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桂鳴：索爾仁尼琴為什麽沒有被克格勃滅口？
（1）
打不死的小強
圖1，蘇聯紅軍炮兵偵察連上尉索爾仁尼琴（中排左一），攝於1944年秋
克格勃曾經暗殺索爾仁尼琴。但他是打不死的小強，頑強地活了下來。
鮑裏斯·伊萬諾夫，是一名退休克格勃中校。蘇聯解體後，伊萬諾夫出版了一部回憶錄，講述了一起發生在1971 年 8 月 8 日的謀殺未遂事件。回憶錄講述了他與另外兩名克格勃特工一起，前往蘇聯南部城市羅斯托夫市執行一項“特殊命令”：幹掉異議作家索爾仁尼琴。
索爾仁尼琴剛在1970年10月，被瑞典文學院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名字享譽海外。但是，在蘇聯境內知道這個消息的人不多。蘇聯官方把索爾仁尼琴獲諾獎一事，看成是西方故意羞辱蘇維埃政權的嚴重政治事件。
伊萬諾夫一行三人，不費吹灰之力找到了索爾仁尼琴。他們跟蹤這位作家，來到當地的一家百貨公司。當索爾仁尼琴進入糖果區時，三人上前靠近他，悄無聲息地把他與其他購物者隔開。伊萬諾夫在回憶錄寫道：接著“發生了一些我無法理解的事情。整個行動隻持續了兩、三分鍾。”伊萬諾夫寫道，他的一位同事，將手中的一種東西，不經意地抹到索爾仁尼琴的皮膚上……然後他們撤到大街上，馬上向克格勃第5局局長報告：“行動結束。他活不長了。”
索爾仁尼琴木知木覺發生了什麽事。他以為自己隻是被粗魯的購物者擦碰了一下。回到家，他感覺被觸碰過的皮膚，開始有燒灼感，並且向身體其他部位擴散，渾身感到不舒。到了夜晚，他幾乎無法下床，不能寫字，甚至抬不起頭。第二天去看醫生，醫生對他的病情也感到困惑不解。有人認為，他隻是過敏反應……不明真相的病，導致他全身皮膚大麵積燒傷。三個月後才逐漸康複。索爾仁尼琴一直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所幸的是，索爾仁尼琴沒有像克格勃特工預測的那樣會死掉。他仍然頑強地活著。蘇聯解體後，他終於得知真相：克格勃特務奉安德羅波夫之命試圖暗殺他。克格勃使用一種從蓖麻籽提煉出來的植物毒素：“蓖麻毒素生物製劑”。克格勃特工在百貨商場乘其不備時，將毒劑塗抹到他的皮膚上。蓖麻毒素會損傷肝、腎等實質器官，發生出血、變性、壞死病變。並能凝集和溶解紅細胞，抑製麻痹人的心血管和呼吸中樞，造成死亡。“蓖麻毒素生物製劑”是國際間諜和恐怖分子，進行暗殺和破壞活動常用的毒素戰劑武器。索爾仁尼琴大半生受到當局的迫害，這一次克格勃差點要了他的小命。他仿佛是殺不死的小強，這一次大難不死……
索爾仁尼琴曾經兩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蘇聯衛國戰爭中受勳，卻因言獲罪成為階下囚。他在蘇、德前線給朋友的信裏，因表達對斯大林政策的不滿，被蘇聯內務部判犯了誹謗、反蘇宣傳罪，被投入盧比揚卡監獄。當莫斯科全城慶賀納粹德國投降之時，他卻在決鐵窗後，默默等候當局對他的審：他被判處八年勞改營監禁……
圖2，1953年3月，身穿囚服、編號為“SHCH-262”的索爾仁尼琴被流放哈薩克斯坦的科克捷列克
但是，這不是安德羅波夫痛恨他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從勞改營釋放岀來後，利用寫小說的形式，直言不諱地批評蘇聯政府。1962年，他根據自己在勞改營的經曆，創作、出版了第一部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他當時還是蘇聯中部梁讚市第二中學的一名數學兼物理老師，一個夾著尾巴做人、偷偷摸摸寫作的“勞改釋放犯”。《伊凡》一書是他的處女作，在蘇聯出版後立即引起轟動，銷售一空。年僅42歲的他，因此一炮而紅，並在同年應邀加入蘇聯作家協會。
《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得以聞世，背後有赫魯曉夫助推的因素。在政治局主席團討論是否允許該書出版的會議上，赫魯曉夫公開為作者辯護：“你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斯大林主義者；甚至我心中也有一個斯大林主義者。我們必須根除這種邪惡！”
