疾病纏身，迄今五旬尚未痊可，痰嗽失眠，心身俱憊；1994年2月，在跟吳泰昌交談時，他說吃安眠藥很不好，但也不得已“吃十幾年了”，都在說明失眠嚴重。特意買定時器煎中藥大約就在這個時期。更為麻煩的是，這段時間他的手腳頻繁出現狀況：1987年，楊絳給吳泰昌的信中則說錢“連三日上下午打針，白血球還未正常”，還“跌了兩次”，“撞得半麵清腫”，“膝上也撞傷”，錢自嘲“摔得金碧輝煌”。次年，他的手腕手指又忽然患上神經炎，所以一度對外宣稱謝絕一切題簽，自嘲是“我成了新豐折臂翁，不能服役效勞了”。手指痙攣至此始終未愈：1990年5月23日，他給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富壽蓀信中說，“弟四年前大病入醫院動手術，迄今疾患糾纏，每日不離藥餌，稍一用心，即通宵不寐；又患白內障，幾於廢書不觀；右拇指掣痛，作字維艱”。1990年7月2日，他給編輯朋友的信中說，“現在拇指掣痛，經治療三月，勉強可能寫字，但提筆如舉九鼎”；1990年10月，社科院外文所鄭土生教授回憶說，彼時的錢鍾書“右手有病痛，一寫字病痛就加劇”。1991年，翻譯家楊武能接到錢鍾書親筆函，發現信件不再是龍飛鳳舞的毛筆書法了，而是硬筆所寫，且字跡也顯示出手指痙攣的跡象。直到1992年10月17日，在給學者趙伯陶的回信中，他還說“病拇，不能用毛筆及多作字，恕之”。諸如此類，都表明錢鍾書的身體每況愈下，疾病纏身，身體各個部位，從頭到腳幾乎都在“造反”。

1991年後，錢鍾書的哮喘加劇，需要每周去醫院打針兩次，平日則靠中醫開湯藥調養，“喝中藥喝得舌苔都見黑了”。

他的頭疼症也沒有緩解。1992年6月3日，楊武能收到錢鍾書最後一封信，內稱“我衰病與年俱增，右腦不便使用，萬事懶散”雲雲。屋漏偏逢連夜雨，半年之後，即1993年春節剛過，他去醫院檢查，被發現輸尿管中生了瘤子，且“那個部位已經變形”，立即住院。據《聽楊絳談往事》，院方經過一個多月的會診，最終決定在3月5 日手術，“取出輸卵管中的腫瘤和一個壞死的腎”，直到3月31日才出院。1994年1月16日，給張文江的信中說“弟去春住院三月臥手術台上六小時割去左腎，衰疾相因，已成廢朽”；1994年2月23日給史學家汪榮祖的信中說“去春住醫院三月，臥手術台上六小時，割去左腎”，均指此事。出院回家後，又趕上三裏河南沙溝寓所修繕，“椓椓丁丁，晝夜喧擾，如是者又四月餘”，苦不堪言。也就是自1993年3月割腎大手術後，錢鍾書“以就醫服藥為常課，謝絕一切外務”，基本上不再見客。

對於錢鍾書晚歲的杜門謝客，一直以來外界多有非議，很多人認定他清高、傲慢、不近人情，實際上也有不解內情引發誤解的因素。屏絕交遊，固然是“景光吝惜，每學嵇康之懶”（複劉世南信），“老來歲月，更無閑力氣做人情”（致吳忠匡信），但還有一個要因，那就是身體狀況實在不允，是謂“保命要緊”。1990年之後，錢鍾書不斷手術，體質更為孱弱，免疫力極其低下，一不小心就會受到來客的感染，有苦難言。在給友人信中說，訪客“一人去，我即噴嚏交作，熱度燒至三九度八，延醫打針服藥，三日前始退，而又引起又咳嗽，現在正每日四頓西德特效藥，或可免於大難”。又有一封信說，“十日前有美學者夫婦惠過，攜其兒來，兒感冒未痊，傳染內人，即波及我，咳嗽引起哮喘”，所訴皆苦經。他神經衰弱，又怕人擾，“每聞車馬便驚猜”，甚至到了聽電話鈴聲都膽戰心驚的地步，所以自雲“現在最畏人過訪”。還是1992年6月3日給楊武能的信，他提到說，“我已久不見客，因一見比較生疏的人，便終夜失眠”，“萬勿枉駕，也請勿來電話，因我聞電話鈴聲，輒心驚也。以兄過愛，故敢以苦衷相告” 雲雲。楊武能自言，“也是從那天開始，我狠下決心，斷絕與先生的一切聯係，讓他們得到所希望的安靜休息”。

1994年7月30日，對於錢家人來說，也許是最刻骨銘心的日子。綜合楊絳、吳學昭、舒展、汪榮祖等人回憶，可知大體狀況如下：那一天，正值楊絳陽曆生日，可錢鍾書當晚睡前突發高燒，緊急送往北京醫院，不料一進去就被“扣留”了。這次入院，一檢查是肺炎，平複後再檢查發現膀胱長出三堆癌細胞，不得已又得手術。8月19日“連燒帶切四個小時，手術成功”，期間僅有的一隻腎突然罷工，急性腎功能衰竭，醫院奮力搶救，10多天後才逐漸恢複功能，病情日趨平穩。一開始，經過透析，腎功能有所恢複，有人扶持時，錢鍾書還能下床走動，每回煎藥服後還可挪步散步，自嘲是“行藥”。可是很快，那年10月底，他又因感冒發起高燒，常在39.4°c,乃至100多天燒都不退，人由此也變得極為虛弱，病情加重了。他沒辦法起床，“牙床萎縮，假牙脫落，無法咀嚼，隻能鼻飼”，即將食物打碎成泥，由管子從鼻孔輸入胃裏。直到1995年4月，頻繁高燒的問題還是沒辦法解決。自1994年夏天開始，錢鍾書的生命實際已進入了倒計時。

一年後，到了1995年的夏天，錢鍾書已“無力說話”，但神誌尚還清醒。精神好些時，“也有興趣聽聽我們講講各種事情”，“有時能自己打開收音機聽聽新聞和音樂，或讓家人讀報，很少說話，更不看書”。但此後狀況愈加不妙。

1996年1月18日，錢媛因腰椎痛住進北京胸科醫院，查出晚期肺癌，“從此沒有起來”，於1997年3月4日去世，這是錢家遭受的又一重擊。1997年秋天，外甥女何肇琛到病房探望，看到的錢鍾書，已然“全身不能動彈，不會說話”，“白色床單下的身軀已了無生機”，《聽楊絳談往事》書中內附此時照片，也顯示錢鍾書身體萎縮幹枯，早已讓疾病摧殘的不成人樣，令人不忍直視。1997年11月北京三聯書店“錢鍾書集”出版，楊絳寫於11月21日的“代序”中，說“我謹以眷屬的身份，向讀者說說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因為他在病中，不能自己寫序”，豈止是“病中”，實已是生命垂危。大概就在此前後，知道錢媛去世的消息實在瞞不住了，楊絳不得已將噩耗親口告知了病床上的老人。明確愛女去世的信息，錢鍾書病情急劇惡化，終於在1998年12月19日不辭而別。一代宗師，從此隱入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