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7）
群眾性的揭批高潮從六月初開始到月底就漸漸冷落了下來。因為單位內就這麽些人，就這麽些事，再揭也揭不出什麽新的東西來了。大家都在等黨支部對運動下一步的安排。 一天，黨支部通知全體員工，說晚上縣委要召開全縣縣級機關、企事業單位全體人員大會，因此不住在單位內的員工務必要在晚上六點半以前回單位，以便集中後去參加會議。當時縣城裏還沒有大的會場，因此會場安排在人委院子內。晚飯過後，各單位的人排著隊陸續到縣人委大院農業局前麵的一塊空地上按單位站著等候開會。偌大的空地上放了一張八仙桌，一條桌腿上綁了一支竹竿，臨時拉了一個電燈，又在一棵樹上裝了一個高音喇叭。不一會天就黑了。縣委副書記孫全福站在桌子邊就著燈光講話。由於高音喇叭沒有調好，“吱吱”的雜音聲很大，我聽不清楚他在講些什麽，隻聽到大意是要繼續發動群眾，把文化大革命運動更深入地開展下去，將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鬥倒、鬥臭、鬥垮，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我望望會場四周，隻見黑壓壓的一片都是人，離燈光稍遠一點的人臉就看不清楚了。孫講話完畢，喊了幾句口號，大會就結束了。回到單位內，張宜要我們討論剛才縣委動員大會的精神。我卻在想為什麽縣委在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出來以後沒有召開動員大會，而在此時群眾性揭批高潮差不多已經過去時卻又突然開這麽個動員大會呢？當時，我對全國文革運動的形勢一無所知，因而猜不透縣委在這個時候召開動員大會的原因，但我知道這次會議後必然是運動又將掀起一個新的高潮。
果然，七月上旬的一天晚上，縣文教衛生係統聯合在人委禮堂召開了一個批鬥大會。站黨支部要我在大會上批判楊桃源。將楊桃源弄到全縣文教衛生係統大會上批鬥，說明縣裏已將他列為運動的重點對象。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已遠遠離開我最初揭發楊桃源時候對他錯誤性質的估計，也違背了我當初揭發他的初衷。我覺得這樣對待楊桃源太過分了。我並不願意，但我不敢也不能拒絕。因為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已由不得我了。所謂“騎虎難下”，我現在就是這樣的處境。沒有辦法，我隻得遵照黨支部的要求寫好發言稿，並交給他們審查。在這個發言稿中，我隻能將楊桃源的問題違心地上綱上線，將“反黨反社會主義”、“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大帽子”亂扣一通。這次登台發言，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心慌得不敢看台下，也不敢看站在台邊上低著頭接受批判的楊桃源，匆匆讀完發言稿就下了台。會議結束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在我貼出楊桃源第一張大字報後心裏一度有過的不安和內疚，此時又開始出現。我發覺自己不但已經騎虎難下，而且成了某些人操縱的傀儡。我有點怨恨自己當初為什麽要去揭發楊桃源，為什麽要去出這樣的“風頭”。不管怎樣，當時在這件事上我除了害怕牽連到自己，確實也有“表現自己一番”的想法。
