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時候，父親楊武之是安慶一所中學的教員。安慶當時也叫懷寧。父親給我取名“振寧”，其中的“振”字是楊家的輩名，“寧”字就是懷寧的意思。我不滿周歲的時候，父親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費生。出國前我們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張照片。父親穿著長袍馬褂，站得筆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還從來沒有穿過西服。兩年以後，他自美國寄給母親的一張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學照的，衣著、神情都已進入了20世紀。父親相貌十分英俊，年輕時意氣風發的神態，在這張照片中清楚地顯示出來。
父親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學，1924年得學士學位後轉入芝加哥大學讀研究員。40多年以後，我在訪問斯坦福大學時，參加了該校的中國同學會，在一所小洋樓中舉行的晚餐會。小洋樓是20世紀初葉因為中國同學受到歧視，舊金山的華僑社團捐錢蓋的，樓下供中國學生使用，樓上供少數中國同學居住。那天晚餐前有一位同學給我看了樓下的一個大木箱，其中有1924年斯坦福大學年刊，上麵的Chinese Club團體照極為珍貴。木箱中還有中國同學會1923年秋的開會記錄。
1928年夏，父親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後乘船回國，這也是中國學者中第一個因代數研究而被授予博士學位。母親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這次看見他，事實上等於看見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幾天以後我們三人和一位自合肥來的傭人王姐乘船去廈門，因為父親將就任廈門大學數學係教授。
廈門那一年的生活我記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親那裏學到很多東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親曾教我認識了大約3000個漢字，我又曾在私塾裏學過背《龍文鞭影》，可是沒有機會接觸新式教育。在廈門父親用大球、小球講解太陽、地球與月球的運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當然也教了我一些算術和雞兔同籠一類的問題。不過他並沒有忽略中國文化知識，也教我讀了不少首唐詩，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國曆史朝代的順序：“唐虞夏商周……”；幹支順序：“甲乙丙丁……”“子鼠醜牛寅虎……”；八卦：“乾三聯，坤六段，震仰盂，良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等等。
父親少年時候喜歡唱京戲。那一年在廈門他有時還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不過他沒有教我唱京戲，隻教我唱一些民國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數千年，一脈延……”“中國男兒，中國男兒……”等。
父親的圍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圍棋。記得開始時他讓我十六子，多年以後漸漸退為九子，可是我始終沒有從父親那裏得到“真傳”。一直到1962年在日內瓦我們重聚時下圍棋，他還是要讓我七子。
1929年時，父親和母親還很年輕。那一年我們全家在廈門鼓浪嶼日光岩上照了一張照片。那天很顯然我不太高興。30多年以後，在1960年父親與母親自上海飛到日內瓦跟我團聚以前，三弟翻出這張照片要他們帶去給我看。父親說：“不要帶，不要帶，那天我罵了振寧一頓，他很不高興。”
這是沒有做過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在廈大任教了一年以後，父親改任北平清華大學教授，開始了他大半生的事業。他被認為是我國現代數學的先驅，代數和數論學科的開拓者。父親卻一直認為他一生主要的貢獻是在清華培養後進的日子。當年的英才，後來傑出的有華羅庚、陳省身等。我們一家三口於1929年秋搬入清華園西院19號，那是西院東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於30年代向南擴建後，我們家的門牌改為11號。那時清華園西北起自今天的校醫院、近春樓、偉倫中心，南至今天的遊泳池和供應科，東至今天的靜齋，北到今天的蒙民偉樓旁的河以南的建築，那時，這些都還沒有興建，整塊都是一大片荒地，隻有一些樹叢、土山、荷塘、小農田和幾戶農家，是我們遊玩的好地方。
自1929年起我在這裏的成誌學校（現為工會）讀了四年書。我每天自西院東北角家門口出發，沿著小路向南行，再向東南走，爬過一個小土山便到達當時的清華園圍牆，然後沿著圍牆北邊的小路東行到成誌學校。這樣走一趟差不多要20分鍾，假如路上沒有看見蝴蝶或者螞蟻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話。
另外一條我常常騎自行車走的路是自家門口東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當時的校醫院（即今天的蒙民偉樓）旁的橋。每逢開運動會，我就騎自行車沿此路此橋去體育館，和成誌學校的同學們組織啦啦隊呐喊助威。
父親常常和我自家門口東行，沿著第三條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學館。這條小路特別幽靜，穿過樹叢以後，有一大段路，左邊是農田與荷塘，右邊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見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雖不同，幽靜的氣氛卻一樣。童年的我當時未能體會到，在小徑上父親和我一起走路的時刻是我們單獨相處最親近的時刻。
我9、10歲的時候，父親已經知道我學數學的能力很強。到了11歲入初中的時候，我在這方麵的能力更充分顯示出來。回想起來，他當時如果教我解析幾何和微積分，我一定學得很快，會使他十分高興。可是他沒有這樣做。我初中一年級與二年級之間的暑假，父親請雷海宗教授介紹一位曆史係的學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紹他的得意學生丁則良來。丁先生學識豐富，不隻教我《孟子》，還給我講了許多上古曆史知識，是我在學校的教科書上從來沒有學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學的年代我可以背誦《孟子》全文。
父親書架上有許多英文和德文的數學書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 and E.M.Wright的《數論》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論》中的許多space groups的圖。因為當時我的外文基礎不夠，所以不能看懂細節。我曾多次去問父親，他總是說：“慢慢來，不要著急”，隻偶然給我解釋一兩個基本概念。
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我們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後來在日軍進入南京以後，我們經漢口、香港、海防、河內，於1938年3月到達昆明，我在昆明昆華中學讀了半年高中二年級，沒有念高三，於1938年秋以“同等學曆”的資格考入了西南聯合大學。
1938到1939這一年父親介紹我接觸了近代數學的精神。他借了G.H.Hardy的Pure Mathematics與E.T.Bell的Men of Mathematics給我看。他和我討論set theory、不同的無限大、the Continuum Hypothesis等觀念。這些都給了我不可磨滅的印象。
