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9月3日，為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全國放假一天，很多人感到新奇，但事實上，這並不是第一次把9月3日作為假期。
1945年的9月2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向盟軍政府，包括中國政府投降。次日，即9月3日，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宣布這一天為抗戰勝利紀念日，第一次全國放假。
到了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規定9月3日為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1999年，國務院修訂了《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規定抗戰勝利紀念日不放假。這個規定直到今年才有所改變。
大家熟知的八一五，實際上這天是日本天皇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日子，也就是戰爭在那一天被宣布結束了，但並沒有得到書麵確認，直到9月2日。
70年前，又是誰，哪一位中國人，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本的投降，並簽字的呢？
少有人知的抗戰將領
2006年我在美國夏威夷的時候，碰巧密蘇裏號戰艦停泊在港。密蘇裏戰艦就是1945年盟軍代表接受日方投降簽字的戰列艦。現在雖然早已退役，但是仍然作為展覽館，在美國展現70年前這段曆史發生的特定時刻。
我在登艦參觀的時候，在展覽館的甲板上當年舉辦受降儀式的地方看到了日本投降書，上麵有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的簽字。出於保護文物的原因，我看到的隻是複印件，原件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受降書上美國的簽字人是西南太平洋戰區司令麥克阿瑟，而上麵中國的簽字代表，是徐永昌。
徐永昌，是抗戰時期蔣介石政府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四大部長之一，跟政治部陳誠、軍訓部白崇禧、軍政部何應欽名列在一起，掌管軍令部。
軍令部是國民革命軍的特殊機構，司參謀部之職，掌統兵之權。此外，還擔任國防建設、海陸空動員作戰、後防勤務、情報收集、參謀及駐外武官統籌、陸軍大學、工兵指揮、戰史編撰和軍事測量等。軍令部部長，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職位，對抗戰勝利功不可沒。
回國後，我從一些資料裏查到他出生於山西崞縣，成長於大同，除了帶兵打仗，還曾任山西省主席。我本人是山西人，大同是我的老家，這一發現更是激起了我對他的強烈興趣。我的故鄉，居然有這麽一位卓越的抗戰代表；與此同時，又是一位幾乎被遺忘的曆史人物，這令我無法無動於衷。於是，我開始了尋找徐永昌的旅途。
在大同，雖然有鄰居街坊的口口相傳，但文字寥寥。一些傳記記載，徐永昌父母早亡，13歲徐就成了孤兒，從軍隊雜役開始從軍。1914年，徐考入陸軍大學，9年間完成國內最高軍事教育，成績優秀畢業後，輔佐國民第三軍軍長孫嶽。1928年孫嶽病故後，他成為代理國民第三軍代理軍長。後來徐在1931年到1936年，又任山西省主席一職。
雖然他官居要職，但是他在山西留下的影響已經無多。在大同，有幾間房齡過百，但無人居住的老房子，相傳是他從軍開始的地方。而他父母本來在興國寺的墓地上，卻建起了現代化的建築。在太原，他的故居還在，現在是個半空的某黨派辦公室。在發生盧溝橋事變的北京宛平，國家抗日戰爭紀念館裏，徐也是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僅有一張側麵的照片是他在密蘇裏號簽字。
我去四川樊建川的抗戰文物紀念館，一次與工作人員攀談也令我啞然。工作人員說有人要送一支徐永昌當年代表中國受降簽字的筆，還自稱是徐的女婿。可是徐生於1887年，1959年在台灣去世，“大陸女婿”一說不太現實。
後來我見到了上海一位知名的畫家，他曾為《新民晚報》作畫，畫述70年前徐簽字的場景，但是因為他苦於一直沒有找到徐的任何照片，隻能畫張自忠的麵孔來代替。專業畫家都尋而不得，可見徐永昌的資料少之又少。
受降前日急購簽字筆
機緣巧合，一次我出差到台灣，參觀了台灣的國軍曆史文物館，看到很多徐的文物。後來我在台灣的山西會館停留，我跟館內工作人員提起徐永昌，沒想到工作人員很用心，日後居然把徐的家人地址電話找到了，通過我的台北同事轉給了我。於是我開始聯係徐家人，經過幾次致電致信，我終於有了機會去拜見當時仍然在世的徐的第三任夫人李西銘女士，以及徐最小的女兒徐元容女士。
李西銘女士是北京人，雖然移居台北數十年，但是北京話字正腔圓。我們聊得頗為投機，她還記得徐將軍簽字前一天才發現沒有什麽特別好的簽字筆，特地派副官在東京購買。蒙她贈我《徐永昌傳》，我才得知徐更多的故事。
據《徐永昌傳》記載，徐從軍從政，有三點最為突出。第一是徐為人為官清廉。早年做軍務雜役的時候，負責軍需采購。一次軍中內審，發現徐永昌的主管營私舞弊，當查到徐永昌時卻沒有。有證人作證：“徐老總（當時人稱軍人為老總）為人老實，他給的價錢隨你到別處打聽！”這在當時上下腐敗沆瀣一氣的國民革命軍中可謂鳳毛鱗角。