大會批判楊桃源以後的一天，從下午起一直陰著的天到晚飯時分終於下了一場滂沱大雨。因為下雨，那天晚飯後我沒有如往常一樣出去街上走一圈散散心，而是呆在宣教室裏看報，等候晚上的小組學習。也可能是天雨的關係，也有好幾個人早早就來到宣教室。他們坐在另一個角落小聲交談。開始，我沒有理會他們而是專心看我的報紙，但不經意間我聽到了“楊桃源”三個字，於是我注意聽起來。聽他們說：剛才晚飯時候人民醫院有人發現楊桃源一個人冒著大雨沿公路往白鶴方向走去，（楊桃源家在白鶴鎮上。當時青浦與白鶴之間公路的路基已築好，但還沒有通公交車，新建的人民醫院正好在這條路旁邊。）披頭散發，跌跌衝衝，似乎有點神誌失常，於是叫了幾個人一起把他拉住送回血防站。他們對張宜說，最好要派人注意楊桃源的行動，防止出意外。可張宜聽後不以為然地說：“這樣的人死掉一百個也隻當五十雙”。聽到這些話，我全身的血液頓時轟的一下都湧上了腦袋，一時之間我人也呆了，滿眼都是楊桃源披著頭發，渾身濕透，在狂風大雨中跌跌撞撞走路的身影。愧疚和罪惡感充斥我的內心。“作孽啊！這都是我作的孽啊！”我心中痛苦地叫了一聲。“要不是我，他何至於會有今日？！”我也恨張宜：“你怎麽可以這樣冷酷無情，說‘死掉一百個也隻當五十雙’！難道一當了反革命，就命賤如蟻，一錢不值了？”以前張宜那年輕有為的形象霎那間在我內心變得猙獰起來。那天晚上我神思恍惚，做什麽都毫無興趣，挨到九點鍾學習結束即回老紅會宿舍。但躺在床上，眼前仍是想象中楊桃源在雨中行走的影子。我一會兒覺得對不起楊桃源，我的罪孽深重，內心痛苦莫名。一會兒又替自己找理由，認為他講誹謗領袖的話，即使我不揭發，別人聽到也會揭發。所以要怨先要怨他自己。再說人總是先要保護自己，揭發他也是不得已。這樣一想，似乎心中好過了些。但一會兒楊桃源的影子又晃了回來，仍是在大雨中披頭散發、渾身濕透、跌跌撞撞行走，滿臉悲憤，如我曾看到的一幅圖畫中屈原問天的樣子。如此反反複複了不知多少次，最後才迷迷糊糊睡著。
好像是上天要我清醒清醒。就在楊桃源出走後的幾天，一天下午學習小休時，我想活動活動身體，於是隨處走走。路過站長辦公室時，見到一群人剛開完會散去。這些都是站裏邊的黨團員骨幹，包括幾個“四清”入黨的預備黨員，但也有幾個是普通的團員。一個女的叫王春湘，父親是蒸澱公社黨委書記，這在血防站內算是“高幹子女”了，因此待人有點盛氣淩人，但能力很差，前一陣團支部安排人幫我抄大字報因沒有安排她，她還在眾人麵前哭起來。還有一個陸長魁，也是普通團員，現在在做整理大字報的工作。他們也在開會？我突然起了疑心。顯然，這不是普通的黨團骨幹會議，也不會是業務方麵的會。那會是什麽會？我忽然想起報紙上經常提到的“文革積極分子”和“左派隊伍”，會不會他們開的就是這種會？看來很像。在此之前，我以為自己雖然出身不好，但我努力緊跟黨中央的號召，以實際行動投身文化大革命運動，可以說是單位裏最積極的一個。如果站裏要評“文革積極分子”，我自問是當之無愧的。可是今天看來，我在站領導心中連積極分子也算不上。我像是被人心頭重重地擊了一拳，以前信心滿滿的，現在卻覺得心頭空落落的，信心碎散了一地。為了避免被人發覺我的神色不對頭，我裝作什麽也沒有看見，若無其事地走出血防站大門，到街對麵食堂的門口轉了一會，等情緒平靜了才回來，繼續參加學習。但此時我對學習一點勁頭也提不起，我又一次感覺到階級成分是一道深得無法逾越的鴻溝。無論我怎樣努力，黨組織也不會真正信任我。我開始有一種朦朦朧朧的感覺，前一段時間團支部派王保英說要跟我合作寫大字報，派人替我抄別人寫的大字報給我作參考，都無非是在利用我，把我當槍使。黨的“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一個人的階級出身不能選擇，一個人的政治道路可以自己選擇”等等，話說得很動聽，但在現實中卻近乎是一個騙局。黨支部的做法好比一個馭狗拉車的車夫，在狗鼻子前吊一塊骨頭，狗以為跑得快一些就能得到這塊骨頭，卻永遠也不會讓狗得到。而我，就是那樣一條愚蠢的“狗”。
自從經曆了這兩次事情後，我開始對黨支部“離心離德”，“贖罪”和不甘被人當槍使”的兩種情緒同時在我內心發酵。
