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革命
1909年9月，伊犁革命黨在陝甘新大寺舉行集會，警察提調馮大樹發表演說，“漢族官吏岑（春煊）、左（宗棠）、劉（錦棠）之輩，皆係清朝奴才，漢族之奸賊。回漢民族，向被清廷歧視，我等既具有共同命運，自應共同相輔，進行革命大業”。民國以前，回民是對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統稱，馮大樹所說的“回”，包括當時的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
馮大樹，湖北崇陽縣人，1905年赴日本警察學校留學，加入同盟會。1906年回國參加湖南萍瀏醴起義，被清政府通緝，與同盟會成員馮特民結伴逃亡到伊犁，被革命黨安插到剛剛組建的警察係統，任警察提調，相當於今天地區級公安局治安支隊的支隊長。負責社會治安管理的警察頭目在街頭公開演講，鼓動人民造反，這樣的清朝，怎麽能不滅亡？
馮大樹在伊犁發表演說的時候，距離清王朝覆滅還有兩年。武昌起義的槍聲尚未響起，革命的浪潮已在中國的西北角洶湧澎湃。
馮大樹說，“左宗棠、劉錦棠之流，以平亂之名，行鎮壓之實。今日之功臣，實為民族解放之桎梏”。他引用《民報》檄文，將左宗棠西征比作“殖民者的幫凶”；而劉錦棠的“飛將軍”稱號，則“沾滿了回民鮮血”。左宗棠曾經把新疆收複之戰定義為“保中國之藩籬”，馮大樹在演說中反駁，“左文襄的藩籬，不過是把回民圈進更深的牢籠”。
那些被馮大樹視為革命死敵的人，今天被我們奉為國家脊梁、民族英雄。
1910年，馮大樹創辦《伊犁白話報》，他在《回漢平等宣言》中寫道，“他們用犁刀代替屠刀，卻同樣奪走了我們的土地”。
這才是深處的曆史，有人血灑疆場，維護領土完整；有人振臂高呼，追求民族自決！每個人都相信不一樣的真理，他們舍生忘死，守護自認為光榮、偉大而且無比正確的精神信仰。冬雪來臨，沒人知道哪片雪花落下來的聲音更為清澈，那些過往的馬蹄，隻是踩碎了幾朵泛著微紅的霜花。天亮以後，金色陽光普照大地，還有誰記得昨夜裏被風聲吹送過來的真理？
“西北的真理之爭從未結束，它隻是從戰場轉向了教科書”。那是一本鮮血染透的教科書，經過兩次改朝換代，已經散發出腐爛的氣息。在各類“百科”詞條中，新疆同治暴亂被描述成“新疆各族人民起義”；暴亂背景被描述成“清廷財政危機導致協餉中斷，官吏與伯克階層加重剝削而爆發”；暴亂過程被描述成“庫車民眾率先起義，反抗迅速擴展至天山南北，形成多民族聯合鬥爭”。在各類IA解答中，“‘清末新疆同治暴亂’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帶有明顯的曆史偏見和誤導性。19世紀中葉新疆發生的一係列事件，本質上是由於當時清朝統治腐朽、民族矛盾激化以及外部勢力趁機入侵而引發的動蕩，所謂‘暴亂’的說法忽視了曆史背景和人民意願，是對曆史的歪曲。我們應當尊重曆史事實，樹立正確的曆史觀，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曆史虛無主義和錯誤表述”。
有人妄想著要叩響西安城的大門，有人執意把收複新疆的國家大業銘記在左宗棠一個人名下。教科書背後，國家主義立場被定義為“錯誤”和“歪曲”，真實曆史敘述被汙蔑成“虛無曆史主義的錯誤表述”，黑白顛倒，指鹿為馬。景廉，榮全、錫綸、金順，色譜詩新、訥爾濟、文麟、保恒，那些為新疆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先烈，他們曾經的存在已經毫無意義，除了166萬平方公裏的疆土，沒人願意記住他們的名字。
