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華 （刪節本《從“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發動》八千字發表於《炎黃春秋》2004年第一期） 古曰：“詩言誌”，作為二十世紀巨人的毛澤東，他所創作的絕大多數詩篇都與他的政治理想和報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1966年6月毛澤東寫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這樣一首政治詩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複雜運思。今天我將從曆史的角度來談毛的這首詩所透露出的豐富的意涵，我給自己的要求是：1，所談的都要有曆史資料的依據，並兼顧到資料的平衡性，2，盡量做到客觀，中立，當然研究者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價值傾向，但要有所克製。 我先簡單說一下這首詩的背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降臨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剛剛改組的《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將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迅速傳向全國。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響所及，北京及幾個主要城市的大學首先陷於動蕩，繼北大的陸平、彭佩雲被宣布為“反革命黑幫”之後，北京和各地眾多大學的書記、校長紛紛倒台。為了取代已“爛掉”的各大學黨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主席依照曆次政治運動的傳統辦法，向各大學和文教單位派出暫行黨委職能的工作隊。在他看來，這是新一輪的反右運動，隻是運動的規模要大大超過1957年[1]。劉少奇和其他領導同誌都對這場來勢凶猛的運動有些摸不著頭腦，他們都惦記著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2]，同時，他們也不清楚毛澤東對這場新運動的具體想法。但作為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劉少奇等必須承擔起指導運動的責任。 劉少奇作為黨的第二號人物，對黨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決策知之有限，這是很不尋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劉少奇忽接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直飛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匆匆趕到上海的劉少奇下榻於錦江賓館，但毛澤東、林彪均不住此。劉對即將召開的會議內容一無所知，竟向賀龍打聽，對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麽會知道[3]。很快，謎底終於揭開，這是毛澤東臨時決定為解決羅瑞卿的“問題”而召開的會議。同樣的情況幾個月後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當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訪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等國，在返回昆明接到通知於4月20日趕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時，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實[4]。進入5月，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又命劉少奇在京主持解決“彭羅陸楊”問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卻由康生在會上傳達毛的最新指示。在這次曆時23天的會議上，劉少奇扮演的隻是一個會議召集人的角色，對會議的議程、全會通過的文件，無任何置喙的餘地 [5]。6月1日，又是在劉事先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毛澤東命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由於對許多重大決策並不知情，劉少奇等急於想了解毛澤東對運動的意見。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前往杭州向毛請示是否向大專院校派出工作隊？然而，毛說話卻模棱兩可，讓劉等相機行事。劉少奇對這種情況並不陌生，多年來，經常也是這樣, 有時，毛會具體指示什麽；有時，又深藏不露，說的話上下幾千裏，全靠劉自己去領會、揣測[6]。為了確保準確執行毛的指示，劉少奇還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書麵匯報工作一次。 1965年國慶節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長達9個月，為毛曆次巡視時間最長的一次，所思所行都圍繞著一個中心：醞釀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8日，毛澤東在極秘密狀態下，住進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後待了11天。據跟隨毛住進滴水洞的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耀祠回憶，在這十餘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毛“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象煩躁不安”。喜歡戶外活動的毛這次一反常態，僅讓張耀祠等人用輪椅推著離開洞口不過三百米，而毛的習慣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 [7]。形跡隱密的毛澤東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漢給江青寫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斷，這封信的基本內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這封信外，毛在這段期間有無其無其他抒發胸臆的文字？對此，外界長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詩詞集》，人們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還寫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談他對文革感受的，隻是毛未注明寫作此詩的地點。 毛澤東《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青鬆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毛寫這首詩正是在他發動文革的關鍵時刻，今天我要談的“文革的發動”包含兩個方麵的問題：毛為什麽要發動文革？文革是如何發動起來的？我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有兩方麵的動因，第一個因素：文革集中體現了毛對他所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追求；第二個因素：他認為自己已大權旁落，而急於追回，這兩方麵的因素互相纏繞，緊密的交融在一起。 先說第一個因素，毛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追求，他所理想的新世界究竟是什麽？在毛的五十年代後期以來的言論中，特別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都有所反映，這就是一個高揚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戰爭年代高昂理想主義和人與人之間平等關係，擺脫物質追求，思想不斷“純化”的新天地。可是用什麽方法來實現這一偉大的理想目標呢？用毛的兩個概念就可以概括：那就是 大抓階級鬥爭和“鬥私批修”——為了實現理想社會主義的目標，必須進行持續的階級鬥爭，在經濟和社會層麵，就是不斷提高“公有製”的含量；而在思想和政治層麵，就是不斷清除各種“剝削階級和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在大風大浪中培養無產階級新人，而鬥爭的主要對象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受過資產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毛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在五十年代後期越來越激進，到六十年代進而發展到，把1949年後接受新中國教育，已加入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也看成資產階級，甚至更加極端，把那些很早就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高級幹部，也看成是“老反共分子”。