關於黨支部召開的這次會議，後來我才知道倒也不是什麽“文革積極分子”會，而是比“文革積極分子”更重要的會議。有人不具名貼出了一張《七問站領導》的大字報，還寫信到縣委說血防站的運動不正常，要求縣委來關心血防站的運動。縣委將此信轉到了縣除害滅病辦公室，辦公室主任季茂南與張宜密商後，第二天就召開了這麽個會議。會議的目的是提防一旦形勢失控，要有人立刻站出來保衛黨支部。而這些與會者就是黨支部選擇的、到時要站出來充當“衛士”的人。這樣的政治要求，黨支部自然要選擇真正信得過的人。相比之下，我雖然積極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但若說要充當黨支部的“衛士”顯然我是不夠格的。
《七問站領導》的大字報我也看到過。隻是它貼了一天後第二天就不見了。當時我認為大字報所提的七個問題雖對血防站的文革是否正確提出了疑問，但沒有舉出具體的證據，且大字報是匿名的，這樣的大字報對站領導其實威脅不大，因而我看後也沒有放在心上。沒有想到站領導還有縣委除害滅病辦公室領導竟然這樣緊張，這真是有點反應過度了。然而自這次會議以後，黨支部就以黨員和團支部為骨幹並集合了一批“左派”力量，做好了專門對付日後可能出現的、反對黨支部的群眾造反的安排。後來到了批判資反路線和群眾成立造反組織前後，出來威脅、恫嚇造反派的“保皇派”，就是由這些人組成。
且說縣委動員大會以後，我們衛生係統除了開了一次批判大會，並沒有再起揭批高潮。因為該揭的都已揭了，該批的也已批了，血防站就這麽些人，不可能人人都是“牛鬼蛇神”。我曾粗略估算過：血防站運動從六月初開始到現在七月上旬，揭批高潮期前後一個月左右，大字報貼了沒有一千也有七、八百張。被貼過大字報的群眾，包括我在內，共有二十多人，占全體員工的百分之二十不到些。這已是不小的比例。但真正能成為運動重點的估計就楊桃源一個。根據以往曆次運動的規律，現在應已進入運動尾聲，以後就是對有問題的人進行組織處理，與一般群眾關係不大了。那時黨支部對於運動的領導也明顯地鬆懈了。張宜吩咐各小組，凡是不寫大字報的人繼續讀報學習。這明顯是在打發時間。因此很多人推測接下來應該是快結束運動了。當然也有人懷疑運動不會這麽快結束，因為前不久國務院通知，說今年大專院校高考錄取新生要推遲半年進行。如果運動就要結束了，大學招生何必推遲？就在這時候，傳來了毛澤東在長江裏遊泳的消息。
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在武漢暢遊了長江。第二天全國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頭條報道了這個“特大喜訊”。報上還刊登了毛澤東在水裏遊泳的照片，以證報道不虛。報道說毛澤東在長江中遊了一個多小時，三十華裏長距離，說“毛主席他老人家身體這樣好，是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這就有了新的學習內容。我們小組在討論時氣氛熱烈，大家都說：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經七十多歲了，還能在長江中遊泳，而且遊了這麽長時間，遊了這麽遠距離，很多年輕人也辦不到，說明他老人家身體的確非常非常健康。有的說毛主席起碼能活一百歲。也有的說：毛主席健康、長壽是我們全國人民的福氣，是最大的幸福。但私底下不少人對一個小時“遊”三十華裏的“奇跡”卻不怎麽相信。我也心裏計算過，我們那裏人遊泳一般不會比人步行的速度快。一個正常人步行一小時平均六華裏，怎麽遊泳一小時能遊三十裏？但大家都不敢明言直說，於是打著哈哈，婉轉地說自己孤陋寡聞，竟不知道毛主席是怎樣的一種遊法。過了幾天，看了電影紀錄片，才知道所謂的“遊”，其實大多時間是“浮”在水麵上順水“漂”。長江水急流速快，一個小時“飄”三十裏是有可能的。
