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汪精衛， 這個漢奸令人惋惜（上）》）
今天一提對日抗戰，許多人首先就會想到《論持久戰》，史學知識更豐富一些的，還會想到白崇禧1938年 武漢軍事會議上闡述的：“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以遊擊戰輔助正規戰，與倭人打持久戰”， 這個戰略其實就是毛持久戰的精煉版，這個方針一經提出，就被蔣公采用為抗日的最高戰略原則。
但 所謂對日持久戰略，固然不乏深刻的洞見， 但也並不像許多毛 fan 想象的那樣神聖和神秘，以為有此一著，就已經智珠在握、立於不敗之地。 弱國對於強國進攻， 持久戰其實是別無選擇的唯一選擇，算不上是什麽獨得之秘。 具體到對日倭采用持久戰略， 也根本不是什麽新東西，早在李鴻章時代此說的理論框架就已基本具備。隻可惜在那個時代，已經極度腐敗和疲弱的清政府根本就不具備打整體性持久戰的軟實力基礎。到了蔣時代，中國終於初步具備了打整體性持久戰的軟實力，但與日倭的硬實力差距，相對於甲午時代，不是縮小而是大大擴大了。
所以， 沒有沉迷於英雄狂粉情結的人 就不難想明白，蔣公、老毛、白崇禧之流提出的“堅持持久戰略則中國必勝”的斷言， 不過是為了穩定軍心民心、爭取外援以及與日寇進行心理戰的政治話術， 而並不是因為他們已經篤定地胸有成竹、預見千裏。道理再簡單不過，一個主戰派，當然要絕對排斥中國必敗、或者勝敗難定的任何宣傳的。
換言之， 以抗戰時期中日經濟和軍力上極為懸殊的差距， （上文已經論及， 絕對與滿清與八國聯軍的差距有得一比！）當此之時， 倭寇如果有與成吉思汗、多爾袞類似的戰略家掌控中日之戰， 未必就不會重演清朝亡明、 成吉思汗亡宋之故事。
現在許多曆史研究都認為，日倭在中國的失敗， 根因是由於其戰略的愚蠢， 日軍在侵占東北三省之後，本有兩條路可走：
一、不給中國以任何喘息時機，立即揮師南下，乘中國備戰不足及動亂的時候一舉攻略中國。中國正規主力軍一滅，剩下的山溝遊擊隊再英勇，也難支撐整個國家的法統。法統一失， 就失去了戰略縱深，此時如果日倭在外交上向國際擺出軟姿態示好， 很大概率上也會失去國際（主要是美國）支持，所謂“持久” 戰也就很難再持續。因中國就整體而言素無狂熱的宗教傳統，奉行的一直是隨遇而安的事大文化， 舊有的公權法統一失， 大家很快就會成為新秩序的順民，這一點是不能與能靠民間力量把侵略者逐出的阿富汗等宗教國家相比的。 宋、明之亡國就是前例。
二、就此停戰，休養生息，固守東北，待到時機成熟，策應德國夾擊蘇聯，功成之後，再聯合對抗美國。
日軍如采取上述兩策中的任何一策，都可保證其在相當的曆史時期內立於不敗之地。
但真實的曆史上， 倭寇之戰略權謀遠非蔣公之敵， 因總是被虛與委蛇的蔣公耍得團團轉， 日軍進止就出現了多番舉棋不定、 多番自我停滯， 蔣公乃借機更充分地深化抗日文化以動員民眾， 並於西南秘密發展軍工，購建大量德械裝備，創建德械部隊，加上他抗戰前後持續維持了“黃金十年”的經濟增漲，為八年全麵抗戰儲備了一定的經濟資源及戰略物資。於此可見，以 蔣公對中日抗戰的貢獻， 把他視為抗日的民族英雄並不為過。（ 蔣抗戰勝利後政治統治思維也是獨裁思維，雖遠非毛澤東建政後那個量級，但性質相類。這也是無可否認的）
反觀日倭，因為其內部高層戰略分歧一直嚴重，窩裏鬥得你死我活，所以它侵略中國實際上走出的是一條猶豫兩端的蠶食戰術，結果我龐大中華之地，就成了它無法消化、無法承受之重， 漸漸把它從一匹猛虎撐成了一個進退失據的大豆蟲，而倭人猶然泯不知死， 以為在中國和東南亞的困境可以通過發動對美國的珍珠港偷襲而獲解， 硬生生把強大無朋的山姆大叔拉下水，如此愚蠢做死的節奏， 終於讓它“贏得了”隻剩下挨各種胖揍的運命。 嗚呼噫嘻，中華幸哉！ 倭寇以此而亡！
但上述種種， 在當時並不足以否定汪精衛低調俱樂部彈出“戰則必亡”這個調子的某些合理性。 盡管抗戰時期， 這種論調如果公開傳播會渙散軍心，應予嚴厲批禁，但如果把它限製於最高層的戰爭運籌圈，則汪 這種觀念 與主戰觀點的碰撞， 也可以從反方麵砥礪抗戰將帥更周密更高效地製定抗日方略， 而不能一概簡單地視為漢奸言論。
所以， 曆史終於上演了汪精衛淪為漢奸這場悲劇， 在江天看來， 並不在於汪精衛的這種主張， 而在於汪精衛心中的認定的“濟世”行為卻在根本上背離了中華民族乃至人類的正義。
首先有一點必須肯定， 汪精衛建立偽政權，絕非因為他“怕死”。 拍死的人是不會以必死之心刺殺清朝攝政王的，而且，汪精衛的叛逃過程， 也遠比他待在重慶當他的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副主席危險百倍， 因為此舉一出， 蔣公就有了公開追殺他的理由， 事實也是如此， 他叛逃河內期間，如果不是鬼使神差地臨時與他的秘書曾仲鳴換了房間， 他就得命喪當場，哪裏還有什麽之後的汪記南京政府！
所以汪精衛叛逃這一斷然之舉， 應該有兩大動因 驅使 ：其一是為了實現汪精衛所認定的“濟世”情懷：汪傾向於認為在當時的國際與軍事實力對比下，全麵抗戰隻會讓人民遭受更大磨難，而結局終將是中國之戰敗甚至亡國。出於此種判斷，他自認為把自己置於敵占區，從內部與日方周旋，能在某種程度上緩和占領區的暴行、保護的平民生命與秩序——在他心目中，這是另一種“救國”的路徑。其二則與其個人政治上的失意有關：汪叛逃之際， 已經處於權力場受挫、被蔣介石邊緣化的政治態勢，蔣汪同床異夢、貌合神離，而曆史種種已經證明汪鬥不過蔣， 這讓自視極高、資曆更深的汪精衛極感苦悶， 奈難接受自己成為“時代棄子”，他的政治野心（這一點汪從不缺乏）讓他從未停止過另起爐灶、自成一統的追求，事實上他過去已經屢次這樣做過， 這一次， 汪無疑又沉浸在以自己特有的“替天行道”的姿態證明自己的熱切渴望中。—— 汪精衛唯一沒有想到的是， 他這一次的標新立異， 為自己掙得的卻是萬劫不複的千古罵名。
而 曆史讓他披上漢奸惡名，擲 諸汪精衛個人的才具、情懷、曆史和此前的功業， 雖十足令人惋惜， 但冠汪精衛以漢奸之名， 卻並非曆史的誤會，而是因為他所認定的“濟世”情懷是一種昏昧的錯覺， 而他循之行出的也是地道的不義！這一點下次再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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