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38）
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楊桃源和小淩都不在，我一個人去幾個生產隊轉了轉，看看大隊滅螺隊是否已做好了春季查滅螺準備工作。大約下午四點左右，我回公路旁的“蹲點組”大草棚。沿河邊一條小路剛走近青鬆公路，就看到我們單位一個叫黃幼齡的女子站在大草棚邊的公路橋上四處張望。我對此人並不熟悉，僅知道她原來也是臨時工，去年轉正為集體編製，前不久又被黨支部發展為預備黨員。當時站裏傳過有關她的小道消息，說她之所以能轉正並入黨，與縣除害滅病辦公室一個姓莊的副主任有關係。這個莊副主任一次去金澤公社視察工作，黃幼齡此時正在金澤工作，而且她的家也是在金澤的，於是黃就招待這個副主任到她家吃飯。黃全家人竭盡“地主之誼”，請這個副主任吃鮮魚活蝦還有大閘蟹。金澤地處澱山湖邊，盛產魚蝦，又聽說她的一個哥哥就在當地的水產部門工作，所以弄些水產是不成問題的。總之，黃從此給這個副主任留下了好印象。因此之故，黃開始好運頻頻。這些傳言的真假我不知道，也與我無關，當時隻是“姑妄聽之”，如過耳之風，聽過算數。此時我不知她來這裏做什麽，猜想她大概是有什麽事來找什麽人，不過沒有找到，想找人問一下訊，既是同一單位的人，倒也不好不理睬。於是我就緊走幾步走到橋上，隨後立定準備等她來問訊。她見我立定了不動，隻得趨前幾步做起自我介紹起來，說她是代表共青團支部來找我談話的。“四清”結束前團支部要求所有未入團的青年都寫一份入團申請報告，我當時為應付他們也寫了一張。後來團支部批準了一批青年入團。我當然不在內。對此我早有心理準備，而且對入團真的也無多大興趣，故也沒把它當回事。本來我以為這件事已經過去了，所以也沒有想到她來找的人會是我。現在見她代表團支部特地來找我談話，說明團支部雖沒有批準我入團，態度倒也挺認真的。這令我頗為感動。站在路中間不好說話，我就邀她一起站到橋欄杆邊，準備聽她說些什麽。
她先說了這次團支部沒有批準我入團的原因，主要是認為我目前還不具備入團的條件，但沒有說明白是什麽條件還不具備；又說團支部還要繼續考驗我，希望我不要泄氣，繼續努力。接著她又像背書一樣說了一通“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要背叛自己的家庭”，“每個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階級烙印’”，因此你“要刻苦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等一套大道理，說黨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不惟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她滔滔不停地說，我一言不發靜靜地聽，心想說來說去不批準我入團就是因為我的家庭出身。可是，家庭出身我是無法選擇也無法改變的，而改造世界觀我認為我做的並不比其他人差，所以批不批準入團，其實與我努力不努力關係不大。這次你們團支部批準入團的青年，都是出身成分“好的”，出身成分有些問題的一個也沒有批準。我就不信這麽多人的思想一個也沒有改造好。所謂“條件不具備，繼續努力”雲雲，不過是不批準的托辭而已。
本來，她那些虛偽的托辭不過是鸚鵡學舌而已，我雖心中不服卻也不計較。但不知怎麽看著她那付煞有介事、自以為地位高貴、因而居高臨下、以可能連她自己也沒有覺察的訓人姿態與人說話，我開始有的感動漸漸消失，一種失望和鄙視之情卻在內心漸漸升起：怎麽黨支部和團支部總是喜歡培養這種淺薄的人！最後，她問我對這次不批準入團有什麽想法？我心中突然冒起一股反感情緒。我想我還能有什麽想法？不就是入個團嗎？在這處處強調出身階級成分的社會，不批準我入團不是很正常嗎？雖然，入團入黨對一個人的前途頗有關係，但我早就看穿：第一，批不批準你入團，主動權不在於我。即使我十分向往入團，表現得再好，但如果人家刻意不批我也沒有辦法。第二，我不像有些人那樣以入黨入團作為人生第一奮鬥目標。我一向覺得，一個人革命不革命關鍵在自身的思想與行動，而不是別人對你的評價和認可。既然入團入黨是為了革命不是為了謀私利，那麽一個人無論處在哪種處境都可以革命。雖然別人對你的看法也要注意，但本末不可倒置。我在徐涇就看不慣“九闊嘴”那樣的黨員，對站裏的某些黨員、團員評價也不高。我向往的是像牛虻和保爾柯察金那樣的自覺革命者。再說在社會上入團、入黨的人畢竟是少數，不入黨不入團的多了去了，難道不入團就不能革命了？