《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一書有著驚人的現實主義和率直，是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蘇聯文學中第一部以濃厚的政治色彩主題、並由一名非蘇共黨員創作的寫實作品。作者曾因“誹謗”蘇聯領導人而入獄，被判罰送到西伯利亞勞改。但是，這樣一個政治勞改釋放者的小說，卻獲得了官方的批準和出版。該小說冒天下之大不韙，通過文學作品的形式，自由、無拘無束地討論當今社會政治生活，在蘇聯可謂史無前例。
然而，隨著赫魯曉夫1964年的下台，索爾仁尼琴突然而來的好運嗄然而止。利用文學創作的方法，赤裸裸地揭露社會陰暗麵的時代結束了。索爾仁尼琴新創作的小說，再也已經無法在蘇聯正式發表、出版。身為一名作家，他不再是一個人——他成了與蘇維埃政權勢不兩立的人民公敵。到了 1965 年，蘇聯安全部的克格勃特工，開始抄查、沒收他的寫作資料，其中包括他下新創作的小說《第一圈》的手稿。克格勃專門設立了一個索爾仁尼檔案，他的代號叫“蜘蛛”。
克格勃向蘇共中央報告中，認定作者“索爾仁尼琴沉溺於具有政治破壞性的言論，並散播誹謗性的揑造內容。”但是，索爾仁尼琴此時已是享譽國際和聯文壇的著名作家。如何處理他，克格勃負責人感到棘手。索爾仁尼琴被收繳的手稿，被轉交蘇聯作家協會處理。接到燙手山芋的作家協會，拖延了18個月也沒有做出譴責、批判的回應。在此期間，創作處於井噴狀態的索爾仁尼琴，又設法把他最新收筆的小說《癌症病房》偷偷送到外國出版，他另一部關於蘇聯勞改營詳細研究的史詩性作品《古拉格群島》也即將完成……
正值此間，因殘酷鎮壓匈牙利起義而被西方稱為 “布達佩斯屠夫” 的安德羅波夫，被提拔任職蘇聯克格勃主席。身上流淌著哥薩克血液的安德羅波夫，是個狠角色：上任伊始，他就卯上了梁讚市勞改釋放犯出身的作家索爾仁尼琴。上任不久，他即提議，對索爾仁尼琴的“反蘇活動”，要采取 “果斷措施” 。在其餘生17年的時間裏，安德羅波夫成為蘇共領導人中，針對蘇聯異見人士最堅定的對手。解決索爾仁尼琴問題，成為他頑固的個人執念。
1970年10月，斯德哥爾摩諾貝爾委員會宣布，授予索爾仁尼琴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傳到莫斯科，蘇共領導人被惹惱了。安德羅波夫乘此時機，向蘇共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附有主要負責人簽署的法令草案，內容是剝奪作家索爾仁尼琴的蘇聯公民身份，並將其驅離蘇聯的議案。安德羅波夫捉摸，索爾仁尼琴如果到瑞典領獎，蘇聯何不順水推舟，將他驅逐出境？
索爾仁尼一生一直受到政府逼害和懲罰，被流放、發配異地，但是他從來沒有產生過要逃離俄羅斯的念頭。作家離開他的故土、他的母語讀者，就像無根的浮萍。他的創作，與他的讀者和故土不可分離。諾貝爾文學獎，是對他創作的高度評價和讚賞。但是，他擔心出國領獎後，當局不允許他回到蘇聯。因此，他不願親自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有人提出，他到瑞典駐莫斯科大使館接受頒獎。可是，瑞典政府拒絕了這個建議。瑞典政府擔心，這樣的儀式，及其隨後的媒體報道，會激怒蘇聯政府，牽累瑞、蘇兩國關係。索爾仁尼琴決定留在蘇聯，放棄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
索爾仁尼琴的選擇，使安德羅波夫的如意算盤落空。另外，更重要的是，安德羅波夫當時也未能說服蘇共政治局的所有成員。蘇聯內務部長舍洛科夫提出，蘇聯應該把索爾仁尼琴爭取過來，而不是對他施壓、逼害。我們“需要有一位高層人士坐下來與他交談，消除被起訴留給他的苦澀。” 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湼夫支持內務部長舍洛科夫的觀點，站在舍洛科夫一邊，他認同舍洛科夫對此事的看法：“在解決索爾仁尼琴問題時，我們必須分析以往在與藝術界人士打交道時犯下的錯誤……所謂的 ‘索爾仁尼琴問題’是由本應更明智的文學管理者所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的不是公開處決我們的敵人，而是用擁抱包容他們。”
圖3，1954年春，在勞改營教數學
在安德羅波夫眼裏，同情索爾仁尼琴的內務部長舍洛科夫，從此也成為他要“留意”的人物。勃列日湼夫死後，安德羅波夫掌權之始即指控舍洛科夫有腐敗行為。在正式接受審判前，舍洛科夫選擇了自殺。
同情索爾仁尼琴的蘇共高層人物消失，噩運向他走來。安德羅波夫雖然容不下索爾仁尼琴，但是，精明的他知道，處理這件事不可操之過急。公開抨擊被勃列日湼夫認可的觀點也不合時宜。他必須忍著，待機行事。