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都重點強調文革的打擊目標是 “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充分表達了毛的這個基本思路。 毛對市場的排斥，是和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一致的；毛對“走資派”的看法則是一個創造，但以後在這個問題上，毛的思路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最先認為“走資派”屬於“敵我矛盾”，到1968年後改稱為 “犯了走資派錯誤”；毛對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的判斷，則不符合原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馬克思主義劃分階級的依據是根據財產占有的多少，而不是根據思想意識。1966年文革爆發，毛將紅衛兵給北京大學曆史係的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改動一字：“池深王八多” [8]。毛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尤其是對人文知識分子的反感和排斥，流露出的是“反智主義”的情緒。 那麽1960年代，中國又有哪些事使毛不滿意呢？首先是他對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在六十年代初推行的一係列政策感到很不滿意，認為劉少奇“右”了，然而事實上劉少奇是正確的。在六十年代初那些嚴峻的日子裏，大躍進運動的烏托邦的狂熱造成的巨大的破壞使劉少奇中央領導同誌等痛定思痛，痛定思安，他們心裏清楚，在黨犯下的錯誤中，毛占的比重最大，當然他們對大躍進的損失和災難也都負有責任，他們願意彌補這種損失和災難，因為他們的心裏都知道，在和平時期餓死幾千萬人不是小事情。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田紀雲當時在基層，他對當年所經曆的一切有刻骨銘心的親身感受，他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麽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9]。 從當時的曆史資料看，毛澤東也參與領導布署了全國的救災救荒的工作，而處在中央一線的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誌更對老百姓懷有愧疚感，他們在非常困難的形勢下，承擔大量繁重的具體工作，努力恢複常規，秩序，挽救國民經濟，把毛搞大躍進的一套（用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的方式搞建設）束之高閣，或悄悄做了轉換。劉少奇等還對內調整階級關係，安撫知識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給被打成“彭德懷分子”和“右傾分子”的幾百萬幹部平反，並著手準備給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搞“甄別”；對外希望緩和和蘇聯的緊張關係，調整和周邊國家的關係，減少過量的對外援助；劉少奇等為了維護毛的領袖威信，對特大困難的解釋是“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我記得當時小學老師說，豬肉是給蘇聯還債了）；劉宣布，大躍進不搞，但保留“三麵紅牌”的牌子；其它人都可平反，彭德懷等四個人不平反，劉在“七千人大會”上說，彭德懷給毛寫的信沒問題，彭的問題是“裏通外國”。 劉少奇本是想為毛開脫，當然也是為他自己開脫，卻把問題搞的曲曲彎彎，反而使自己不能理直氣壯。劉少奇可能以為毛是會領他這份情的，誰知情況並沒有這麽簡單，毛對劉很是不滿，毛判定，神州開始“有事”了[10]。因為在毛看來，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就是“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最多再加上一個“沒有經驗”。毛認為“三麵紅旗”是正確的，“右傾分子”不能一風吹，“右派”更是不能平反。毛堅信他和大躍進並沒有錯，反右運動更不錯，大躍進就是多付出一點學費，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有些損失不算什麽，關鍵是六億人口的國家不能泄氣。和劉相比，毛是一慣性到底，絕不鬆口，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期間說“責任田是走資本主義路”，又默任下麵搞“三自一包”。當然劉少奇這麽說，這樣做都是有難處的，因為在劉的上麵有毛這樣的強勢領袖壓著，而且多年來的極左已使一部分同誌的思維完全僵化了，極左的一套積重難返，劉少奇必須考慮到轉彎子不能太快，可是這樣一來劉也就使自己進退失據了，缺少了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應有的一慣性了。 就在這前後，一些特別敏感的現象也發生了，使毛澤東受到更大的刺激：1961年4月，發生了“錄音事件”（即文革中廣為傳播的 “竊聽器事件”），使毛極為震驚，但在當時，隻是由中央書記處對有關部門的幾個工作人員進行了處分，毛在震怒之餘對此事並沒有加以深究，中央辦公廳的負責幹部在事後繼續留任原職。[11]但此事的後果十分嚴重，聯係到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前後的一些說辭，諸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我當國家主席出了這種 事”，“現在是非常時期”，“恐怕不能再說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等等，毛對中國黨內是否有人也想仿效“赫魯曉夫作反斯大林黑報告”的警惕大大加強，而毛的被傷害的感覺也更加強烈。與此同時，思想文化界出現了一些針貶時弊的作品，例如鄧拓等的《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等；一些高中級幹部通過不同的方式，呼籲要為彭德懷平反； 1962年8月初，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再版，全黨開始學《論修養》，毛麵臨著建國以來最大的壓力，劉少奇的威望急速上升。 毛的反映是“硬著頭皮頂住”，但在當時形勢的巨大的壓力下，他還是在“七千人大會”上作了簡短的自我批評，但內心是不悅的。毛忍耐了大半年，看到經濟好轉已成定局，於1962年8月開始反擊，毛的法寶是重提階級鬥爭，反擊資本主義複辟，一下子就站到了革命的製高點上，使劉少奇等無法不接受。因為強調“階級鬥爭”在1957年後一直是“主旋律”，談階級鬥爭是正統，不談，少談就是修正主義，而劉少奇也是這套敘述的主要創造者，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時間裏，才淡化了階級鬥爭的宣傳。現在經濟好轉，在毛的壓力下，劉也認可應當重拾階級鬥爭的口號了。所以，劉對毛重提階級鬥爭並沒有反對，隻是希望別影響到經濟的繼續調整。他對毛批評的幾個重要幹部，例如：鄧子恢，王稼祥，李維漢，以及習仲勳，賈拓夫等，也沒有伸出援手。毛看到了劉的這些表現，在“敲打”了他幾下後，就暫時放過了他，一來劉願意改，迅速跟上了毛的調子；二來劉在北戴河會議上已認錯，雖屬輕描淡寫，但已是自我否定，從而證明了毛的主張的正確性；更重要的是，當時經濟剛剛恢複，劉的威望又很高，黨內不宜有大波動。毛在當時和隨後的幾年對國家形勢做了非常恐怖的描述：“城鄉出現了嚴重的資本主義複辟”，“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1964年2月，毛對來訪的金日成說，在中國各種“搞地下工作”的壞人有1000萬人，毛計算了一下：在6億5000萬人口中，這種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個[12]。繼而毛表現出對“官僚體製”的極大的厭惡，他提出 “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的概念，嚴厲指責“城市老爺衛生部”,“帝王將相部”，“洋人死人古人部”， 1965年初，毛更提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 毛的這些激憤之詞不僅是對當時黨內外形勢的一種過份反映，也流露出對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等的強烈不滿，嚴格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困難時期部分地區在上級默許下推行的“三自一包”和農村中一度出現的商品流通現象（所謂“長途販運”，“投機倒把”）是使農民活命的非常之舉，劉少奇等並非有意和毛對抗，劉等對農民讓步，實屬不得已而為之；至於城市裏的資本主義複辟，更是子虛烏有，也就是在1961-1962年，劉等才對知識分子、原工商界人士采取相對溫和的政策，並讓一些古裝戲重上舞台，批準放映一些香港左派電影和少量外國“進步電影”，從而使多年緊張的社會空氣有所舒緩。 然而，毛在六十年代對“官僚體製”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觸及到新中國建立後體製上的某些弊端，這主要是官僚主義和幹群矛盾的問題。1949年後，中國建成了曆史上最完密的自上而下的國家管理體製，由此形成中國曆史上最龐大的幹部官員隊伍。部分幹部欺壓群眾，利用特權，多吃多沾，進而貪汙腐化，引致群眾強烈的不滿，這種情況曆來如此，中央雖三令五申，也用“學習”，“整黨”的方式予以解決，但一陣風過去，依然如故。