當時，我看到全國各大報報道這個消息時都用上了“特大喜訊”，還單純地以為報紙隻是在為“偉大領袖”的身體特別健康而慶賀，在向全國人民“報喜訊”。但後來經曆了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經曆了中央報刊公開批判劉少奇，經曆了武鬥，才逐漸領悟到當時大事報道毛澤東遊泳的“喜訊”，實際上還有一重很重要的意思：是在警告那些對緊跟毛澤東還有三心二意的黨政幹部們，不要以為他毛澤東老了，不知什麽時候就會去“見馬克思”，以後接班的是劉少奇，因此不敢與劉少奇劃清界線、不敢背叛劉少奇、不敢死心塌地地站到毛澤東一邊、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要以事實告訴他們：他毛澤東身體還好著呐！不會那麽快就死的，不要指望文化大革命會半途而廢！結果，在長江遊泳後的第三天，毛澤東回到北京就開始以“工作組問題”為切入點，發起了對劉少奇的直接攻擊。所以，毛澤東在長江遊泳，絕不是即興之舉。
早在文革剛開始時，報紙上就在鼓勵大家要到“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裏”去鍛煉。毛澤東在長江裏遊泳的消息一報道，全國各地立即掀起了一股到江河湖海遊泳的熱潮。當時青浦城廂鎮上許多機關單位，一到下午便全體出動，到縣城南邊通往朱家角鎮的漕江河邊遊泳。漕江江麵很寬，遊泳地方的河岸深淺不一，很不安全。因此過了幾天又移師到南門太浦河邊青鬆公路大橋下。太浦河是一九五八年新開的人工河，河底比較平坦，安全係數就高一點。但數百上千名男男女女擠在一起，在岸邊齊腰深的淺灘上撲騰，攪得河底的爛泥泛上來，這些人就都如泡在渾泥漿水中一般，很不衛生。這樣又過了幾天，縣城裏第一座遊泳池建成開放，這才去河裏遊泳的人少了，花得起五分人民幣一張入場券的人都到遊泳池去遊泳了。
在我們血防站遊泳大軍中，最積極、最起勁的人就是那個倪新城。那時他已回到縣委除害滅病辦公室工作，地點在縣人委大院內。他如要遊泳，那邊也自有一大群人。可他還是喜歡跟血防站的人混在一起。除了刮風下雨不宜遊泳的日子，他是每天必到的。他去遊泳的特點是一下水就往年輕女性身邊湊。碰上不會遊泳的女性他就主動上去擔當“義務教練”，一手托著女子的背，一手托著女子的臀部，說是教她先學會仰泳，眼睛卻色迷迷地盯著那女子的胴體。由於他是黨員，五七年“反右”的教訓記憶猶新，因此站裏其他人見了他這副樣子也不敢去攪他的“好事”，紛紛避開他往別處遊。
因為遊泳，原定下午一點開始學習的製度受到了衝擊，往往要到二點左右人才能到齊。不過一則因為運動基本上已停了下來，二則去遊泳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單位領導也不敢說什麽，於是學習更加鬆散。那時因為天熱，學習都在室外，白天還有幾個人輪流讀讀報，或講講新聞，到了晚上黑燈瞎火的連報紙也不讀了，都是坐在一起閑聊，也有搖著扇子打瞌睡的。大概除了運動初期被貼過大字報的人還心有不安，其餘人的精神已都鬆弛了下來。
也許是站領導眼看這麽多人天天空坐著也不是辦法，於是以檢查夏季愛國衛生和夏季查滅螺工作為名，要大家去各公社鎮了解工作情況。此時離五月底集中開展運動，我們已關門搞運動搞了二個多月了。我和淩嘉堯仍然去塘鬱大隊，繼續試點組的工作。楊桃源因為有嚴重政治問題不能下鄉了，站領導就換了程軍溥來負責。這次下鄉，站領導不再提“三同”了，而且我們原來在塘鬱住的地方也沒有了，於是我們就早出夜歸，晚上回單位或回家睡覺。但中午為了減少往返，我和淩嘉堯中飯仍到原來搭夥的社員家吃。程軍溥因為新去塘鬱，沒有吃飯的關係戶，中飯就回青浦縣城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