謀殺索爾仁尼琴失敗半年後，安德羅波夫開始意識到，這名不同政見作家的國際知名度很高，蘇聯政治局擔不起殺害世界著名作家的風險。但是，如果不能把他殺死，至少也應該把他趕走。他繼續留在蘇聯境內，對蘇聯始終是一個隱患。
1972年3月, 安德羅波夫不得而求其次，再次嚐試說服蘇共政治局，把索爾仁尼琴驅逐出境。這一次，他有了更多“無可辯駁” 的證據，證明索爾仁尼琴 “蓄意且不可逆轉地走上了與蘇聯政府抗爭的道路，並會不惜一切代價開展這場鬥爭。” 此時大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索爾仁尼琴是 “一個真正的墮落分子” ；但是他們仍然不願意將索爾仁尼琴這隻“毒蜘蛛”放逐。安德羅波夫對此很不快。
1973年12月，巴黎基督教青年會出版社，在法國出版了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一書 —— 此書在巴黎出版，成為索爾仁尼琴最後被安德羅波夫驅逐的直接導火索。
《古拉格群島》一書，揭露了蘇聯勞改營製度的殘酷真相，使整個蘇聯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受到質疑。蘇聯宣傳機器當即對該書進行了嚴厲抨擊。索爾仁尼琴在書中，沒有局限於將 “古拉格” 現象描繪成斯大林時期的孤立錯誤，而是蘇聯體製對人民係統性的鎮壓——並且自列寧時代起，就一直是蘇聯政權的核心。
恰逢其時，同樣是安德羅波夫眼中釘、肉中刺的蘇聯核物理學家、院士薩哈羅夫，公然在美國《華盛頓郵報》上，用大寫字母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美國國會，除非蘇聯結束對蘇聯公民移民外國的限製，不要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索爾仁尼琴也公開表態，支持薩哈羅夫……
此事徹底惹惱了勃列日涅夫。已經晉升為蘇共政治局成員的安德羅波夫終於看到機會。他指出，蘇聯政府容忍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這樣的異議人士太久了！ “我們應該立刻製止他們。”安德羅波夫搜集、整理出一係列帶傾向性的情報，故意撩起政治局同僚們的集體憤慨。情報稱，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二人， “加大了為反動帝國主義勢力，特別是猶太複國主義勢力服務的力度” ，兩人顯然受到西方情報機構的操縱。
安德羅波夫乘機向政治局提交一份具體的法令草案，建議剝奪索爾仁尼琴公民身份，並將其立即驅逐出蘇聯。安德羅波夫又單獨給勃列日涅夫發了一份帶著警示意思的信函，向其暗示，如果這項法令得不到批準，蘇聯黨內和軍方高層人士將會出現嚴重不滿情緒。
安德羅波夫這一次似乎如願了。在多方壓力之下，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們，在1974年2月11日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批準了“安德羅波夫同誌的提議。”
次日，2月12日傍晚5點，八名便衣警察闖入索爾仁尼琴的公寓。一份授權他們將索爾仁尼琴帶到檢察院的命令，被呈交給索爾仁尼琴。在場的索爾仁尼琴夫人質問為什麽。其中一名警察向她保證，她丈夫隻是到檢察院接受問話，很快就會回來。索爾仁尼琴於是二話不說就被帶走，兩名警察繼續留在公寓裏，守在門口和電話旁，待了大約半個小時。從索爾仁尼琴的家，到檢察院步行不需10分鍾。索爾仁尼琴的妻子等了許久不到丈夫回家。她心裏已經開始懷疑，丈夫並沒有被帶到檢察院。後來事態發展證實，政府以“叛國罪”逮捕了她丈夫，並已將他押解到列福爾托沃監獄。
圖4，把索爾仁尼琴驅逐出蘇聯的專機
第二天，1974年2月13日，索爾仁尼琴被告知，他已被剝奪蘇聯國籍、公民身份，並被立刻驅逐出境。在沒有告知目的地的情況下，他孤身一人，被強行送上了一架飛往法蘭克福的俄羅斯航空公司的飛機。身不由己的索爾仁尼琴，在飛機起飛前的那一刻，虔誠地在胸前畫了十字。他望著機艙窗外開始移動的景物，意識到此生可能再也見不到俄羅斯大地，他深鞠了一個躬……
(2)
亡命天涯
安德羅波夫很早就醞釀將索爾仁尼琴驅逐出蘇聯。但是，他本人，還有蘇共政治局的其他人，誰都不清楚