劉少奇1964年指導四清，把打擊重點放在基層幹部，本意也是想解決這個老大難的問題。 毛看到了官僚特權的弊端問題，1964年他提到“高薪階層”和“工人貴族”的概念，但從曆史事實看，當時的中國並不存在“工人貴族”。據上海總工會的統計：上海全民所有製職工的月平均工資：1952：65.18元，1957年：71.56元，1965年：69.58元，1966年，66.53元，1967年：57.16元。在1961—1965年：月工資在40---60元的，占職工總數的:89.69，月工資在71--80元的，占0.48；在81--90元僅占0.07 [13]。這個數字除去上海地區工資差別的因素外，比當時的一般基層幹部的收入，包括一般知識分子的收入都高一些，（南京地區的大學本科畢業生轉正後的月工資是53.40元）和農民相比當然很高，但是在那個年代，工人和農民的收入不是一個概念。 被毛批評的“高薪階層”確實存在，高薪者主要是黨和軍隊中的高級幹部，民族資產階級，少數名演員和少數高級知識分子。資料顯示：1957年的少將月薪是350元；軍隊正營幹部月薪是145元； 1956年16級幹部月薪110元，17級幹部月薪94元。除了軍隊中高級幹部和地方13級以上高幹的工資較高外，地方一般中級幹部的工資和全民所有製企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的差距相差兩倍左右。1956年一級教授月薪為345元（南京：333元），但全國隻有56個一級教授[14]。 在大力推動國家工業化的五十年代，毛是絕不允許談論這些問題的，尤其不允許進行工農收入的比較。廣大農民看病難，建國以來一直是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和此相對照的是等級嚴格的幹部保健製度，這種醫療保建製度由來以久，當然是有問題的，可是過去毛未曾嚴厲批評。六十年代初他注意到“高薪階層”的問題，在這前後他更注意到“幹部生活特殊化”的問題，這對他是一個飛躍，可是用階級鬥爭的概念來解釋這些現象是不準確的，因為那些高薪者並不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是 “官僚主義者”或“官老爺”，最多就是貪圖舒服，在群眾麵前擺威風，欺壓群眾，欺上瞞下，這是一種特權行為。毛批評官僚主義和官僚主義者無疑是正確的，因為說到底，特權行為是和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及共產主義原則相違背的。然而，二十多年前，王實味在延安就批評過這種現象，卻被認為是“反黨”；1957年，一些知識分子和群眾又提出這個問題，被指責為“攻擊黨的領導”，“挑撥黨群關係”，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在中國，在蘇聯，批評幹部特權一直是一個禁忌話題，過去托洛茨基解釋這是“工人國家蛻化”； 以後南斯拉夫的傑拉斯（即舊譯德熱拉斯）說，這是“新階級”，蘇聯人罵傑拉斯是“修正主義者”， 中國也罵他反動。故而蘇聯看到六十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權的言論，攻擊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應該指出，毛批評蘇聯東歐國家出現了“特權階層”是完全符合實際的，而指責毛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勃列日涅夫及其親信，還有跟著蘇聯跑的東歐國家的多數領導人，以及不跟蘇聯跑的羅馬利亞的齊奧塞斯庫夫婦，他們都是一群熱愛美食、好車和別墅，以及黃金飾物、高級禮品的特權分子。在蘇聯東歐國家，幹部的權力來自上級機關的任免，工人和群眾沒有監督權和罷免權，也不存在真正的輿論監督，確實早已形成一個特殊利益群體或特權階層。 毛主席希望中國避免蘇聯出現的情況，主觀願望是好的。他認為幹部的變壞是下麵幾個原因：1，本來就是地主資產階級分子，混入黨內，即所謂“階級異己分子”；2，好人成了“蛻化變質分子”，“忘了本”，被地主，資產階級用“美人計”和幾斤肉，幾瓶好酒，幾條好煙等拉下了水； 3，脫離群眾，脫離勞動所造成。而解決的辦法是：1，幹部參加勞動，2，加強思想學習，3，間隔用搞運動的方式來清洗幹部隊伍。但毛在六十年代以前卻是長期默認“反領導就是反黨，就是反毛主席”這個規則的，這是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鐵的邏輯，給全國人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毛好像改變了，是什麽原因使他改變的呢？可能毛看到問題的嚴重性了，幹群關係表麵好像沒有問題，但矛盾在增長，蘇聯存在的問題，在中國同樣也存在。1962年初，大饑荒帶來的破壞還沒有恢複，全國人民都在節衣縮食，中央布署給17級以上幹部提供副食品補助，廣大幹部都感謝劉主席，劉被認為是愛護幹部的，而許多群眾對此強烈不滿。 毛做了一些努力來“縮小三大差別”，例如：要求幹部參加勞動，1965年取消軍銜製，高級幹部降低工資等，文革初期毛又大力支持“群眾的首創精神”，但從以後的大量事實看，毛的反官僚主義，支持群眾“大民主”的思想和行為又是充滿矛盾的。 1，文革初期，毛支持群眾造反，但沒過兩年，就在群眾中“清理階級隊伍”，大抓“五一六”； 對文革中的“異端思潮”絕不容忍，“隻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紅衛兵的“捉鬼戰歌”：“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文革中的社論語言： “誰敢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就集中反映了那個年代社會意識的強製性質。2，毛要建立新文化，培養無產階級新人，鼓勵“五不怕”，但文革的“破四舊”，“建立新文化”卻是以禁絕中外一切文化的“反智”和暴力破壞的形式出現的。用國家的力量推行“革命樣板戲”，實際上是“假大空”泛濫，文壇一片肅殺，“文藝革命”的後麵其實是文化專製主義和蒙昧主義。毛喜愛傳統戲曲，有關部門在文革時期秘密組織著名演員為毛排演 “折子戲”，再予以錄像，送北京給毛欣賞。江青也利用特權欣賞“封資修”。文革期間，全國城市職工，包括幹部，都沒有調整工資，隻有江青例外，從9級調到6級，月工資342.70元。 3，為了標明和“劉少奇路線”的區別，毛大力支持“新生事物”，例如：批判工廠管理中的“管、卡、壓”，“下放科室人員”，大辦“七二一工人大學”，主張“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這些都反映了毛對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追求。工農兵上大學是好事，但在這個好事的背後是對其它群體關起了大學之門，又造成新的不平等。文革後期，毛甚至對一些人利用幹部資源 “走後門”讀大學表示理解和支持，毛的那句名言：從前門進來的不一定是好人，從後門進來不一定是壞人，從字麵上解釋，這句話並不錯，卻使早已習慣於毛氏“二分法”的許多群眾大惑不解。在文革中農村教育和合作醫療都有一定發展，對農民有所幫助，這些應予肯定，但是農村中小學的發展和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的出現沒有對城鄉二元結構有任何觸及，更沒有解決農村的核心問題：農民的溫飽和生活長期貧困的問題。 曾經擔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裏說：“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一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四人幫’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學大寨的那一套‘左’的東西特別積極，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樣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麽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麽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人民公社到底有什麽問題？為什麽農民的積極性沒有了？”“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隻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麽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麽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 [15] 田紀雲回憶到：我本人1965年在貴州也曾率團到農村搞“四清”，親曆“人民公社化”的所謂“優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鄉一社或一區一社，以生產隊（自然村）為單位，集體吃飯，打鍾上工，敲鑼下工。一年四季，何時下種，種什麽，何時收割，怎樣收割，一切聽從公社指揮。那個時候，農民要想務工經商，會被當成不務正業，搞點家庭副業還會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一家養幾隻雞都有規定，超過是不行的。哪塊地種什麽都要按上邊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規定的很細。種的不對，就要拔掉。在這種製度下，農民簡直成了公社的“奴隸”，失去了生產的自主權，更沒有產品的支配權，也就沒有了生產的積極性。勞動時社員們像一把扇麵，一字排開，一小時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時，實際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說空話。