還有魏光燾、陶模、饒應褀、潘效蘇、吳引蓀、聯魁、何彥升，袁大化，二十七年，九任巡撫，那些曾經撐起西北半壁山河的國之重臣，無一例外被潑上髒水，成為腐朽王朝的醜陋代言人。後人們隻知道這片土地上留下了“英雄收複”的光輝業績，卻不知道是誰用二十七年的接力，守護築牢疆土根基。
當群體的犧牲被簡化成個體的功績，當具體的奉獻被抹去姓名，新疆曆史便出現了可怕的斷代：人們隻記得這片疆土最後的歸屬，卻忘了歸屬背後，曾有無數英魂燃盡了自己。就像那些腐爛掉的教科書，隻剩下空洞的結論，再也拚湊不出完整的熱血史詩。
2·新疆圖誌
《新疆圖誌》是末代新疆巡撫袁大化與末代新疆布政使王樹枬共同編撰的邊疆治理巨著，以方誌為體，融輿圖、史論、民俗於一爐，是近現代以來最為係統、完整的邊疆治理百科全書，以116卷200餘萬字的規模，全麵囊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29個門類，其首創的《國界誌》《實業誌》等體例，奠定了近現代新疆社會治理研究的文獻基石，以近代視野鉤沉軍政沿革，為後世留存了晚清新疆社會麵貌的立體影像。
百年以來，一代又一代人苦苦破解的治疆難題，在《新疆圖誌》序言中早有答案。《新疆圖誌》強調“尊崇大一統”理念，主張將新疆治理納入國家全局高度，統籌規劃，這一思想與新時代治疆方略一脈相承。袁大化在序言中指出，“新疆為西北屏藩，關係國家安危”，主張通過完善行政建置、加強邊疆防禦來捍衛領土主權，“設官分職，以固疆圉；練兵實邊，以懾外侮”。袁大化提出“治疆首在安民，安民必先富民”的治理邏輯，製訂“鐵路之興，所以通商惠工；水利之修，所以墾荒裕民”的發展方略。王樹枬在分誌序中進一步闡釋，“興實業以培元氣”，主張通過經濟開發實現邊疆長治久安。
《新疆圖誌》序文中特別強調“化民成俗，教化為先”，主張“尊孔孟以正人心，設學堂以開民智”。這種文化治理觀念，既延續了“以夏變夷”的邊疆教化思想，又融入了近代教育理念，形成獨特的邊疆治理文化路徑。用今天的政治話語解讀，早在百年以前，我們的先輩已經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當曆史的光束聚焦在左宗棠一個人身上的時候，那些被黃沙掩埋的治疆群像，正從時光裂隙中漸行漸遠。我們年複一年，在疼痛和教訓中摸索經驗，有誰知道，祖先們早在百年以前，已經留下了一部振聾發聵的治疆方略！
新疆辛亥革命爆發後，巡撫袁大化和布政使王樹枬雙雙辭官。他們留在新疆，用九個多月時間，夜以繼日，編撰完成《新疆圖誌》。他們把血寫的教訓凝結成寶貴經驗，交付給改朝換代以後的中華民國，然後拂袖而去，從容離疆。這樣的政治道德和精神品格，早已超越了一官一職的榮辱羈絆。他們棄權位而守初心，以筆墨為舟楫，在王朝更迭的風浪裏，為新疆留下了存續發展的治理圖景。他們不戀棧、不私藏，心係疆土，公而忘私，這份超越政見、堅守使命的擔當，是亂世中最動人的風骨，是後世從政者遙不可及的精神標杆。
這樣的一個袁大化，在新疆近代文史上被描寫得極度腐朽，昏聵不堪。多數文史描寫袁大化離開新疆的時候，說烏魯木齊爆發革命，袁大化連夜出逃，倉皇出逃。更有甚者，說袁大化“翻牆而逃”。
當代知識分子習慣於用研究敦煌學的濾鏡，觀察新疆。他們把自己根本就看不懂的文化，賦予一種假惺惺的關懷和讚美。在一些作家的描寫中，塔樓上的晨光，清真寺的鍾聲，經常把他們感動得淚流滿麵。這種毫無節操的文化矯情，汙染了一群人，也誤導了幾代人。知識分子們用浪漫的想象填補認知空白，實質上是在傳播一個虛構的新疆。他們不知道，他們津津樂道的《突厥語大詞典》，核心內容在宣揚極端宗教和暴力血腥；他們大聲讚美的《江格爾》和《瑪納斯》，原始語意是“征服者”和“主宰者”。他們假裝沉醉在一些歌聲中的時候，彈著冬不拉的老漢笑嘻嘻地歌唱，像牲口那樣征服他們！
《江格爾》和《瑪納斯》在燈紅酒綠的照耀下披上文化外衣，而那些把萬裏山河刻進紙頁的《新疆圖誌》，卻躺在曆史的角落裏沒人知道。從晚清到民國，一百年新疆被簡化成三個人物，他們是，偉大的左宗棠，智慧的楊增新，萬惡的盛世才。