，在這個地球上，會有哪個國家願意接收一個被拋棄的蘇聯公民。在索爾仁尼琴之前，蘇聯第一次驅逐重要政治異見人士，發生在1929年。“十月革命”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托洛茨基，在與斯大林的權力鬥爭中失敗後，被逐出家門，流放到土耳其。之後流亡去了墨西哥。他後來在墨西哥城外的一個名叫“卡約肯”小鎮，被斯大林派出的殺手刺殺身亡。剝奪索爾仁尼琴公民身份、並將其驅逐出境，這是驅逐托洛斯基45年後，蘇聯當局首次采取此類行動。
圖5，《時代周刊》19 74年2月15日封麵人物：“西方世界此刻最著名的人物。”
安德羅波夫曾經在政治局討論會上毫不忌諱地說：“我認為索爾仁尼琴應該被驅逐出境，無需征得他的同意。早些年，托洛茨基也曾被驅逐出境，且沒有征得他的同意。”
得知索爾仁尼瑟在蘇聯成為“不受歡迎的人”，西德總理勃蘭特，於1974年2月2日，在慕尼黑舉行的特奧多爾·豪斯年度獎頒獎典禮上表態，歡迎索爾仁尼琴到西德定居。他可以在聯邦德國自由、不受阻礙地工作和生活。“毫無疑問，我們支持言論自由，也支持作家利用其掌握的手段表達觀點的自由。”
勃蘭特的聲明，適逢其時，為欲除之而後快的蘇聯當局，找到了接收索爾仁尼琴的國家……
索爾仁尼琴後來回憶自己突然被驅逐的經曆時這樣寫道：“短短幾個小時，我便從莫斯科列福爾托沃監獄，乃至整個蘇聯大監獄，被轉送到了海因裏希·伯爾位於科隆附近的鄉間別墅。”
海因裏希·伯爾，是索爾仁尼琴在西德的東道主。他是一位多產的小說、短篇小說和戲劇作家（並於1972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伯爾還是國際筆會（詩人、劇作家、散文家、編輯和小說家）的主席。該組織致力於捍衛世界各地的文學自由。兩人素未謀麵。第一次見麵，卻似舊友重逢。有道是，縱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伯爾與索爾仁尼琴在反對壓迫性政權的共同立場上誌同道合，是兩人一見如故之緣。伯爾是索爾仁尼琴和其他蘇聯異見作家的傑出支持者，並積極出麵反對蘇聯當局對他們作品的壓製。
圖6，1974年2月13日，被蘇聯驅逐後，索爾仁尼琴被帶到西德作家海因裏希·伯爾位於科隆附近的鄉間別墅，大批記者湧來報道此重大事件
伯爾與蘇聯作家的關係，源於1962年他率領西德文化代表團訪問蘇。伯爾先後多次訪問蘇聯，與眾多蘇聯作家建立了友誼，甚至與異見文學創作者建立了聯係。伯爾和索爾仁尼琴在蘇聯從未見過麵。但是，伯爾在索爾仁尼琴最初尋求西方庇護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作為西德筆會主席，伯爾曾推薦索爾仁尼琴角逐諾貝爾文學獎。索爾仁尼琴1970年獲獎時，索爾仁尼琴向諾貝爾文學獎接待委員會推薦了伯爾的作品……
來到伯爾在科隆鄉村的石徹別墅，剛走上流亡之旅的索爾仁尼琴，感受到一股寧靜的田園氣息。這裏的天地顯得恬靜，遼闊的鄉野，與綿延的寂靜交相輝映。黃綠相間的農田在人周圍延伸，腳下凹凸不平的地麵，仿佛畫布般凹凸不平。令人聯想到梵高或莫奈畫中的鄉村景色……讓他這個開始漂泊的異鄉人感到慰藉。
圖7，索爾仁尼琴與伯爾一見如故
盡管如此，索爾仁尼琴在熱情好客的伯爾夫婦家隻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前往科隆搭乘火車，要在天黑前抵達蘇黎世。當火車終於駛近蘇黎世火車站時，索爾仁尼發現，蘇黎世車站人山人海，從站台、大廳，一直延伸到廣場外。人群似乎有點失控。索爾仁尼琴稀裏糊塗地在接待人的族擁下，“像軟木塞塞進酒瓶一樣被塞了進一輛車” （索爾仁尼琴自嘲）—— 國際化大都市蘇黎世給索爾仁尼琴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達蘇黎世的第一天，索爾仁尼琴在紛之遝來的應籌中，接到一個女人的電話。她的聲音低沉，帶著輕微的俄語口音。她自我介紹命叫“瓦倫蒂娜·霍盧博娃”。她解釋說，她的母親在1920年，和一個隨部隊撤退的捷克人，一起逃離遠東地區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威）。瓦倫蒂娜和她的捷克丈夫，離開布拉格，逃離了蘇聯占領，現住在蘇黎世。“我們這裏有六千多人的捷克移民，我們都崇拜您，願意為您做任何事。您可以信賴我們！”霍盧博娃主動地用俄語提出，她願意幫助他處理在蘇黎世生活中的任何日常事務。