又何須如喪考妣地惶惶然！因此，我坦率地對黃幼齡說：“即使入不了團，我也是要革命的。”我這麽說，其實絲毫也沒有藐視團組織的意思，而隻是表明自己的心態：無論別人怎樣看我，準不準我入團，我都不在乎；革命是我對我自己的要求和追求。我追求的是真革命而非為了達到個人的某種目的，或認為這是一種時髦，因而要求入團入黨的假革命。不料她聽我這麽說了後，立即驚奇地、且不以為然地詰問我：“不入團你也能革命？”這一愚蠢的詰問倒讓我真來氣了，我反問她：“入不了團的青年很多，照你說法，難道他們都不能革命啦？”她這樣被我頂了一下，不知是真不相信不入團就不能革命還是被我頂懵了，先是盯著我看了一會，然後輕蔑地撇撇嘴，竟然一言不發掉頭就走，回青浦城裏去了。我站在公路橋的水泥橋欄杆邊，望著她在夕陽光中漸漸遠去的背影，不禁發出了一陣冷笑：難道革命是你們團組織包辦的特權？這樣膚淺、連革命是什麽都不懂的人居然還代表團組織來教訓人！《九評》說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的。而你們這種人不過仗著出身成分好一點，順利地入了團、入了黨，就以為自己是天生的革命派，要壟斷革命的權利了。這不又是一個活生生的“趙太爺 ”（魯迅《阿Q正傳》中的人物。他認為阿Q沒有資格革命。）嗎？我開始從心底裏鄙視她。我暗自下決心，我一定要做些什麽出來讓這種人瞧瞧，什麽才叫“革命”！
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的我以為黃幼齡無知、淺薄，瞧不起她；然而真正無知、淺薄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請想一想：既然作為中共一黨主席的毛澤東可以毫無愧色地說：“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既然共產黨可以自封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自吹自擂說自己是一貫“偉大、光榮、正確”的，吹噓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從不承認他們對人民犯下的一係列錯誤和罪行，那麽作為黨的“助手”的共青團，為什麽就不能自認他們是天生的革命者，可以壟斷所有青年的“革命權”呢？現實其實比黃幼齡說的還要殘酷，還要肮髒，凡是沒有得到黨、團組織同意、認可的“擅自革命”者，都沒有好下場。可憐這一點我是到了文革中和文革後才逐漸明白的。比如郭沫若的一個兒子郭世英就是這樣的人。他因為幼稚而又太崇拜革命，與幾個誌同道合者組織了一個讀書會一起研究馬列主義，沒想到反被中共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團”。這是發生在文革前的事。至於文革中、文革後更不乏這樣的例子，如北京的遇羅克、廣州的“李一哲”、上海的王申酉、北京的魏京生……等等，除了這些比較知名的，還有更多不被世人所知的人，都是因為相信革命、追求革命真理而被共產黨革掉了命，或被關進了“革命”的監獄。世俗的“革命”與書本上宣傳的革命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世俗的“革命”不需要你懂多少革命的道理，也不需要你有多大的革命正義感，隻要聽黨組織的話就行了。書本上的革命道理教你為大眾利益去奮鬥、去獻身；現實中的“革命”，實際是以“革命”的名義去為自己攫取權力、地位和物質利益。 這兩種革命就如《西遊記》裏的真、假猴王，令人一時間難以區分。偏偏有些自以為聰明、能幹、卻書生氣十足的人，他們照著書本上的革命教條，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參加革命，結果在現實的“革命”麵前鮮有不碰得頭破血流的；套用共產黨的一句話，就是“腦袋掉了也不知道怎麽掉的！”除了上述的郭世英等人，還有以前的王實味、胡風等，也都是這樣的人。所以這樣一比較，黃幼齡固然幼稚、淺薄，其實我比黃幼齡更幼稚、更淺薄，簡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而我竟然還不服氣，還想要做些什麽來讓他們瞧瞧，那真是不知社會的險惡啊！明乎此，也可預見文革開始後我會有怎樣的舉動了。後來總算沒有闖出大禍來，真要感謝上天和祖宗的保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