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楊振寧先生的印象，我一開始並不算好，甚至很差。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楊振寧幾乎每年都會來中國，周恩來更是親自接待。楊振寧提出想見毛澤東，毛主席便安排了約一個半小時的會談，談話內容涉及哲學與物理學。那次訪華後，他回到美國，麵對記者的政治提問，考慮到家人尚在國內，他不得不謹慎作答。於是他說出了一些模棱兩可甚至“被誤解”的話，比如“文革沒有死很多人”、“中國領導人很明智”、“大鍋飯的口味不錯”等。後來他解釋說，那是被假象蒙蔽，也是在保護家人。
盡管如此。但在當時的輿論中，他多少成了一個“圓滑的科學家”，機會主義者，活得現實。
更有一樁事，使他長期被誤解。楊振寧當年曾私下向周恩來質疑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認為片中“存在偏見”。此話被四人幫的耳目利用，竟成了禁片的由頭，也引發中意兩國之間的外交風波。事後證明，楊振寧本人並未看過影片，他的質疑不過是道聽途說，卻被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放大成了典型的反華事件，一時間鬧得上上下下全國共討之。
安東尼奧尼不但是位意共著名黨員，享有盛譽的世界電影大家，後來還得了奧斯卡終身成就獎。怪了去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的楊振寧為什麽非要跟他過不去？
如果不是後來讀到他對《易經》和中醫的看法，我也許至今還停留在那種模糊印象裏。
1995年，我讀到了作家柯雲路發表的《人體特異功能真偽之辯——致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等教授的公開信》，那時國內正熱衷“氣功熱”、“特異功能熱”，而楊振寧、李政道等科學家公開質疑偽科學、反對玄學化思潮，成為一股清流。那時我才開始正視楊振寧——他敢於得罪潮流，敢於在“全民神秘化”的年代說出冷靜的話。
直到2004年，他在一次“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論壇上發表講話，我才徹底對他開始另眼相看。
楊振寧說：“中醫的理論直接沿襲了《易經》的思路，而非近代科學化的。如果現在研究中醫理論仍堅持將二者統一起來，中醫學沒有前途。我們要拋棄中醫的理論，因為其中摻雜著幾近迷信的成分，而代之以近代科學化的方法。”
這番話震動了我。那種徹底理性、敢於解構傳統的姿態，讓我看到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不是迎合民意的投機，而是以理性為信仰、以懷疑為尊嚴的知識分子。
楊振寧的一生，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教書育人無數，但他更大的貢獻在於思維方式。他讓我們懂得，科學不是崇拜的偶像，而是一種不斷自我修正、勇於懷疑的文明精神。
如今，這位103歲的老人辭世，我心痛至極。不是因為他隻是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而是因為他象征著一種“純科學”的氣質正在遠去——那種既能質疑傳統，也敢得罪權威的精神。
有關楊振寧先生的是與非對與錯，世人各有解讀。但對我而言，真正值得銘記的，不是他得過什麽獎、說過什麽錯話，而是他在理性與信念之間，始終保持了知識分子的清醒。
他走了，中國科學界少了一塊基石。而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塊塊紮根的基石，才不會都是金木水火土陰陽五行的反邏輯思維，才足以扺製社會上流行的偽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