這位尚未見麵的霍盧博娃的誠意，感動了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瑟覺得，蘇聯軍隊1968年8月入侵捷克，每一個具有良心的俄羅斯人，都欠有毫無疑問的道義責任，或惻隱之心。捷克逃亡者，成為他這個蘇聯當局的不同政見作家的天然盟友，理所當然。索爾仁尼瑟約好與霍盧博娃見麵。
次日，一位身材高挑，楚楚動人的金發女子，手拿著一束玫瑰和丁香花，出現在索爾仁尼琴的居所。她閃動著兩隻誠懇的大眼睛，自我介紹說，她也來自梁讚。她遞給索爾仁尼琴一張紙條，上麵用俄文寫著梁讚當地一句古老諺語，大意為：丁香花是為了讓他想起每年春天在梁讚盛開的丁香花……霍盧博娃別出心裁的自我介紹，一下子讓初來乍到的索爾仁尼琴放下了心裏的戒備。索爾仁尼琴暗幸在異國他鄉，有了可以信任的鄉親指點迷津，幫助他在蘇黎世安頓下來。
霍盧博娃還把她的丈夫朗蒂塞克·霍魯布博士介紹給索爾仁尼琴。兩人一起成為索爾仁尼琴在蘇黎世的非正式顧問。霍盧博娃任他的兼職秘書和發言人。接下來的日子，索爾仁尼琴疲於應對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界政客、名人、作家。從蘇黎世市市長，到大出版社的主編，從美國參議員，各大小報刋媒體記者和攝影師，到他的作品的德、英文翻譯者，各方的請求、邀請和提議絡繹不絕……
同年3月的一天，霍盧博娃夫婦帶索爾仁尼琴去觀看藝術家繪畫展覽，介紹他認識一個畫廊主人、捷克移民奧斯克·克勞斯。克勞斯告訴索爾仁尼琴，他也曾經是一名被捷克共產黨關押入獄的政治犯。索爾仁尼琴聞之，忍不住上前擁抱他，激動得淚流滿麵。霍盧博娃夫婦隨後又將索爾仁尼琴介紹給一名年輕的捷克作家托馬斯·雷紮克。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幾周內，經索爾仁尼琴同意，霍盧博娃夫婦組織了七名通俄語的譯者，共同負責完成《古拉格群島》的捷文版翻譯和出版。青年作家雷紮克，負責翻譯索爾仁尼琴1949年在獄中創作的敘事長詩《普魯士之夜》。
然而，索爾仁尼琴做夢都想不到，他在蘇黎世最信任的幾位“捷克移民”，竟然全都是捷克共產黨政府的秘密警察 “StB”的特務。霍盧博娃出生於俄羅斯，是捷克斯洛伐秘密警察情報官員。青年作家雷紮克在StB的代號是“REPO” 。此人銜命偽裝成異見者，滲透進蘇黎世捷克移民社區。在處理索爾仁尼琴的作品時，這些人不迴避或淡化他的作品中的反蘇內容。因此，他們被索爾仁尼琴視同知己。作為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的捷克斯洛伐克，其秘密警察 “StB” 與蘇聯克格勃有密切合作關係。索爾仁尼琴案件，在克格勃占據重要位置。霍盧博娃和雷紮克的行動，直接接受克格勃的指令，但是由捷克秘密警察的上級主管。
霍盧博娃和雷紮克二人提供的關於索爾仁尼琴在蘇黎世的一手情報，使克格勃對被驅逐出境後的索爾仁尼琴的近況了如指掌。索爾仁尼琴被驅離蘇聯三個月後，安德羅波夫向蘇共政治局報告：“索爾仁尼琴正在策劃針對蘇聯的顛覆活動。他住在蘇黎世，與在瑞士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建立了聯係，他打算借助這些人的幫助，非法將他的作品，以及反蘇維埃性質的資料，傳入蘇聯。索爾仁尼琴在與這些捷克流亡者的一次討論中說，他未來的活動，將主要為‘內部反對派’的利益服務。”
圖8，索爾仁尼琴在蘇黎世位於斯塔普弗大街45號的居所，當地孩子在門外貼了一塊告示牌：“別打擾索爾仁尼琴。”
安德羅波夫沒有透露他的情報來源。他隻告訴蘇共政治局同僚們，索爾仁尼琴利用他的書籍版稅，設立了一個“俄羅斯社會基金”，目的是‘援助被關押在蘇聯集中營的政治犯家屬。’”(索爾仁尼琴1974年版稅收入總收入約為一百八十萬美元，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一千一百八十萬美元)。
在安德羅波夫眼裏，索爾仁尼琴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毒蜘蛛”，到了外國仍不消停，繼續從事反蘇維埃政府活動。他要加大懲罰索爾仁尼琴的力度，具有“正當理由”。同年9月，他批準了一項大規模、多層次（編號為5/9-16091）的行動計劃，目標是摧毀索爾仁尼琴在西方國家的信譽、破壞他的家庭穩定，並切斷他與蘇聯境內異議人士的聯係。克格勃第5局一位處理“蜘蛛”案多年的資深特務，被派往瑞士具體執行此任務。隨後發生的兩件事情，對索爾仁尼琴造成很大的傷害。其一是，索爾仁尼琴第一任妻子娜塔莉亞·雷舍托夫斯卡婭，出版了一本回憶錄《桑婭，我的丈夫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在書中，她指責索爾仁尼琴頻繁與其他女人有染，並拒絕與她生孩子。因為他擔心為人父母，會影響他的寫作生涯。但是，曆史學家克裏斯托弗·安德魯指稱，這本回憶錄，實際上出自克格勃文宣部門之手，該書最先由蘇聯克格勃旗下的通訊社“新報”出版——個中貓膩，不言而喻。