很多人對新疆的熱愛，是過路人對風景的熱愛，他們從來沒有在新疆生出根來。他們對新疆曆史的興趣，就像看一場戲，沒有生根發芽的疼痛感，他們和戲台上穿梭而過的人沒有血緣關係，生是別人的生，死也是別人的死。在無根的生長中，人人長成了一副驕傲的麵孔，越看自己越像一朵純潔的白蓮花，無辜而且嬌美，飽受風雨摧殘，逆風生長。在他們眼裏，主體民族是新疆永恒不變的拯救者，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完美，偉大，理所當然應該獲得不朽。他們不知道自己曾經犯過的錯，錯誤的是滿清，以及滿清以後各種各樣的反動派。他們不知道自己曾經在曆史上扮演過什麽角色！
3·高利貸
1845年5月，林則徐從英吉沙出發，前往喀什，在一個叫葫蘆克的地方，記錄下這裏發生的一起命案。“此莊回戶百餘家，漢民在此開鋪麵者約二十餘家，皆放債與回子，其息甚重，每七日八柵（巴紮）一次，不還本錢則加其息。此次回子滋事，殺死漢民十九人，即因重利盤剝，致被仇害。今此處業已平靜，而被殺者僅剩空屋矣。沿途梟示賊回首級，累累在望”。
這個地方在今天的疏勒縣艾爾木東鄉索克魯克村，距離喀什城區五六十公裏。漢族商人在這裏給維吾爾人放高利貸，維吾爾人不堪忍受壓榨盤剝，殺害了19個漢民。殺人者被官府捉拿處死，二十多顆人頭掛在路邊示眾，林則徐路過，看見了這觸目驚心的一幕。
一個“百餘戶”人口的維吾爾村莊，漢族商鋪開到“二十餘家”，可見當時的漢民比例在南疆已經不低。
清末漢民對南疆維吾爾人進行高利貸盤剝，是新疆民族矛盾激化的一個重要社會因素。借貸利息按七天一個巴紮日計算，本金一兩白銀，月息二錢以上，每個巴紮日漲息五到六分。維吾爾人會算術的本來就不多，時間越長，越算不清楚，放債人任意盤剝，許多維吾爾人因為還不起債務，賣妻賣女。
1891年1月，吐魯番維吾爾人阿不都熱依木被債務逼迫，夥同他人仇殺36個漢民。新疆巡撫陶模下令，嚴厲整治漢族惡霸，禁止漢民向維吾爾人放債，對已經形成的債務進行清查，官府按照每月三分息給予清償。商人作惡，最終由國家買單。
清朝收複新疆初期，禁止滿漢商民與維吾爾人往來，禁止內地商民進入南疆；未經政府審批，擅自進入南疆地區的內地商民，一經抓獲，嚴厲治罪。這項持續了七十多年的民族隔離政策，飽受近代知識分子詬病，被歪曲成防止漢人和維吾爾人聯合對抗政府的一種手段。
清朝在南疆推行的民族隔離政策，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無奈之舉，初衷在於規避因宗教文化差異可能引發的族群衝突，同時防止漢族人口侵占維吾爾民眾的生存資源。嘉慶年間，南疆民族隔離政策開始鬆動，但內地商民隻能單身進入南疆，不得攜帶家眷，防止漢民在南疆購置田產，侵占維吾爾人土地，於是出現大批高利貸販子湧入南疆。道光初期，南疆民族隔離政策被取消，仍然不允許漢族商民購買或租賃維吾爾人土地。
林則徐赴南疆考察以後，農業屯墾在南疆推廣，土地口子終於打開，不再禁止內地漢人租賃耕種維吾爾人土地。政策一鬆綁，綠頭蒼蠅聞風而來，和今天的社會情景完全一樣，內地活不下去的商販們到新疆尋找機會，在哈密和吐魯番，大量維吾爾人田產被內地商民低價購買。民族惰性是一些人千年不變的陋習，他們揮霍完賣地所得後，陷入極度貧困，於是出現同治暴亂這樣的社會浩劫。十四年動蕩和分裂，最終仍然由國家買單。
今天，在新疆偏遠牧區，仍然有一隻羊換兩瓶酒、一隻羊換兩包鹽的情況，那些沒有讀書識字的人，對錢和數字天然不敏感，一輩接著一輩被人蒙騙。
4·官和民
內地流民湧入新疆，依附於基層政權尋求寄生，是一個嚴重的社會毒化過程。新疆的流民群體，不包括政府組織的政策性移民。