結果是，公共食堂辦了不到一個月就垮了，連稀飯也喝不上了。中國農民被折騰得夠慘啊！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16] 消滅農村市場因素，確立城鄉二元體製是毛及中央強力推動的，這和五十年代國家強力推行工業化有關，農民長期貧困則是和公社體製相聯係的，這種體製又被毛理解為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而堅決維護。文革中的“製度創新” 反映了他對創建一種新製度的理想，但這些又都是圍繞毛的政治目標來布局的。毛在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間的思想和實踐表明，他是激進的左翼，是運用一切方法，包括傳統的思想資源和方式來實現其理想和意誌的左翼，同時他又有著“左翼的限度”，毛不時會根據現實情況的變化，從他的左翼的高度後退，說到底這是因為毛有著互相矛盾的兩麵：他既是他所創造的體製的最大的造反者，又是這個體製的最大的維護者，他的內在的緊張性就在這裏。 無可置疑，毛發動文革，是要用他的思想改變中國，他也要拿回他感到已旁落的大權。“大權旁落”是毛自己這樣說的，現在流行一種分析模式，好像一論及毛的這個層麵，就是不“深刻”，不“學術”，其實這是非常荒謬的。因為毛是何等人物，他哪是一個單純思想人物？他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國家的最高領導者，所以我說毛不僅是大思想家，他還是大政治家，他有兩個基本的層麵：思想的層麵和政治操作的層麵。 毛覺得因他退據二線，中國和黨內出了大問題了，他說，他是有意“大權旁落的”，卻沒料到，劉等是不堪信任的。1964年12月，劉和毛就“四清”問題發生爭論，劉又在毛講話時打斷他的話頭，雖然事後劉向毛作了自我批評，但此事在毛眼裏，非同小可，聯係到幾年來劉的一些思想主張，特別是1964年下半年劉搞“四清”的一些作法，毛判定劉有“取而代之”之意圖。劉向毛檢討，說對毛尊重不夠，但在毛看來，這不是什麽“尊重”和“不尊重”的問題。用毛的話說，在原則問題上，他是不會作出任何讓步的。毛將幾年來這些分散的現象加以綜合化，得出的結論是，自己的話在中國已不管用了，劉少奇等要把自己變成“牌坊” [17]。 1964年12月26日，毛71歲生日這一天，他難得的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設下宴席，請中央領導和一些勞模出席，事先他就準備在這個宴會上給劉少奇等一個突然襲擊。據當年在毛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的回憶，那天毛的女兒希望參加生日宴會，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絕。毛對其女兒說，“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罵娘” [18]。果然在宴會上，毛嚴厲斥責中央領導同誌，使他們如坐針氈[19]。1964年末，毛又當著其他領導人的麵，訓斥劉少奇：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20]。現在毛要“反潮流”，要象孫悟空那樣，攪它個“周天寒徹”。 毛以後說，從1962年“七千人大會”，他就看出問題了，但是看出問題和要解決問題還不是一回事，這就是看他有沒有解決問題的現實的能力。此時毛要解決劉少奇問題的條件並不成熟，簡言之，毛在形式上已退據二線，劉處在一線，而且劉的這個地位，也是毛一手促成的，從1945年中共七大，劉就是第二把手，二十年來全黨也接受和習慣了劉的這個角色，劉好像幹得還不錯，威望越來越高，劉對全黨的領導也基本形成了，中央的同誌看起來也很團結，麵對這個局麵，毛隻能采取迂回的辦法。 毛雖麵臨困難，但他畢竟是全黨的偉大領袖，他掌握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資源是巨大的，首先毛擁有領袖的巨大的威望。雖然因大躍進的失敗，毛在黨的高級幹部心目中的威望已受到嚴重損害，但是黨有嚴格的紀律，對毛的不滿言論絕不會在黨的會議上提出和交流；劉少奇等為了維護毛和黨的團結，絕不允許在黨內非議毛；在困難時期的老百姓中，雖然也出現了對毛的議論，但除個別以外，都被視為是“反革命”言論和“反革命”行為被迅速嚴厲地鎮壓下去了，在中國，除了幼兒，個個都知道，“反對毛主席，就是現行反革命”。盡管如此，毛還是心知肚明，黨內外都有一股非議他的潛流，怎麽辦？是放任自流，還是迎頭痛擊？毛選擇了後者，當務之急就是突出宣傳毛和毛澤東思想，以修補受到損傷的偉大領袖的威望。毛親自出馬，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黨學習毛澤東思想，林彪也在這關鍵的時刻站出來，號召全軍學毛選，毛隨即號召：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在林彪的鼓動下，對毛的大規模的個人崇拜越演越烈，劉少奇雖想降溫，但無可奈何，因為劉少奇是最早宣傳毛和毛思想的，他過去在這方麵的工作，做的最多，如果限製林，一來會使毛和林產生嚴重誤會，二來也是對他自己曆史的否定。 其次，中蘇論戰給毛提供了把國際和國內反修戰場連成一片的正當性。劉在六十年代初做的是：在外麵反修（但不要和蘇聯的關係搞得那麽緊張），而在國內實行一條務實的路線，但是這一來就有了矛盾和斷裂，毛則理直氣壯，占領了反修的製高點。毛說蘇聯變修是在蘇共二十大後，其關鍵點就是大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對內不搞階級鬥爭，隻搞經濟建設，獎金掛帥，對外和美國緩和關係，投降帝國主義。毛在1964年說：中國的修正主義者，對內搞“三自一包”，對外搞“三和一少”。毛還抓住中蘇關係緊張的事，調動全黨全民的愛國主義的熱情，例如那個年代老百姓都知道：蘇修賣給我們的機器傻大黑粗，價錢還貴。劉少奇隻能跟著毛的調子反修，但劉作為“反修戰士”，總顯得底氣不足， 因為“1962年的右傾”成了他揮之不去的夢厴，沒有幾年，毛果真就給劉戴上一頂鐵帽子：“中國的赫魯曉夫”。 再次，所謂“一線”和“二線”的模糊性，給毛的反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一線”和“二線”最早是在1953-1954年提出的，不久就引發了“高饒事件”。1959年，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劉的“接班人”地位似乎塵埃落定，但在1960年上半年，毛仍在前台，在那之後到1962年上半年，毛有兩年的時間似乎在“二線”了，那是因為出現了全國性的大饑荒和特大經濟困難。從1962年下半年後，毛又走到前台了。劉主持一線的概念是什麽呢？就是毛不在北京的時候，由劉主持政治局會議，但所有的決策，所有的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所有的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都得由毛決定，拍板。嚴格說，毛一天也沒有退出一線。但毛所處的“二線”地位給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體承擔主持中央工作的責任，卻是最高的監國者。按照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1961年應召開中共九大，此時開會，毛有可能會轉任八大黨章設置的“名譽主席”一職，但毛無意在此時開會，於是誰都不敢提開會的事，誰提開會的事，誰就有逼宮之嫌，結果是在打倒劉少奇之後1969年，也就是時隔中共八大13年後，才召開了中共九大。然而這也不能完全責怪毛，因為1943年3月的中央決定說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後決定權，劉少奇則是這個決定的主要參與製定者。 下麵就要講到“準備”的問題。我現在說的“準備”，有兩個依據：1，毛和其它“中央首長”（林彪，周恩來，江青，康生，張春橋等）在文革期間對這個過程的敘述，2，是我個人，也就是後人，對這個過程的看法。我認為，在1962-1964年底，不能說毛當時就要準備發動文革了，我們看到的隻是毛要“改變”。文革真正的準備是在1965年開始的，它的直接表達，用毛的話說，就是要劉少奇下台。當然，這樣一個巨大的事變不可以那麽庸俗的叫做“趕劉少奇下台的運動”，那無法包含毛要改變中國，改變中國人，改變中國文化的宏大的理想，所以它應該有一個充滿“正當性”的名稱，開始它叫“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很快正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5年後，毛為發動文革做了哪些準備呢？ 1，意識形態的準備。毛一輩子都有一個特點，做什麽事，都要名正言順，師出有名，在理論上先說明自己的正當性。六十年代後，毛有許多重要的思考，但他已很少像中年時期那樣自己動手寫鴻篇巨製了，他的一些片斷的談話，需要理論家幫他完善，使之係統化。六十年代初中期，他和劉少奇共享一批智力資源，同用一批“秀才”、“筆杆子”，這些人中有陳伯達，胡繩，吳冷西，許立群，王力等，胡喬木則在1963年初就因病離職療養了。毛逐漸覺得北京的這套“秀才”班子還不夠用，就又通過江青，在上海另組一個小班子，為首的就是張春橋，姚文元。這些理論家，前期以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為主，後期就是張，姚，幫助毛建構起文革的基本理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是毛晚年思想的精髓。