其二，克格勃施展“攻心戰”，在索爾仁尼琴的蘇黎世生活圈裏散布謠言，指稱他身邊的人都是特務，互相之間製造不信任和猜疑氣氛。索爾仁尼琴還經常收到裝有車禍照片、腦部手術照片和其他令人不安圖像的郵件。死亡威脅，象幽靈終日徘徊在他身邊……
圖9，1974年3月29日，索爾仁尼琴在蘇黎世機場迎接與他團聚的家人
1975年，深受索爾仁尼琴信任的捷克青年作家雷紮克，帶著他的敘事長詩《普魯士之夜》的手稿，突然從蘇黎世消失——這件事讓索爾仁尼琴徹底失去了對身邊人的信任。不久之後，他終於醒悟，他剛到蘇黎世就依賴的霍盧博娃夫婦，一直在出賣他。他立刻割斷與兩人的來往。索爾仁尼琴曾經尋求蘇黎世警方打提供安全保護，但是未能如願。
恐懼不安的情緒，逐漸取代索爾仁尼琴身為異鄉為異客的新鮮感。他逐漸認識到，蘇黎世雖然是一個不錯的避難所，但並不適合他的寫作需求。這兩年，他家的對麵，總是有陌生人在蹲守、監視他們的出入。這令他心神不安。他渴望一個既能讓他擁有寫作所需的獨處空間，又讓妻子和家人能夠舒適生活的家。他外出遊曆歐洲，考慮過法國和挪威等不同的國家，但是都找不到合適的地方。
索爾仁尼琴還發現，在蘇黎世，蘇聯克格勃比在俄羅斯更容易懲戒他、或者他的家人和隨行人員。在這裏，在陌生人中，區分敵我，比在蘇聯國內更困難。他意識到在中立國瑞士並不安全。在這個國際大都市裏，魚目混珠，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難以分辨。尤其是蘇聯情報機構繼續對他實施監視、公眾對他去向密切關注，家庭生活隱私受到侵犯，令他無法忍受。他渴望找到一個更加隱秘的生活居所。值此彷徨、迷茫之際，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向他伸出了橄欖枝……
圖10，1974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
（3）
毒蜘蛛變白眼狼？
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到西德後，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主席喬治·米尼邀請他訪美，他婉言謝絕了。索爾仁尼瑟選擇去瑞士的蘇黎世。他表示，自己需要“耗費大量的精神和體力”來恢複他關於蘇聯曆史的主要文獻工作。兩年後，當斯坦福大學向他發出邀請，他為何又心動接受了？
原因除了他在蘇黎世感到不安全，最主要的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投其所好：“胡佛研究所”收藏有大量有關蘇聯秘密警察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原始資料。斯坦福大學以保守派智庫“胡佛研究所”的名義，給索爾仁尼琴發邀請，歡迎他使用其龐大而珍貴的檔案藏品進行學術研究。胡佛研究所允諾為他提供位於胡佛塔11層樓上的住所，以方便他的寫作和研究工作。
位於加州斯坦福大學校園內的胡佛塔高285英尺（87米）。該塔的設計靈感，源自薩拉曼卡新大教堂的塔樓，竣工於1941年，恰逢斯坦福大學建校50周年。該塔由建築師小阿瑟·布朗設計。塔頂有一觀景台，距離地麵250英尺（76米），視野開闊，可俯瞰斯坦福大學校園及周邊地區。天氣晴朗時，可遠眺舊金山的天際線……
胡佛塔以1895年畢業於該校創始班級的美國第31任總統胡佛之名命名。內設有胡佛研究所圖書館和檔案館，創立於胡佛就任美國總統之前。胡佛總統一生收集有大量與20世紀初曆史相關的資料。他將收集的全部資料捐贈母校，用於建立一個“戰爭、革命與和平圖書館”。館內收藏的海量蘇聯秘密警察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原始資料，吸引了索爾仁尼琴。這些珍稀的俄國曆史資料，對他研究俄羅斯曆史彌足珍貴。他怎能拒絕斯坦福大學的邀請？