清朝的新疆官員，南北疆辦事大臣由中央副部級以上官員輪換，行政衙門官員從甘肅抽調。新科進士和入仕舉人一般都不會分配到新疆，十年寒窗苦讀，好不容易考取功名，誰願意拎著腦袋到新疆來冒險？如果來，也要在甘肅打磨一段時間，先吃上十年八年的沙子，習慣了西北風土，才會到新疆任職。王樹枬和楊增新走的都是這樣的升官路徑。
北疆郡縣設立初期，縣府衙門官員全部從甘肅平移。官升一級，縣丞升知縣，主簿升縣丞，巡檢升典吏，從表現好的差役中選拔巡檢，迅速形成一套完整的行政體係，熟門熟路，沒有磨合期，來了就能上手工作。官和吏的問題解決了，衙門裏大量的辦事差役從哪裏來？
政府組織的政策性移民，被納入嚴密的軍府製與屯墾體係之中，以家庭為單位，編入“屯堡”“營田”或“民屯”等基層組織，每戶按丁口數目授給耕地、籽種及農具，劃定渠係，分配水源。他們在官府的組織下，開墾荒田、興修水利、築路建倉，守望相助，迅速形成自給自足的農耕社區，展現出強大的生產自養能力與社會適應性，是清朝穩固西北邊疆的重要基石。
那些自發進入新疆的漢族流民，則成為侵蝕社會秩序、加劇民族隔閡的動蕩因素。他們要麽在老家窮的活不下去，要麽在老家壞的混不下去，要麽就是犯下官司的逃犯。他們脫離新疆官府編戶，或隱匿於城鄉邊緣，或聚居於曠野山林，私墾土地，濫采礦產，不受屯墾製度約束，也不承擔賦役義務。他們在新疆放貸盤剝，結夥為匪，劫掠商旅，嚴重擾亂地方治安。他們通過高利貸、賭博等多種手段，強占維吾爾人、蒙古人的牧場田產，成為清朝晚期新疆社會治理的巨大毒瘤。
新疆建省後，官、吏兩級框架初步搭建，衙門中承擔具體事務的差役卻嚴重空缺。這一基層權力的真空，為自發流入新疆的內地流民提供了可乘之機。在文教不興、識字率極低的邊疆地區，能“讀寫文書、登記賬冊、傳達政令”已經是難得的人才，隻要略通文墨，流民很容易在官府中謀得差役職位。“識得幾個字”，是中國人普遍的人生技能，在新疆卻成了踏入權力係統的敲門磚。
流民一旦躋身公門，便將職權視為私產，以謀利為首要目的。他們利用征糧、司法、戶籍管理等職權，肆意盤剝百姓，或虛增賦稅，或篡改田契，甚至與地方豪強勾結，把持基層事務。更嚴重的是，他們逐漸形成地方性的胥吏網絡，架空流動官員，使政令難以貫徹。官員任期短暫、不諳實情，隻能依賴這些“地頭蛇”處理公務，社會治理效能日益空洞化。
漢人流民蛻變為吞噬公信力的寄生群體，“當差謀職”成為漢人在新疆的“最大生意”，行政權力淪為生存資源的兌換工具。這種風氣擴散並且固化以後，成為新疆獨特的地緣文化，義務觀念極其薄弱，權利觀念卻極其深厚，新疆吏治逐漸走上了一條“流民黑化”之路。
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現在。今天的公務人員，升官發財在新疆，離退休以後馬上到內地落戶定居，新疆是他們的利益獵場，而不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家園。這種“流民吏治”現象，不僅加深了官民對立，更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漢族人在新疆的社會形象，遺毒之深，至今猶存！
楊增新曾經搖頭感歎，“新疆仕途龐雜，清朝時期，邊防案每幾年舉行一次，凡是出關入幕的人員，一旦遇到機會就會被保舉賞賜官職。加上陝西、山西、順直等地都可以報捐官職，報捐一個知縣不過千百兩銀子，報捐一個雜佐不過二三百兩銀子。新疆實行雙遙章程，正班官員不需要引見，佐班官員不需要驗看，就可以成為候補官員。得官太容易，這就是吏治敗壞的根源。如果得到一個好的職位，官員無不滿載而歸。不明真相的人都以為新疆富足，其實百姓的貧窮在各省中位居第一，隻不過是讓兩三個貪婪惡劣的官吏賺得盆滿缽滿罷了”。
官員以過客心態消費權力，流民以邊緣身份掠奪資源，包括漢族移民在內的普通民眾成為利益閉環的最終受害者。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場，這種文化生態被建構為整個漢人群體的民族特征，為新疆刻下一道深不見底的信任裂痕。