父親雖然給我介紹了數學的精神，卻不讚成我念數學。他認為數學不夠實用。1938年我報名考大學時很喜歡化學，就報了化學係。後來為準備入學考試，自修了高三物理，發現物理更合我的口味，這樣我就進了西南聯大物理係。
抗戰期間是艱苦困難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學習新知識最快的一段日子。
我還記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離家即將飛往印度轉去美國的細節：清早父親隻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黃包車到東南郊拓東路等候去巫家壩飛機場的公共汽車。離家的時候，四個弟妹都依依不舍，母親卻很鎮定，記得她沒有流淚。到了拓東路父親講了些勉勵的話，兩人都很鎮定。話別後我坐進很擁擠的公共汽車，起先還能從車窗往外看見父親向我招手，幾分鍾後他即被擁擠的人群擠到遠處去了。車中同去美國的同學很多，談起話來，我的注意力即轉移到飛行路線與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去。等了一個多鍾頭，車始終沒有發動。突然我旁邊的一位美國人向我做手勢，要我向窗外看：驟然間發現父親原來還在那裏等！他瘦削的身材，穿著長袍，額前頭發已顯斑白。看見他滿麵焦慮的樣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熱淚，一時迸發，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這17年時間，是父親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階段。古人說父母對子女有“養育”之恩。現在不講這些了，但其哲理我認為是有永存的價值的。
1946年初我注冊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選擇芝加哥大學倒不是因為它是父親的母校，而是因為我仰慕已久的費米教授去了芝大。當時芝加哥大學物理、化學、數學係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頭兩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一年任教員，1949年夏轉去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父親對我在芝大讀書成績極好，當然十分高興。更高興的是我將去有名的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可是他當時最關心的不是這些，而是我的結婚問題。1949年秋吳大猷先生告訴我胡適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時候在北平曾見過一兩次，不知道隔了這麽多年他為什麽在紐約會想起我來。見了胡先生麵，他十分客氣，說了一些稱讚我學業的話，然後說他在出國前曾看見我父親，父親托他關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還記得胡先生極風趣地接下去說：“你們這一輩比我們能幹多了，哪裏用得著我來幫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禮（杜聿明先生的女兒）和我在普林斯頓結婚。
1957年我和杜致禮及我們的孩子光諾（那時6歲）去日內瓦。我寫信請父親也去日內瓦和我們見麵。他得到統戰部的允許，以帶病之身，經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醫院，於7月初飛抵日內瓦，到達以後又立刻住入醫院。醫生檢查數日，認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檢查血糖與注射胰島素。
父親給致禮和我介紹了新中國的許多新事物。他對毛主席萬分敬佩，尤其喜歡毛的詩句，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與“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等。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父親又和母親兩度與我在日內瓦團聚。致禮、光宇（我們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參加了。每次團聚頭兩天感情總是非常衝動，講一些自己的和家人與親友們的遭遇。以後慢慢鎮靜下來，才能欣賞瑞士的一切。
父親三次來日內瓦，尤其後兩次，都帶有使命感，覺得他應該是在勸我回國。這是父親自己靈魂深處的願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麵他有此願望，另一方麵他又覺得我應該留在美國，力求在學術上更上一層樓。
和父親、母親在日內瓦三次見麵對我影響極大。那些年代在美國，我對中國的實際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見麵使我體會到了父親和母親對新中國的看法。記得1962年我們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個晚上，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製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已在研製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裏麵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鍾頭，還隻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麽好？”父親很生氣，說她專門扯他的後腿，給兒子錯誤的印象，氣得走進臥室，“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而且二者並不矛盾：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有時會有更多的困難，會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那天乘法航自緬甸東飛，進入雲南上空時，駕駛員說：“我們已進入中國領空！”當時我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描述的。
傍晚時分，到達上海。母親和弟妹們在機場接我。
我們一同去華山醫院看望父親。父親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們見麵是1964年底在香港，那時他68歲，還很健康。6年半中間，受了一些隔離審查的苦，老了、瘦了許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見到我當然十分激動。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國探親訪問。父親仍然住在醫院，身體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親長辭人世。享年77歲。
6歲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個大家庭裏麵。每年舊曆新年正廳門口都要換上新的春聯。上聯是“忠厚傳家”，下聯是“詩書繼世”。父親一生確實貫徹了“忠”與“厚”兩個字。另外他喜歡他的名字楊克純中的“純”字，也極喜歡朋友間的“信”與“義”。父親去世以後，我的小學同班同學、摯友熊秉明寫信來安慰我，說父親雖已過去，我的身體裏還循環著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體裏循環著的是父親的血液，是中華文化的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