圖11，索爾仁尼琴1976 年在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沉默、震驚、無休止的見證”
從蘇黎世轉到加州後，索爾仁尼瑟如癡如醉地沉迷於胡佛研究所浩若煙海的俄國曆史檔案。他在這裏前後待了一年。後來回憶這段經曆時，索爾仁尼瑟寫道：“四十年來，我一直在準備撰寫有關俄國革命的文章——從我最初構思《紅輪》這本書，到1976 年，已經過去了四十年—— 但是直到現在，在胡佛研究所，我才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如此龐大的資料庫，我可以翻閱並盡情享受。直到現在，我才真正看清了一切，看到它引起了我意想不到的思維轉變……遇到胡佛研究所的資料，我被二月革命期間以及革命前夕這些有形的曆史片段所震撼……如果沒有這些堆積如山、不斷增長的、活生生的資料，我怎麽能想象事情會變成這樣呢？”
可是，即使走出“古拉格群島”，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斯坦福大學校園內，索爾仁尼瑟仍然甩不掉克格勃似有似無的幢幢鬼影——這是他數十年深受其害留下的心理陰影。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他完成了重要的檔案研究工作，被該研究所授予榮譽研究員稱號，多次公開露麵。但是，他依然感到不安全。他向當地警方申請持槍許可證，嚐試購槍自保。但是他的申請被駁回。他被告知，隻有美國公民可以合法擁槍。索爾仁尼瑟此時仍是浮萍般飄泊、居無定所的政治難民……美國聯邦調查局、加州警方關於他的檔案中，可以查到這名前蘇聯作家因恐懼而申請購槍被拒的記錄。索爾仁尼琴不知曉的是，自從入境後，除了克格勃之外，美國聯邦調查局也在關注他 —— 一直悄無聲息地注意著他的舉動。
盡管如此，索爾仁尼琴這一年除了全身心投入研究和寫作，還抽空與妻子一起外出旅遊，盡情享受北美山川的秀麗風光。1975年的一天，他倆來到美國東北部的佛蒙特州，不經意間走進一個名叫 “卡文迪什”的小鎮 —— 這是一個位於奧克莫山穀，隻有一千二百多人，流溢著新英格蘭鄉村風情的小鎮。其森林覆蓋的群山，漫長而多雪的冬季，有著類似俄羅斯式的氣候，勾起索爾仁尼琴對俄羅斯的思念。卡文迪什鎮，還有一種融合城郊和鄉村的生活氣息。它靠近八大藤校之一的達特茅斯學院，那裏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也很有名。此前，他曾考慮過加拿大，在卡文迪什，他終於下了決心：就是這裏！
圖12，1976年8月：父親和兒子們在卡文迪什一起騎上“魔馬”，期待終有一天，它會帶他們回到俄國
1976年6月，索爾仁尼琴一家6口（他有4個兒子），從美國西海岸，移居佛蒙特州卡文迪什鎮。美國東北部這個偏遠的小鎮，讓他找到了熟悉的俄國鄉村氛圍。這裏嚴酷的冬日、皚皚大雪，會讓他錯以為是身處俄羅斯。最令他欣喜的是，素以“美國佬的沉默”而聞名的卡文迪什鎮居民，非常尊重他的隱私。初來乍到，人們似乎對他有所戒備。但是，索爾仁尼琴主動與鎮上的居民溝通。他出席鎮會議，在村民大會上發言，解釋他這個新居民對隱私的需求，並就他需要在自己占地50英畝的宅邸周圍修建圍欄表示歉意。他誠懇的態度，贏得當地人的理解。社區的居民們，尊重他的意願，主動保護他與家人的隱私。為了防止外人打擾他，鎮上最大一家雜貨店，特意貼出告示，提醒外來遊客：“禁止使用衛生間，禁止赤腳，禁止前往索爾仁尼琴住宅。”鎮上的孩子們，還經常故意把來尋訪索爾仁尼琴的人，引到錯誤的道路上……
索爾仁尼琴在卡文迪什的家，占地50.7英畝，包括3棟建築和一個池塘，四周環繞著8英尺高的鐵絲圍欄，頂部還裝有鐵絲網圈。寬敞且封閉的莊園，為索爾仁尼琴提供了他尋求的私密性……
索爾仁尼琴隱居卡文迪什鎮，無疑給無所不能的克格勃跟蹤、監視他帶來新的難度。但是，雖在萬裏之外，蘇聯當局仍不放過他。克格勃對外反情報部門，指定駐在紐約、代號為“L.G. 博爾波滕科” 的特工，專責監視他在美國的動向。不同的是，克格勃特務不再直接出麵，而是利用與蘇聯結盟國家的代理情報機構的人，實施監視和破壞活動。與在蘇黎世一樣，在紐約的捷克特工，負責向克格勃匯報索爾仁尼琴在美國的近況。這種作法，給追查特務的身份和背景變得困難。但是，在美國，克格勃通過誹謗宣傳，挑撥離間美國人與索爾仁尼琴之間的關係。克格勃針對索爾仁尼琴發動了大規模的宣傳戰，壓製他在西方的反蘇聲音。其中最出名的操作，包括一場成功的虛假信息宣傳運動，導致美國之音禁止有關索爾仁尼琴的廣播近十年之久。
