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留學之夢，驚心動魄 （2）
既然心意已決，況且錄取通知書和I-20都已抵達北京，萬事俱備，隻等申請護照和簽證。哪怕前路是刀山火海，我也要闖；縱是龍潭虎穴，我也要跳。六月下旬，我懷著五味雜陳的心情再次回到北京。那時的北京表麵上已恢複了平靜，卻靜得讓人窒息。馬路上行人稀少，商店失去了往日的喧嘩. 整座城市，仿佛一具巨大的身軀，在劫後餘生裏艱難喘息。喜歡侃大山的北京人，也噤若寒蟬——沉默得讓人心慌。那是一種壓抑的、令人不安的沉默，也許他們正用這種沉默來表達悲哀、憤怒和無力的反抗。
對在北京辦理護照的困難早有耳聞，於是返京第二天，我就去了北京市公安局領取護照申領表，並谘詢了詳細流程。果然，規定森冷如鐵。盡管有全額獎學金出國留學無需經濟擔保，但北京市公安局仍有明確規定：第一，在校學生不得申請辦理護照，必須先辦理退學手續；第二，申請護照時，須有院校出具的“沒有參加動亂”證明。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北京各高校（包括北醫）大多對學生抱有同情之心，並盡力保護。我立即回到學校，手寫聲明，陳述自己沒有參加遊行，沒有參加動亂，並堅決支持四項基本原則等。輾轉蓋章，在科研組、學院、研究生院和黨委宣傳部之間奔波，一日之內蓋齊四枚紅印。就這樣完成了公安局所要求的所有證明材料。
然而，新的難題接踵而至。北醫及各高校有明文規定，隻有“台屬”和“僑屬”，即與台胞或僑胞有血緣關係的直係親屬或旁係血親，在校學生才被允許退學出國留學。可我們家沒有任何親戚在海外或台灣，哪裏去弄這麽一個證明？我心中頓時一涼，如同被澆下一桶冰水。眼前的希望，瞬間化作泡影，此前的一切努力似乎又重新歸零。
正當我幾近絕望時，忽然想起一線微光——1988 年，我們家曾接待過一家台灣同胞。當時蔣經國政府開放兩岸探親，孩子她媽的遠房表舅1949年隨國民黨軍隊撤退去了台灣，恢複交流後第一次回湖南探親，途徑上海。我們負責在上海接待，還讓他們在我們家住了一晚。按上海市政府要求，我們去街道辦登記了台胞來訪信息。我當晚就坐火車趕回上海，心想或許可以以此為由開出證明。到了街道辦，果然所需信息還在。從無到有開“台屬”證明難如登天，但錦上添花地將“表”字去掉，就相對容易多了。就是這條關鍵信息，為我們最終開出合規的“台屬”證明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換來一紙沉甸甸的“台屬”證明。
有了“台屬”證明後，我隨即回北京辦理了退學手續。大約在7月中旬，我向北京市公安局遞交了辦理護照的申請表。按常規，從遞交申請到拿到護照一般需要一到兩個月。由於那場風波，大量五月和六月遞交的申請積壓未處理。我對能否在八月及時拿到護照完全沒有信心，甚至已經寫信給美國學校，申請推遲二三個月報到。
豈料天意忽然眷顧——政府為昭示改革開放不停步，加快審批因私出國護照成為其中一項重要措施。七月下旬，大量公安幹警被抽調到出入境管理處，加速處理所有積壓的護照申請。就在這個極其短暫的窗口期，八月十號左右，我終於拿到了平生第一本護照。那一刻，我的手指顫抖，感慨萬分——這本薄薄的證件，竟是我兩年不懈努力的結果！直到今天，我還珍藏著這本簽發於1989年8月2日的護照。據說沒過多久，國家便全麵收緊了護照審批，從嚴把控出國留學，甚至還要交一筆不菲的“培養費”。
八月中旬的某一天，具體日期已不記得。我一大早騎著自行車來到秀水街的美國大使館。那天申請簽證的人很多，其實幾乎每天都人滿為患。我忐忑不安地排在隊伍裏，緊張得心跳加速。我沒有托福和GRE成績，最怕在外麵檢查材料的中國工作人員不讓我進去。