徐一生如此，其去世後，他在台灣和海外妻室兒女也並無太多遺產。徐一直以來能深得各級上司信任，包括孫嶽、閻錫山、蔣介石，以致官居要職，也是因為為人剛正不阿。
最後是重視教育，這跟他自身的成長經曆有關。徐出身草芥，這一點與國民革命軍大部分家境和教育背景良好的軍官不同，但是他治學開始就異常刻苦。在陸軍大學求學期間，他成績在錄取的一百六十人中最開始倒數第二。為此，他很勤奮，為了免於淘汰，他付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努力。第一次月考即到第六十一名，第二次月考第二十四，第三次月考第四，後來一直名列前茅。而且，徐見解獨到，勇於創新，深得數位德國教官敬佩，最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開始領導軍隊。正因為如此，他一直重視教育。
抗戰中期，他就寫道：“戰至四年，今我對日，至少須拚出八年戰鬥，但我人教育差，當以十年為的。”即從他的觀點看，抗戰必須長期，因為自身的教育不足，更加加劇了抗戰的難度。
雖然當時抗戰節節敗退，但是徐仍然是樂觀的，因為他相信教育會改變中國，正如他看到了勤奮學習已經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在日記中寫道：“我今日之失敗非完全失敗於戰場上百數十萬之軍隊，乃失敗於全國上下知能不夠，尤其是知能不正確。所以乘茲大難人心稍知戒懼之時，改革教育，樹立正確救國中心思想，其事與抗戰並重，其途亦與抗戰並進！須知敵人之侵我，何嚐不是天假手於惡人以示警。我今一麵抗戰一麵刻苦自修，又何嚐不是玉成我於將來？”正因為他有這樣的理念，所以後來在抗戰期間，他都一直任陸軍大學校長。
為人方麵，據他女兒、現居澳大利亞的徐元容女士回憶：“我父親喜歡談論他在大同的童年。回憶他在學校的時光。在談到他的家人和他的父親，他抱憾很多。作為一個幼小的孤兒，他沒有辦法為他的父母建個像樣的墳墓，隻能選擇一些彩色的石頭，以標記他們墳墓的位置。他談到了他多年以後回到大同，他曾努力地尋找過祖墳上的這些彩色石頭。”
徐的女兒還說：“父親喜歡簡單的快樂，如在炎熱夏天的下午，能吃到新鮮的水果，或在一個寒冷冬天的晚上，能有溫暖的爐火。他喜歡周日帶上我們前往郊區，請農民為我們提供一個草編織的籠子，裏麵有蟋蟀， 而不是給我們購買昂貴的玩具。”
要說徐的弱點，大概就是他為人也數風流。張學良回憶他：“他什麽嗜好都沒有，麻將也不打，酒也不喝……最喜歡女人。他在鄭州的時候，已經打敗了，那時候國民政府軍都來了，他帶著山西軍隊和馮玉祥的軍隊在前線作戰，軍隊都退了，他老先生還跟那女的在一塊堆兒扯，那個女人哭，舍不得。”徐一生娶妻三次，不過這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軍閥動輒妻妾成群，也不是什麽特別的事。
遺物資料待研究
2013年，徐第三任夫人李西銘因病去世。生前我一直想邀請她來山西看看，因為她身體欠佳未能成行。
徐夫人去世後，一天，我接到徐永昌女兒來電，說徐永昌生前有些許遺物，徐夫人一直保留不舍得丟棄。現在夫人過世，台灣再沒有能存放這些資料的地方，問我願不願意幫忙整理。
我深感此事重大，於是數次前往台北參與整理徐永昌將軍及夫人留下的遺物。最後，徐的女兒答應將整理好的父親遺物暫存我處，將來以圖他用。
徐將軍生前，已經將很多重要的曆史資料均托付給了台灣的國軍曆史博物館。在我保管的遺物中，除了他的副將趙正鍇寫的《徐永昌傳》，最有價值的，當數徐永昌的很多照片和他的日記。他的照片雖然已經泛黃，但是紙張、顯影、定影都非常好，一看一觸便可感覺到曆史的厚重。而他的日記，有12卷之多，從1916年就開始記錄他每天的生活、工作和自省。《徐永昌日記》時間跨度從民國、抗戰、內戰到他晚年在台灣，內容涵蓋了諸如盧溝橋事變、西安事變及蔣介石在台灣的政局變化等多個重要曆史時期和事件，這是非常難得的曆史資料。遺物中，還有徐將軍的兩件舊軍服，保管頗為不易，每到陰天下雨，還要經常拿出來晾曬防黴。
擁有這麽多史料，一時間我四處奔走，希望能在大同當地建一座他的紀念館，無奈應者寥寥，至今沒有著落。同時，我仍然在聯係徐的家人，希望他們能到北京或者一些地方參加抗戰紀念活動，但無奈個人能力所及，進展緩慢。
但我欣慰的是，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將我提供的部分資料加以整理和采訪，記述了徐永昌將軍。如同去年國家把國民革命軍抗戰烈士的名單公布一樣，這是對曆史負責的態度，是對英烈同胞的一種承認。
三晉出版社的社長張繼紅，也決定重新錄入整理出版《徐永昌日記》。這對現有的國共黨史研究，中國曆史研究，都非常有意義。因為現有的徐永昌日記手稿字跡風格獨特、行文多為文言、稱呼多以字號為主，即使對學者而言，都不易參閱解讀，更遑論普通的曆史愛好者和學生。
在尋找徐永昌、發現徐永昌的過程中，我結識了很多友人，雖然紀念徐將軍這件事，還沒有實現，但是我仍覺得深受他們鼓舞。他們讓我知道，國民關心的不僅是如何慶祝，而是如何銘記。
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曆史從來都是人造就的。中國人不是一個健忘的民族，不是無情的民族，而是知道自己從何處來，將往何處去的強大民族。讓我們珍視我們過去，展望我們共同的將來。
（口述者為美籍華人，祖籍山西大同，以個人身份發掘徐永昌相關資料，力促建立徐永昌紀念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