5·哥老會
從曾國藩開始，湘軍實行募兵製，多數兵員依靠鄉親關係招募而來，湘軍凝聚力和戰鬥力多靠感情維係，湘川兵勇與哥老會相互勾連，已成一體。
湘軍在陝甘征戰期間，隨軍進入西北的哥老會總堂主（山主）叫易孔昭，湘軍各營抵達陝甘，軍內哥老會成員先要到易孔昭麵前拜山，比左宗棠的聲勢還大。清軍收複烏魯木齊後，易孔昭開山設香，打出“反清複明”的旗幟，號召哥老會成員劫營造反，試圖取得烏魯木齊的控製權，被劉錦棠抓捕正法。
哥老會被稱為“袍哥”，是晚清時期在四川和兩湖地區興起的民間幫會，主要活躍在長江流域。新疆和內陸沿海遠隔千山萬水，偏遠落後，多民族聚居。正常情況下，像哥老會、同盟會這樣的社團組織不太容易從新疆出現，並且形成巨大勢力。新疆的偏遠和落後，恰恰又是某些人眼中的肥肉，哥老會要在這裏立足，孫中山想在這裏建國。
清朝收複新疆後，西征軍主力部隊“老湘營”被陸續裁撤，大部分退役湘軍留在新疆，兵勇流落於民間，“加入哥老會以求衣食之周”，完成了哥老會從軍隊向民間的轉移擴散。“以伊犁、塔城、喀什、綏來等處之漢人為最多，如瘟症流行，傳染殆遍”，“哥老會之勢力乃日盛一日而不可遏”。
哥老會勢力最猖獗的時候，堂口遍布天山南北，最南到且末、若羌，最北到阿勒泰、塔城，山頭林立，結黨營私，互通聲氣，劫掠行商，勒索保護。官府多次出兵剿捕，但幫會成員多數是湘軍舊部，“陣戰嫻熟，剿而複熾”。清朝末年的新疆社會動蕩，多數與哥老會有關。
如漢族居民較多的綏來（瑪納斯）縣，迪龍山山主劉瑞亭廣放票布，招人入會，“人人皆以為入哥老會為光榮，且以為不入會則不足以保身家”，綏來縣人民“入會者十居五六”。為求得安穩，部分滿、回、維、哈、蒙等少數民族群眾也加入哥老會，“外國回纏亦有入會者”。哥老會在新疆全盛時期，連中亞地區的穆斯林商人也要投靠加入，尋求保護。
哥老會在民間放票取錢，設立“碼頭”，從事各種不法經營，對新疆社會穩定構成嚴重威脅，“殺人放火，視為故常”。很多心存異誌的軍政要員，暗中和哥老會勾連，阿克蘇總兵查春華，伊犁混成協步標標統楊纘緒，都和哥老會有密切聯係。楊纘緒到伊犁後，暗中支持哥老會在軍內發展成員，通過哥老會培植自己在軍中的勢力。查春華則直接加入哥老會，成為哥老會在阿克蘇的堂口老大。
新疆辛亥革命爆發前後，南疆地區發生轟轟烈烈的“戕官運動”，焉耆、若羌、輪台、庫車、阿克蘇、喀什、和田等地，被哥老會戕殺的政府官員多達兩百餘人，新疆官員人人自危，紛紛棄官逃亡。如此大規模的集體暗殺事件，在中國辛亥革命史上隻此一例。
袁大化不肯接受民國新政府任命，推舉袁鴻祐出任“新疆都督”。袁鴻祐離開喀什前夜，哥老會首領邊永福、魏得喜率眾殺進道台衙門駐地疏附城，殺死袁鴻祐夫婦。同時遇害的還有參將湯殿恒和疏附縣知事張秉鐸等二十餘人。哥老會聲稱殺死袁鴻祐的理由，是因為他“擁護共和，強令官民剪發易服”。
6·新軍
清朝皇權的少數民族身份，是王朝覆滅的真正宿命，革命隻是借口和名義。這是一盤死棋，不改革，亡於外患；改革，則亡於內亂。
從太平天國開始，清朝推出“厘金製”，中央財政弱化，地方財政實現自主。隨著湘軍、淮軍勢力的形成，督撫權力崛起，八旗軍監國的軍府製度徹底崩潰。八國聯軍入侵，東南互保，中央權威破產。清末在全國編練新軍，革命黨滲透到軍隊內部，炸藥包已經埋到深處，清王朝無可救藥地進入倒計時。
1901年，清政府要求新疆編練一鎮新軍，14000人，番號第十八鎮。到1905年，經過潘效蘇、吳引蓀兩任巡撫的努力，新疆拚湊出一支2200人的新軍隊伍，號稱6000人，整編為陸軍第35協，駐軍迪化（烏魯木齊）。
1905年，長庚出任伊犁將軍，他認為沙俄對伊犁的邊境壓力將長期存在，編練新兵是伊犁新政的當務之急。他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給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分別發去電報，請求對伊犁新軍編練給予幫助。袁世凱從北洋六鎮挑選官兵238名，張之洞從湖北陸軍第八鎮挑選官兵643名，派赴伊犁。