和這些相配合，由林彪的軍隊係統率先大搞毛的個人崇拜的宣傳，黨的宣傳機構也迅速跟進，幾個核心概念在全國大普及，實現了充分的社會化，這就是：從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到實現共產主義的曆史階段，階級鬥爭無時不在，無處不在，階級敵人到處有，黨外有，黨內有，知識分子中更多；社會上的階級鬥爭一定會反映到黨內，老的資產階級消滅了，還會不斷產生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時刻夢想複辟；反修防修是社會主義階段的長期任務；毛主席是紅太陽，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毛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誰反對毛和毛思想，我們就和他拚”等等，經過多年的密集的宣傳，為文革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條件。 2，組織方麵的準備。從六十年代初期起，毛對軍隊幹部有著特別的信任，認為軍隊受修正主義思想的影響較小，1963年後，大批軍隊幹部被抽調到黨政係統，同時在黨政機關，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業普遍建立起政治部，使軍隊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1965年末，改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由軍隊同誌擔任主要領導，實行半軍事化的管理；1966年5月下旬，複以中央的名義，成立以江青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以提高他們的威信，為未來取代中央一線預做組織上的準備。在1966年春，又組織了首都安全工作小組等等。 1965年10月，毛離開讓他沉悶的北京[21]，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慮皆是“反擊修正主義”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氣：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又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可以造反[22]。在毛的想象世界中，違背他意見的“修正主義者”，早已盤根錯節，非用大力不能摧毀。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隻是一個試探氣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麵為吳晗講話。毛不動聲色，將其一步步誘入包圍圈。1966年2月，在武漢東湖，毛與專程前來匯報《二月提綱》的彭真等談笑風生，彭真等以為大功告成，可以將大批判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但是一個月後，毛在杭州徹底否定了《二月提綱》。毛再一次發怒：彭真是一個渺小人物，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他[23]。5月，更挖出“彭羅陸楊定時炸彈”——正所謂“青鬆怒向蒼天發”，毛之發怒挾以雷霆萬鈞之力，猶如摧枯拉朽，“修正主義者”、“不聽話”者，則“敗葉紛隨碧水馳”。（1967年2月3日，毛在北京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好幾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幾百萬，那是空話，他們不聽話嘛”，“《人民日報》奪了兩次權，就是不聽我的話。” [24 依毛澤東的邏輯，“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 [25]，他也一再告誡人民：“敵人是不會自行退出曆史舞台的”。反動派，敵人者，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壞右，如今又增添了一個新品種：“反革命修正主義者”。隻是要讓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還需要堅強的意誌和高超的鬥爭藝術。對於這些，毛從來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鬢雪飛來成廢料”，那是揶揄，也是對將其視為“牌坊”的劉等的一種憤怒。毛不僅精神旺健，身體也極為健康。他象戰爭年代指揮軍事作戰那樣，精心擘劃每一個戰術計劃。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強軍隊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保衛工作[26]。1966年初，江青組織召開軍隊文藝座談會，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線領導發起進攻。毛讓江青去找林彪，隨後又三次修改座談會紀要，並在座談會紀要上親筆加上“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的標題，林彪則將這份文件報給劉少奇等，經劉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發向全黨。劉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謹，別無任何其它選擇。從1965秋到1966夏，毛采取“剝筍子”政策，先批《海瑞罷官》，繼而“揭露羅瑞卿”,再批判《二月題綱》，“打倒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一步步向劉少奇逼近。 1966年5月，“彭羅陸楊”倒台後，高級幹部群情惶惶，在驚嚇之餘同時又緩了一口氣，他們為黨中央挖出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而感到慶幸，卻再也不敢往下想了。進入6月，各省紛紛揭露出“三家村”一類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傳部部長、文化、教育廳長，匡亞明、李達等都是在這期間被所在的江蘇、湖北省委“挖”出來的。然而毛卻渴望壯烈，為自己的下一步目標而思慮和振奮。 下一步的目標是誰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隻是毛從不喜歡無的放矢，反修防修須有目標，無此具體目標，一切大嗡大轟皆流於形式，現在毛到了下最後決心的關鍵時刻：是否趕劉少奇下台？ 1970年，毛對斯諾說，在1965年1月製定《二十三條》時，他已決定，劉少奇必須下台。但這是事後所言，無從證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這個問題上思路變化的過程。事實是，1965年1月，在劉少奇向毛檢討後，毛似乎寬諒了劉，盡管可以看到的線索是毛在為倒劉做精心的準備。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複雜多變，在做出決定後，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貫風格[27]，這也是為何毛會獨自一人長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從劉少奇1962年下半年以後的言行看，他在主觀上是努力緊跟毛的布署的。 1963年後，劉具體貫徹毛有關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幾百萬” [28]，劉迅即部署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甚至比毛還激進。毛說“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裏”，劉則加以發展，說“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權不在共產黨的手裏”，劉還為這不在共產黨手裏的“三分之一的政權”做了性質判斷，稱其是“反革命的兩麵政權”。劉少奇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創造出 “兩種教育製度”， “兩種勞動製度”。在受到毛嚴厲批評後，從1965起，劉就十分低調，他在重要會議上做自我批評，對毛的批評照單全收。1966年春夏間，劉也跟著毛批“彭羅陸楊”。 在那幾年，毛、劉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並不明顯，可是毛為何對劉的不滿與日俱增？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劉少奇“不聽話”，“另搞一套”。劉是全黨公認的理論家，但在中國，唯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創造者。例如，我們看不到毛之外的其它領導人有什麽“理論著作”，就連號稱“理論家”的康生，在建國後也沒寫過一篇 “理論作品”。如果僅僅是工作中犯了“錯誤”，改了錯誤，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煩的是，劉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樣，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2年，為了要從認識論的高度解釋困難時期全黨犯錯誤的原因，劉特地把自己抗戰時期的舊作《人為什麽會犯錯誤？》重新翻印，發給高級幹部閱讀，毛迅速作出反映，幾個月後，1963年初，毛針鋒相對寫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如此等等，劉的任何一點和毛相異的觀點都有可能被放大，被解讀為“離經叛道”。 再有，就是劉少奇有意無意中觸犯了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潛規則”。