克格勃未能像在蘇黎世那樣，輕易滲透索爾仁尼琴在佛蒙特州的生活圈。可是，這並不影響他們掌握他在當地的舉動。自由、開放的美國媒體，給克裏姆林宮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有關他的最新消息。
圖13，1978年6月8日在哈佛大學
1978年夏季，克格勃第一局和第五局，聯合安排了一場視頻放映會。這是一個蘇聯曆史上不尋常的場麵：黨內高層和克格勃主管們，從未有過如此規模的集中在一起，聆聽一位對蘇聯製度持強烈反對意見的人發表演講 —— 索爾仁尼琴最近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的一次著名演說。
1978年6月8日，一個細雨蒙蒙的上午，在哈佛綠樹環抱的校園中，定居美國3年後，索爾仁尼琴應邀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了題為《分裂的世界》的演說。前蘇聯體製的批評者索爾仁尼琴，並沒有像預想的那樣，利用這個場合，對寬容收留了他的美國表示感激，或者至少說聲謝謝，而是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物質主義文化，進行了強烈的抨擊。索爾仁尼琴認為，西方這種文化，在精神層麵上已經變得軟弱，缺乏客觀真理感或道德責任感來平衡其個人自由。他警告說，一個過度依賴法律框架、缺乏更高精神目標的社會，無法應對未來世紀的挑戰。這場演講，對聽眾來說既是驚喜，也是挑戰，許多人原本以為，這應是對西方民主的簡單讚揚，而非對其精神和道德缺陷的批判……
索爾仁尼琴的演講，引發巨大的爭論和反響，成為一個 “文化戰爭” 的決定性時刻。索爾仁尼琴這次演講，至今仍被視為哈佛大學有史以來最深刻、最清晰的畢業典禮演講之一。他複雜的演講，讓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感到困惑，在西方引起分裂。許多原本期待他表達簡單反蘇反共信息的人感到震驚。在一些人看來，索爾仁尼琴，從一隻蘇聯毒蜘蛛，變成了一頭忘恩負義的白眼狼！
克裏姆林宮的蘇聯領導人，聽完索爾仁尼琴的演講後，禁不住喜上眉梢：這是一次絕妙的反西方宣傳！因為索爾仁尼琴的言論，強化了蘇聯官方長期以來的宣傳，即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在精神和道德上已經破產。4年前，被逐出蘇聯之前，他直言不諱地批評和揭露蘇聯製度而惹惱當局；4年後，在美國，他對西方文化尖銳的批評，無疑於反過來為蘇聯當局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辯護。蘇聯領導人認為，索爾仁尼琴這種內部矛盾和分裂，是一種積極的發展，削弱了西方的團結和信心。蘇聯官方文宣部門，得以精心挑選索爾仁尼琴的言論，為蘇聯自己的目的服務。
圖14，1983年，索爾仁尼琴在卡文迪什家中：桌上是小說《紅輪》手稿。
克格勃第一局和第五局的官員們一致同意，索爾仁尼琴的 “反動觀點，以及他對美國生活方式的固執批評”，疏遠了他的美國聽眾，必然導致他在西方世界中失去威信，並且影響繼續利用他進行反蘇宣傳的價值。索爾仁尼琴自毀聲譽！蘇聯不需要采取任何主動措施，應對他的哈佛演說。克格勃也沒有必要繼續騷擾、監視他。索爾仁尼琴在哈佛大學的演講，曝露出這位蘇聯異見作家骨子裏深藏的極端保守的俄羅斯民粹主義，與西方自由價值觀格格不入。安德羅波夫將他流放，押注他固執的民粹主義觀點，會使他不受更自由的西方媒體和知識分子的歡迎。他在哈佛大學的演說，正好證明了這一點。繼續讓他在西方公開發表言論，他的反共言論，會被視為極端言論。這比將他留在蘇聯（他的異見構成直接威脅）的危害要小得多。克格勃完全沒有必要像斯大林暗殺托洛斯基那樣，在美國殺死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在哈佛大學的反西方演講，無疑救了他自己的性命……
流亡美國期間，索爾仁尼琴這樣寫道：“情況最棘手之處在於，我無法與共產黨—— 我們國家的劊子手——結盟，但我也無法真正與我們國家的敵人結盟。一直以來，我都沒有根基可以支撐我。世界之大，我無處可去。兩塊磨石。”
圖15，索爾仁尼琴晚年在莫斯科郊區家、攝於2003年的全家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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