湖北新軍骨幹多數來自武備學堂。黃興和宋教仁都是張之洞送到日本留學的進步青年，他們在日本接受革命思想熏陶後，通過“文學社”“共進會”等組織滲透到新軍隊伍，使湖北新軍成為革命黨培育成長的溫床。
1908年，長庚奏請朝廷，從內地新軍中抽調受過係統訓練的職業軍官，加強伊犁混成協的作戰指揮能力。曆史拐點往往暗藏著王朝覆滅的最後密碼，軍機處竟然把這個任務鬼使神差交給湖北，駐紮在武漢的四十二標標統楊纘緒，率領60名軍官隊伍，開赴伊犁。
楊纘緒早年赴日本戶山陸軍大學留學，在日本參加同盟會。跟隨他一起進入新疆的，還有革命黨人郝可權、李輔黃等人。
7·大火
清朝收複新疆時期，招募商販隨軍銷售生活用品，俗稱“趕大營”。天津是當時的北方大港口，是海貨和日用生活品的主要集散地。津幫商人通過軍費捐助，獲得軍需物資配送供應的優先權，商販可免費搭乘軍車、入住驛站，成為新疆八大商幫中的特權群體。
津幫商人既是新疆近代化的推動者，也是新疆商業壟斷的爭議者。新疆津幫中實力最大的永裕德、同盛和，甚至承攬了各省調撥給新疆的“協餉”代辦業務，他們代理了新疆從內地各省領取協餉的業務，購買成貨物，到新疆把貨物倒賣出去，再把銀子交還給政府。在軍隊和政府的庇護下，津幫商人驕逸拔橫，幾乎壟斷了迪化、伊犁、奇台等商貿中心地區的百貨業和針織品經營。
民清以前，進入新疆的交通路線是巴裏坤、木壘、奇台北線，進疆物資在奇台集散分流，稅務征稽工作也在奇台完成。稅務征稽人員大多是津幫安插到政府的公務人員，津幫辦稅要比其他地方的商人快。從奇台到迪化的物資運輸主要靠駱駝，資源有限，其它地方的商人辦完稅以後，駱駝已經被天津商人擠占。久而久之，各地商人對津幫產生不滿，晉商出資，找哥老會勢力強大的陝甘幫挑頭鬧事，雙方在迪化城外的紅山腳下發生械鬥。
巡撫衙門派綠營軍管帶田熙年前去處理，田熙年是河北人，偏袒津幫，命令軍兵向陝甘幫開槍，當場槍殺四人。綠營軍護兵蔣興奎是陝甘哥老會成員，上門找田熙年討要說法，又被田熙年槍殺。省府要員與津幫商人沆瀣一氣，對田熙年開槍殺人事件遲遲不做處理，激起民憤！
1910年8月10日，陝甘哥老會聚眾暴動，王高升率眾圍攻津幫商號，縱火焚燒烏魯木齊大什字的八家津幫商號。大火發生後，烏魯木齊大部分商號關門歇業，民眾擔心津幫跑路，紛紛搶兌銀票、當票，發生擠兌風潮。兌銀無果的市民往巡撫衙門聚集，向政府討要說法。
“火燒八大樓”事件發生後，巡撫聯魁把責任推卸給布政使王樹枬，指責王樹枬處理不力，上奏彈劾。清政府的處置卻出人意料，一聲令下，將聯魁和王樹枬雙雙革職。迪化城一把大火，燒掉津幫在新疆的好日子，也燒掉了書記和省長兩位大員的官帽子。
何彥升，江蘇江陰人，世家出身，能熟練使用英、法、俄多國語言，曾出任駐俄參讚。“火燒八大樓”後，清政府任命甘肅布政使何彥升接任甘肅新疆巡撫。
何彥升在甘肅任職期間，負責將敦煌經卷押運北京，進京後直接運入自家私宅，指示兒子何震彝、親家李盛鐸等人連夜挑選，盜取珍貴文物2000餘件。日偽時期，何震彝將敦煌經卷400餘件賣給日本人。何彥升沒有活著離開甘肅，在新疆赴任路上，病死於甘肅古浪縣黑鬆驛。
8·袁大化
根據一位新疆學者的描述，袁大化在老家安徽渦陽的土炕上吸食鴉片，接到了朝廷任命他到新疆上任的諭旨。這種繪聲繪色的描寫極具情景感，立刻定性了袁大化的曆史壞人身份。這時候的中國，電報通達已經二十多年，官員任命不會再派太監上門宣旨。
袁大化，安徽渦陽人，秀才出身。鄉試屢屢不第，三十歲那年投筆從戎，分配到琿春副都統依克唐阿營中，參與邊界勘測工作。袁大化帶隊潛入被沙俄占領的伯力、海參崴、雙城子等地區，實地觀察俄國駐軍情況，繪製地圖精細準確，引起吉林巡撫吳大澂注意，被抽調到漠河，負責金礦勘測事務。袁大化向吳大澂提交了一份詳細的漠河金礦開采方案，吳大澂將方案上報到北京內閣衙門。為說服朝廷開發漠河金礦，吳大澂派袁大化前往北京匯報、活動，類似於今天地方政府派官員到國家發改委爭取項目。