劉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風頭太健，當年夏，劉攜夫人王光美去了14個省市巡回演講“桃園經驗”，劉則一路開講“兩種教育製度兩種勞動製度”，在中共黨內，由領導同誌坐鎮，陪夫人巡回做報告，這是第一次。毛從沒這樣做過，他最多是在文革前出席觀看過幾個由江青指導的“革命現代京劇”，周恩來更不會坐鎮現場讓鄧穎超做報告。 更為嚴重的是，劉在1964年8月初又說了一些“犯忌”的話，諸如：不蹲點不能做中央委員，開調查會過時了，因為基層幹部不會在會上講真話等等。“開調查會”是毛在革命年代所發明的一種工作方法，黨內大大小小的幹部都知道，如今劉卻直言毛的這一套“過時了”，盡管劉說這些話不一定有針對毛的涵意，卻極容易造成誤會，被認為是“貶低毛”。前幾年出版的王力的回憶錄提到，當劉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幹部大會上說了那些犯忌的話之後，江青跑到毛麵前哭訴告狀：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29]。無疑，江青的這番話對毛產生了嚴重的影響。這一年劉“掛帥”領導 “四清運動”，一聲號令，150萬幹部下鄉蹲點，劉的威望之高，動員能力之大，都使毛產生警覺。 老人家的隱蔽的世界，他的同誌們很難猜度，隻有極個別的人才多少有些領悟[30]，但在1965-1966年上半年這個微妙敏感的時刻，他們都不願也不敢去影響他的決定。毛的那些高級同事們雖然知道一年來毛對劉少奇的不滿，然而十餘年前高崗反劉的下場給他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們謹言慎行，誰也不願涉足兩個主席間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讀書雜記中告誡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也就是決不先出頭，“毛主席怎麽說，我就怎麽做” [31]。康生在這類問題上也是“九段高手”，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畢恭畢敬，六十年代初，還主動請纓，要為劉編《選集》，即使在他個人大出風頭的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也顧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頌毛的同時，也不忘檢討自己在曆史上犯下的反對劉少奇的錯誤。長期在中樞行走的陳伯達，一直在兩個主席間走鋼絲，生怕稍有閃失，就會墜入萬丈深淵[32]。確實，扳倒劉少奇，將是中國政壇上的一場8級大地震，畢竟從1945年中共七大始，劉就一直是黨的第二號人物。可能劉也意識到這一點，盡管他知道毛對自己有不少意見，但他顯然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質，劉可能認為自己為黨為國，問心無愧， 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為工作隊員，進駐清華大學。劉一步步進入了包圍圈。 從6月20日後，7月13日、19日、22日，圍繞派工作組的問題，中央上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笑臉相迎的康生、陳伯達，在會議上突然與劉發生了頂撞，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情況。一年後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會見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時插話說：現在沒有犯錯誤的同誌，都是事先經主席交過底的 [33]。 毛澤東為自己下一步的設計而振奮，打倒“彭羅陸楊”，這不算什麽，在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黃張周”？即使在蘇聯、東歐國家，這也屬平常現象。1957年，赫魯曉夫不也搞出個“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中國要使世界震驚的何止是揪出幾個人，而是要培養共產主義新人，創建共產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這是何等令人血脈賁脹，這才是驚天動地的偉業！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將來，“一聲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毛澤東在南方6月的瀟瀟雨中，想得很深很遠，他堅信，他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是人類曆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因為毛是在與人類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點——“私”作鬥爭，說到底，在他看來，劉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圍下，一些共產黨人對發展生產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發揚革命精神的興趣，而在發展生產的背後，則是與資產階級精神相通約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適，追求物質，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這種“退化”作鬥爭，他相信，“公字當頭”的新社會是可以設計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當然，這場革命最後能否勝利，現在還難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將來的革命是否也將取得勝利，現在更不知道，然而這一切阻擋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誌，那些顧慮暫且放在一邊，也許幾百年後，人們會認為今天的這一切都是可笑的[34]，但那是以後的事，眼下要考慮的是具體問題，這場革命將以何種方式來展開？ 不久，毛澤東就找到了領導革命的具體形式，這就是在黨的垂直機器之外，通過重組黨的宣傳媒介，再建立一個領袖與人民直接對話的新渠道。在這個新形式中，將實現領袖與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將以人民的化身來指導革命。毛將暫時把黨機器擱置一邊，在他的眼中，黨組織已被以劉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牢牢控製，他們最擅長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設計加以過濾和改造，使之適合於他們的需要。毛已不願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領導的第一線，他所掌握的力量將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遠無法掌握的，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集合名詞“人民”。當然，人民是不會自發產生正確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給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實很快以一種特別的方式表現了出來。1966年7月16日，一聲驚雷震驚中國和全世界，73歲高齡的毛在武漢橫渡長江，突然在人民中現身，在響徹雲霄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中，毛與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終於實現了領導這場革命的具體形式。幾天後，毛主席返回北京，1966年8月5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以《炮打司令部》而使劉少奇下台，由林彪取代劉成為第二把手。 毛為什麽能順利發動文革？一年多來，他小心翼翼，精心準備，把一切最壞的可能性都事先想到了，並做了認真的防範，但預想的各種“修正主義者”做“壞事”，搞“政變”的情況，一件也沒有發生!嚴格說，他老人家發動文革沒有遇到任何障礙，彭真抵製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一經毛出麵反擊，傾刻瓦解，劉少奇則完全是坐等自己的倒台。毛可謂一路乘風破浪，所向披靡，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毛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他在體製，意識形態和道義上都享有巨大的合法性： 1，毛就是黨，這個概念深入人心。“彭羅陸楊”出問題，對黨的形象沒任何影響，劉少奇下台，任何人下台，都不會損傷黨的威信，最多就是需要修補一下，（這個工作，文革中主要是通過周恩來做的，周解釋了為什麽要打倒劉少奇，為什麽劉錯誤嚴重，但隻是到了1966年才揭露），由於這個原因，文革初期全國各級黨委都被砸爛了，在毛看來也沒有關係，因為有毛在，有毛領導的軍隊在，就是黨在。 2，從建國起，我們宣傳、教育部門的主要工作就是歌頌毛主席的豐功偉績，這種工作每天，每分鍾都在進行，貫穿在一切領域，使得毛和毛思想在人民中擁有巨大威望。