幸運的是，武警和中國工作人員看我手持護照、入學通知書和全獎的I-20表格，客氣地讓我進了大門。美國大使館的簽證官是一位中年金發白人男子，他叫我上前。我一上去就用早已操練得滾瓜爛熟的英文自我介紹，結果他卻用帶著口音但非常流利的中文發問，使我大吃一驚。他低頭翻看了我遞交的簽證申請表和其他材料，然後從窗口裏探出頭來，悄悄地問我：“陳振福那個時候（指六四期間）在美國嗎？”我回答：“是的，我哥陳振福，他已經按時回到了中國。”他聽完，眼神裏閃過一絲讚許，向我豎起大拇指表示讚賞。我哥在六四期間正好隨輕工業部在美國參加會議，為了證明他已按時回國，我特意讓外甥女專程將我哥的護照送到北京，以備查看，但最終簽證官相信了我的陳述，並未要求出示。
簽證官告訴我兩三天後可以來取簽證。我的F1簽證是8月21日簽發的。後來我才知道，當時美國大使館對北京學生都非常同情，隻要是全額獎學金，幾乎百分之百都會給予簽證。
拿到簽證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又騎車趕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辦理出境卡。這是六四後特別追加的一道手續。如果名字在通緝名單上，或被發現與六四清查有關，護照會被立即扣押，以防潛逃國外。年輕的女警官從櫃台下搬出一大堆文件，對照著我護照上的姓名、照片，一張一張地仔細翻看核對。最後，她拿出一張卡片，填寫上我的名字，蓋上“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的公章，釘到我的護照上。
當天下午，我又趕到中國銀行去兌換外匯。當時憑美國大使館的入境簽證，隻能兌換40美元。我握著那薄薄的幾張美元，忍不住苦笑：這點錢，怕是連美國機場的一程出租車都不夠。然而工作人員還鄭重地在我的護照上蓋下“外匯已換”大印，仿佛這是一筆巨款。
更大的難題是機票。六四之後，人們恐慌性地拚命尋找一切機會離開中國，國際航班一票難求。我托遍北京、上海的人脈，甚至願出高價，卻仍買不到8月30日的機票。無奈之下，隻能求助於同學的父親——一位上海赫赫有名的三甲醫院外科主任。靠著他的關係，我才終於拿到 8 月 30 日飛往美國的機票。
那時上海隻有一個機場——虹橋機場，它是上海人出去看世界的出發站。能在虹橋機場坐國際航班出國的人，是令人羨慕的。在機場送別時，人們基本不會痛哭流涕，這與上山下鄉插隊落戶時的情景完全不同。
就這樣，我懷揣著四十美金，提著兩個裝滿衣物、被褥、鍋碗瓢盆、書籍文具的大箱子，準備安檢出關。可由於超重，還是被攔了下來。在眾目睽睽之下，我打開箱子，扔掉了切菜刀和切菜板等稍重的物件。就在這尷尬與無奈之中，我的“洋插隊”生涯拉開序幕。
1989年8月30日，一架國航的波音707，緩緩滑離虹橋機場。隨著一聲震耳欲聾的轟鳴，飛機昂首衝入雲霄。我透過舷窗，望見腳下的上海漸漸縮小、遠去，直至消失在厚厚的雲海下。我的眼眶濕潤，卻拚命忍住淚水。是喜是悲，是渴望還是迷惘，我已說不清。就這樣，我人生第一次乘坐的這架707，帶我離開生我養我的年邁父母，離開我年僅兩歲的可愛女兒，離開了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故土。親人啊，故鄉啊，祖國啊，我們何時才能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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