漠河金礦開發方案引起李鴻章注意，李鴻章召見袁大化，了解東北地區礦產資源分布情況。袁大化的匯報，資料充分，條理清晰，李鴻章對這位安徽老鄉格外賞識，自己掏錢給袁大化捐了一個七品“同知”銜，為袁大化進入仕途鋪平道路。
從此以後，李鴻章和袁大化結下師生之誼，袁大化自認是李鴻章門生。經李鴻章推舉，袁大化被任命六品漠河總辦，負責金礦開采事務。
清末新疆九任巡撫，劉錦棠、魏光燾、陶模、饒應褀、潘效蘇全部來自湘軍或湘軍利益集團，聯魁、何彥升從甘肅調任，這七位都有甘肅任職經曆，履曆和軌跡相對清晰。隻有吳引蓀和袁大化是內陸省份外調官員，沒有從軍打戰的經曆，政治地位也不高，他們的任職軌跡相對模糊，為曆史書寫留下虛構空間。
袁大化研究資料極其有限，少數介紹袁大化的文章又把他的職務編年書寫錯亂，從徐州到清河道、東邊道、山東、河南，這一路的任職順序前後顛倒，於是出現從袁大化東北到新疆長達八年的任職空窗，這才有了“躺在老家土炕上吸食鴉片，接到朝廷任命”這樣的情景想象。更有甚者，部分文史將直隸府清河道移置到廣東，稱“李鴻章任兩廣總督期間，調山東巡撫袁大化隨行，出任清河道員”。山東巡撫是二品地方大員，李鴻章怎麽可能隨意抽調一位省級行政主官，到廣東擔任一個地區級四品道員？
袁大化在漠河金礦任職期間，每年向朝廷上繳黃金萬兩以上，這筆巨款對債務纏身的晚清政府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光緒皇帝召見嘉獎，賜袁大化雙眼花翎。1896年，袁大化胞弟袁大傑解押黃金往北京交付，路上大雪封山，耽誤了行程。有人舉報袁大傑攜金逃亡，袁大化被革職查辦。不久後水落石出，袁大化官複原職。這段曆史，又被描述成李鴻章解職後，袁大化遭受翁同龢的嫉恨和迫害。
1898年11月，袁大化回渦陽省親，渦陽鄉民劉朝棟聚眾暴動，攻占徐州周邊七十多個鄉鎮，袁大化組織鄉勇支援徐州總兵劉青熙，參與鎮壓農民起義。1900年，袁大化調往直隸保定府，任清河道道員，參與抵抗八國聯軍入侵。1902年，俄國頻繁騷擾我國東北地區，袁大化長期在東北任職，有豐富的對俄鬥爭經驗，袁大化調往遼寧丹東，任東邊道道員，在職期間，剿滅長期活躍在中俄邊境的東北馬匪。當年11月，朝鮮邊民哄搶鴨綠江上中國人砍伐的木排，雙方發生衝突。在日本的慫恿下，朝鮮軍隊入侵東北，在中國境內燒殺劫掠。袁大化處置不力，被二次調離東北，出任徐州道台。
1906年，袁大化升任山東按察使，後調任河南布政使，正式躍升省部級行政主官。1908年，山東巡撫吳廷斌病退，清廷命令袁大化署理山東巡撫，不知道什麽原因，袁大化沒有到任，袁樹勳接任山東巡撫。1910年10月，袁大化赴任江西巡撫，半路上接到清政府電報，命令他“署理甘肅新疆巡撫，即刻赴任”。
1911年4月，袁大化抵達新疆履任，中國辛亥革命已經進入倒計時。袁大化嚴密防範革命黨滲透到新軍隊伍，對駐紮在烏魯木齊的新疆暫編陸軍第35協展開整頓，“自協統隊官排長之類，皆用其由關內帶來親信之人，到任兩三日，即將陸軍軍官長更換殆盡”。
9·起義
1911年12月28日，革命黨人劉先俊在烏魯木齊組織哥老會成員武裝起義，史稱“迪化辛亥革命”或“新疆辛亥革命”。
劉先俊，湖南省寧鄉縣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在日本留學期間加入同盟會。劉先俊的舅舅陶森甲，曾經在劉錦棠軍中辦理營務，跟隨劉錦棠進疆，官當得不大，在江蘇候補道員任上退休回鄉，應該和袁大化有過交集，寫信推薦外甥劉先俊到新疆謀求軍職。1911年10月22日，劉先俊與堂兄劉先造、劉先任等人到烏魯木齊，拜見袁大化。袁大化對劉先俊的留日身份很敏感，給了他一個督練處教練官的職務，沒有授予帶兵實權。