他在大躍進中犯的錯誤，老百姓一點都不知道，群眾都相信毛英明偉大，隻是底下的幹部欺騙毛和中央，文革中甚至出現劉少奇是“三年自然災害”的罪魁禍首的論調；毛在文革中改組了黨的意識形態係統，毛通過不時發布“最新最高指示”，親自或通過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對毛思想作出直接解釋，更增加了毛思想的權威性；毛還找到一個新渠道，在個人崇拜的大環境下，和人民直接交流，1966年7月16日在武漢暢遊長江，以後又在天安門八次接見紅衛兵，直接發動群眾，文革期間意識形態不僅沒有出現真空，而是實現了毛對意識形態的完全、徹底的占領，這使得毛擁有獨一無二，任何人都沒有的巨大的社會動員和統合力量。 3，毛要修補體製的弊端，群眾覺得毛關心人民，和人民心連心。劉少奇在文革初期“打壓”學生，要打他們“右派”，毛則是解救他們；“走資派”搞“三名三高”，毛要搞“平等”，反對特權；“走資派”支持“城市老爺衛生部”，毛號召醫生下鄉給農民看病；劉保護，愛護17級以上的幹部群體，毛則把他們趕到農村“五七幹校”，要他們勞動改造。在老百姓中，特別在青年學生中，青年工人中，存在著長期積壓下的不滿，這就是對官僚主義的不滿，對幹部特權行為的不滿，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主席親”，頗生動地發映出文革初期群眾的這種情緒和心理，如此等等，都使毛的行動獲得巨大的道義性。 4，毛的偉大領袖的崇高威望不僅表現在他在心理和精神領域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擁有的無與倫比的影響力，他更擁有現實中的巨大的權力。他掌握著軍隊，林彪全力支持他，在提拔林彪做“接班人”的同時，毛又安排葉劍英擔任軍委秘書長，把軍隊完全置於自己的直接領導之下；他也掌握全國的公安係統，謝富治絕對服從於毛。劉少奇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二把手，但他不具有上述的優勢條件。 5，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多年，無形中積累下許多矛盾，這些矛盾有的是體製帶來的，有的則和具體的人有關係，劉處於第一線排頭的地位，不由得他個人同意還是不同意，都身處於這些矛盾的中心。劉之上有毛，劉的旁邊還有一批開國勳臣，之下有一群封疆大吏，這些大幹部各有神通，雖然都服從中央領導，但一旦察覺毛劉有異，每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盤，而劉又不具毛那樣的絕對權威，說話有時並不靈，但劉在一段時間裏似乎忘了自己隻是第二把手，而強製推行自己的一些主張，有時批評人疾言厲色，故而造成各方關係的緊張。在這些矛盾中，有因“四清”問題而引發的華北局對劉的意見，有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矛盾，有所謂“北方局”幹部和其它係統幹部之間的矛盾，有群眾和“官僚體製”的矛盾等等。上述種種矛盾本來就交叉在一起，在文革前夕的特殊環境下又被有意激化，從而成為毛能順利發動文革可資利用的因素。再有：劉多年來在政策製定和掌握方麵跳躍性較大，喜歡走偏鋒，有人稱之為“忽左忽右”；劉指導四清，打擊麵過寬，激起不少地方幹部的反彈；一些幹部，特別是軍隊幹部認為，劉在幹部使用問題上，有偏心的一麵；相比於毛和周，劉的個性過於嚴肅，劉的司機說，“我給少奇同誌開車一年，他沒有說過一句話。他一上車，我就把車開走；我一停車，他就走下去。” [35]從積極方麵看，這可以理解為“是少奇同誌長期在白區工作時養成的地下工作的習慣”；[36]但是，建國後畢竟已不是地下鬥爭的年代，為他服務的工作人員早經過黨組織的嚴格審查，不可能是所謂“嫌疑分子”，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說明劉的個性缺乏親和力。因此文革初期，一些幹部，特別是軍隊幹部，對劉下台是無所謂的，就是到今天，也還有一些老幹部對劉少奇抱有這樣或那樣的批評性的看法。當時的老百姓，雖然普遍對劉下台感到吃驚，但也沒有很多人為此而特別難過和惋惜的，因為老百姓對劉少奇的了解非常有限，雖然文革前全國各地都上映過歌頌劉少奇的電影《燎原》，廣大幹部也學過劉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但這些與黨的意識形態係統和軍隊係統對毛和對《毛選》的鋪天蓋地的宣傳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老百姓了解的就是劉少奇多次攜夫人訪問東南亞，隻知道他保護、愛護各級幹部，要大家“做黨的馴服工具”，根本不知道劉為老百姓做了什麽好事，特別是劉在六十年代初困難時期，為拯救人民生命所作出的巨大的貢獻。因為在那個年代，所有的功勞，榮譽都歸於毛一人，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報紙上要他們知道的那些。所以說，毛發動文革，是有相當的群眾和幹部基礎的。 毛為發動文革而使用的的一些方法是超常規的，例如：毛背著中央一線領導同誌秘密策劃批《海瑞罷官》；他一人決定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等等。1964年年底，他當麵對劉少奇說，我動一個小指頭就能打倒你，這不是共產黨領導人之間的常用語言，也不符合黨倫理。但是，毛的所有重大措施又都是假手劉少奇，通過中央會議，以中央文件的“合法”形式實現的。在那個年代，體製對毛的約束力是不存在的，從1965開始，就是毛主席，黨中央這樣的排序表達，正式的解釋是，如果沒有毛，沒有毛的正確領導，一切都沒有。所以毛就是黨，革命，軍隊，人民的化身，他也是真理的化身，他想做任何事都可以。中央領導集體為了黨的團結順從他，人民崇拜他，從而使他獲得不受製約的無限權力。 文革發動的年代距離今天已近四十年了，毛的這首詩，也發表一些年了，對文革發動的過程和毛的這首詩，都有一些解釋，我這也算是一種解釋吧。有關文革發動的細節，還有許多沒有披露，所以完全的回到曆史，幾乎是不可能的。有一種觀點認為：“曆史乃是論述過去，但絕不等於過去”。[37]我隻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掌握的資料來談論這個問題，但這也隻是一種敘述，所以，在座各位可以任由自己的理解去判斷毛的這首詩和我所談的這個議題，這就叫做“自求其解”吧。 注釋： [1] 參見劉少奇：《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中共西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的指示》，1966年6月13日；載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25-26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2] 參見劉少奇、鄧小平：於1966年6月30日就<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稿致毛澤東的信；引自於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7-28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另參見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從“6·18”事件到“7·29”大會>；載《回首“文革”》（下）第661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 參見羅點點：《非凡的年代》第199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7月版。 [4] 參見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回首“文革”》（下）第60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另參見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1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6月版。 [5] 參見張化：<劉少奇的悲劇和悲劇中的劉少奇>；載《回首“文革”》（下）第847頁。 [6] 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4頁。 [7]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第38-40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 [8] 參見範達人：《“文革”禦筆沉浮錄---“梁效”往事》，第210頁，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5月版。 [9] [16] 田紀雲：<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曆程>，《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第4--5頁；第4頁。 [10]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巴盧庫、卡博時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他“已經看出問題了”，參見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四），第1832頁注釋（1），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 [11] 文革結束後，官方對此事件的正式解釋是：為了準確，完整地保存文獻資料，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曾對中央召開的正式會議和中央領導同誌在一些重要會議上的講話或報告，進行了錄音。從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外出時，對他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講話和一些地方負責同誌的重要談話，也進行了錄音。1959年11月，毛澤東在中央杭州會議上，關照大家不要做記錄，並批評了搞錄音的做法。1961年1月底至4月初毛澤東外出視察期間，發現還有錄音情況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指示汪東興報告中央書記處查處。同年4月，中央書記處根據汪東興所傳達的毛澤東關於不準搞錄音的指示，批評了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並決定給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副主任康一民以嚴重警告處分，給機要室副主任吳振英以警告處分。5月17日，《中央書記處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作出了關於中央和地方黨、政、軍、群一律不準搞錄音等五項規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為了篡黨奪權，利用“錄音問題”，羅織罪名，對楊尚昆等同誌進行政治迫害，株連了大批幹部。198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原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秘密錄音”問題的複查報告》指出：一、“楊尚昆同誌在原中辦機要室的錄音工作上，從來沒有搞過陰謀活動。過去在黨內外公布的有關楊尚昆同誌在這個問題上的所謂錯誤，是不存在的，建議中央予以徹底平反，恢複名譽，消除影響。”二、“借錄音問題強加給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等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統統推倒，徹底平反，恢複名譽。”三、“1961年1至4月的錄音，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同誌是沒有責任的，因而1961年給他們的處分是不適當的，建議中央予以撤消。”四、“鑒於所謂秘密錄音一案株連人員很多，影響很大，建議中央將這個複查報告批轉有關單位，以消除影響。”同日，中央辦公廳把這個複查報告作為《關於為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同誌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附件一起報中央書記處，得到中央書記處的批準，於1980年10月23日印發至縣、團級黨委。參見：《楊尚昆日記》（上），第716頁，注釋<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另參見《葉子龍回憶錄》中的“竊聽器事件”一節，第223—23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12] 1964年2月毛澤東與金日成的談話，引自於曹英等著：《特別別墅——紅牆以外的紅牆》，第268-270頁，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3] <表八，上海全民所有製職工月平均工資>，<表九，1961-1966年上海職工按標準月工資分組>，載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592頁。 [14] 黃新原：<1956年的定級>, 《人民政協報》， 2004年10月28日。 [15]《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4月30日，轉引自田紀雲：<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曆程>，《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第4頁。 [17] 參見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第33頁，華夏出版社，1989年6月版。 [18] 此為當時在場的毛澤東衛士周福明的回憶，參見亓莉：《毛澤東晚年生活瑣記》，第12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9] 參見《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下），第43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0] 劉源、何家棟：<“四清”疑團>，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第118頁注釋（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21] 毛澤東在文革前經常說：“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胡喬木語），參見鄭惠：<對“文化大革命”幾個問題的認識>，載《回首“文革”》（上），第62頁。另據當時任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的李雪峰回憶，毛澤東在1966年4月下旬杭州會議期間也說，“北京的空氣很沉悶”，他“不願在那兒住，願到上海來”，參見《回首“文革”》（上），第608頁。 [22] 參見羅點點：《紅色貴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回憶》，第180頁，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 [23] 196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杭州與康生的談話，康生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予傳達。在文革結束後公布的毛4月28日談話中，這一段已被刪除。 [24]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軍事代表團巴盧庫、卡博時的談話。 [25] 1966年4月28、29日，毛在杭州對康生、陳伯達說，彭真已“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西風吹渭水，落葉下長安”，“階級鬥爭，不鬥不倒”，參見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上），第70頁，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4月版。 [26] 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領導班子改組。另參見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27] 參見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四），第1849頁。 [28]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軍事代表團巴盧庫、卡博時的談話。 [29]《王力反思錄》(下)，第5 73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30] 參見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會上的講話記錄，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四），第1832-33頁。 [31] 引自於馮建輝：<林彪與個人崇拜>，載《炎黃春秋》1999年第10期，總第91期，第39、36頁。 [32] 陳伯達：<我與劉少奇關係的幾點情況>，載陳曉農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第79頁，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8年版。 [33] 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6頁注釋（2）。 [34] 參見1965年1月9日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引自於斯諾：《漫長的革命》，第169頁，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196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五十年、一百年之後，可能文革這一段“是曆史上的小插曲”，參見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上），第3頁。 [35] [36]王鶴濱：《紫雲軒主人——我所接觸的毛澤東》，第204-205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 [37] 凱斯·詹京斯：《曆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出版社，第56頁，2003年9月版。 完稿於2003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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