烏魯木齊辛亥革命更像一場鬧劇，革命黨在街頭巷尾發表演講，散發傳單，滿世界傳播革命宣言，號召“各界同誌倡舉義旗，推翻袁撫，更立新督”。劉先俊毫不掩飾自己的革命黨身份，公開活動，與革命黨人彭翼仲、富爾素、景道洪、郭鵬、黃秋穀取得聯係，串聯哥老會頭目黃大發、馬萬榮、陳光模、唐曉雲、喻少良、劉福田等人，組成起義指揮機構，下設攻擊部、防衛部和機要部，號稱“民軍”，劉先俊自稱“元帥”。
受武昌起義影響，新疆革命黨情緒高昂，膽大妄為，以為他們振臂一呼，就能推倒新疆這間破敗的茅草屋。革命黨直接把手伸向巡撫衙門和新軍營，策反諮議局議員黃國柱、候補知府郭鵬、迪化商會秘書彭詔孫，收買袁大化衛隊營官王家彥、炮營督隊官鄧玉山。駐紮在烏魯木齊的陸軍35協，到處都有革命黨收買軍官的影子。
袁大化派人傳喚劉先俊，當麵對話。大意是說，哪有你們這樣吵吵嚷嚷鬧革命的？我不抓你，給你們路費，帶你的人回家。劉先俊反而鼓動袁大化與清朝決裂，參與革命。兩人話不投機，袁大化冷冰冰扔給劉先俊一句話，“生死有命，好自為之”！命令軍兵將劉先俊押送出巡撫衙門。
革命黨最早確定的起義日期是辛亥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10月20日），袁大化派人通知革命黨，“爾若敢在迪化城滋事，本撫必調集重兵圍剿之”。革命黨首領聞訊出逃，劉先俊逃往奇台，時勤敬、張國臣等人逃往吐魯番。風聲過後，劉先俊潛回烏魯木齊，通知革命黨和哥老會成員，於農曆九月二十日（11月10日）發動起義。
迪化知縣張華齡對袁大化的溫和態度極其不滿，下令抓捕哥老會成員蕭炳南、熊鶴年、胡桂三、張硯溪、雷煦、黃大發等人，命令他們將供詞寫成血書，呈送到袁大化麵前。袁大化終於震怒，烏魯木齊全城戒嚴，搜捕劉先俊。哥老會頭目紛紛自首，革命黨成員陳守堂、唐曉雲、李壽楠等人被捕處死，劉先俊躲入迪化城觀音閣。
辛亥年（1911年）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革命黨人唐小雲、幫會首領陳光模等人被捕殺。劉先俊知道形勢危急，於當晚九時發動起義，率領100多名哥老會成員，偽裝成巡夜兵丁，試圖進入城內巡防營，這裏是袁大化的警衛部隊。沒想到，革命黨以為買通的衛隊營官王家彥率部衝殺出來，起義民軍瞬間被打懵。
革命黨針對袁大化駐地發起的斬首行動迅速失敗，掉頭衝向陸軍炮營。根據革命黨事先計劃，炮營督隊官鄧玉山已經被策反，如果炮營加入起義隊伍，對城內巡防營和督練公所發起炮擊，袁大化仍然有被斬首的可能。不料鄧玉山又率領炮營官兵衝殺出來，在營區外布設防線，持槍阻擊，革命黨的期望再次落空。起義軍失去進攻目標，撤退經過營務第一區，營官桂瑞麟率部截殺。
起義軍四處碰壁，折騰大半個晚上，鬧劇收場！失敗當晚，劉先俊更換衣服出逃，躲藏在劉猛將軍廟（東外環東風路引橋位置）後麵的豬棚裏，被新軍步隊一標韓起鳳所部搜獲。
劉先俊的審訊供詞有很多版本，其中最為荒唐的是袁大化親自提審劉先俊版本。劉先俊怒罵袁大化，“我堂堂炎黃子孫，豈能跪爾漢族賊子、虜廷走狗？事成則我殺爾，事不成則爾殺我，何以屑言碎語以厭人聽聞”！袁大化惱羞成怒，“令速殺之”。
堂堂一省巡撫，相當於今天的省委書記，親自審問一個即將赴死的囚犯，這種曆史，居然白紙黑字寫入《烏魯木齊市誌》。但這段記錄卻有實實在在的出處，袁大化提審劉先俊的原文，出現在清朝末年上海創辦的《民立報》上，1941年被劉先俊家鄉出版的《寧鄉縣誌》轉錄，成為正史。一張上海報紙，怎麽知道袁大化和劉先俊的完整對話？
鍾廣生是袁大化在新疆的隨行幕僚，根據鍾廣生著寫的《辛亥新疆定變紀略》，標統曹用愚曾經請示袁大化，要不要見劉先俊一麵？袁大化隻回答了兩個字：“立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