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慕蘭，是湖南瀏陽人，1907年出生，2017年去世，享年110歲。她生前曾數易其稿，完成《黃慕蘭自傳》，2004年和2014年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兩次出版，內容十分豐富。本公號曾發表《黃慕蘭的自傳》，作過評介，但涉及向忠發被捕事件過於簡略。黃慕蘭是這一事件的曆史當事人和見證者，現補充介紹她回憶的相關內容——
那天下午大約四點鍾，我和陳誌皋兩人坐在咖啡館裏閑談，正巧碰見他在徐匯公學時的同班、同寢室好友曹炳生。徐匯公學是一間監管很嚴的天主教會學校。畢業後，曹一直繼續在學法文，後來就考進了法租界的巡捕房當翻譯。看見曹炳生走了進來，陳誌皋就立即起身跟他打招呼，兩個老同學嘻嘻哈哈地握手拍肩，十分親熱。我隻是很禮貌地跟曹點點頭打個招呼。於是他們兩個人就天南海北地聊了起來。陳誌皋問：“小曹，最近巡捕房裏有什麽新聞嗎？”曹炳生小聲地回答說：“有啊！南京國民政府派人來抓了一個共產黨的頭頭，湖北人，六十歲左右，鑲著金牙，酒糟鼻子，隻有九個手指頭，是懸賞了十萬塊錢才抓獲的，這賞金真高呀！”言者無意，聽者有心。他倆在一旁興高采烈地說著話，我麵不改色地用茶匙攪拌著杯裏的咖啡，裝作一副對這種事漠不關心的樣子，不插問一句話，隻是靜靜地聽著。接著曹炳生又說：“咳！這個家夥真不中用，一坐上電椅，就吃不消，招供了。”後來，他倆又講了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我就不再用心旁聽，緊張地暗暗琢磨起來：共產黨的頭頭，湖北人，那是誰呢？我開始在心裏琢磨，把自己所知道的、敵人會懸賞十萬元的、湖北籍的黨中央領導人，一個個地排著隊數過去。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前，共產國際在選拔幹部時片麵地強調工人成分，推薦向忠發。他在六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會主席。仔細一想，各方麵條件都符合，我就肯定是向忠發了。
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得趕緊設法向黨中央報告。心裏盡管急得要命，可是臉上還是不能露出聲色，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他們兩個好朋友東拉西扯地閑談了一會兒，曹炳生就急著要走了。陳誌皋說：“你不是剛下班嗎？為啥急著要走呢？我們一塊去喝兩杯酒、吃頓便飯吧，吃過飯再一起去大光明看電影。你看，我已經買好了這麽多票子，有你一張。”曹炳生歎口氣說：“唉，我哪有你這位大少爺這麽清閑享福啊！晚上還要值夜班，我們吃公事飯的人可是身不由己呀！”說著就道別匆忙地走了。我反正早已有準備，每當我不想陪陳誌皋一起外出應酬時，就裝作頭痛，於是當即對陳誌皋說，我的頭痛病又犯了，吃飯和看電影都去不成了。陳誌皋是一個真正能以禮待人的世家公子，他信以為真，就用小汽車送我回家，途中還下車去西藥房買了些阿司匹林藥片。
回家後，我馬上打電話給住在徐家匯一家煙紙店樓上的潘漢年同誌，告訴他我有極其緊急的事要當麵告訴他。潘漢年很快就來了，我把聽到曹炳生講的那些話複述了一遍，並說：“因為我托陳誌皋營救關向應，他剛才問曹炳生巡捕房有什麽新消息，本來是有意問問關向應一案的進展情況，不料曹炳生竟在無意之中說出了這樣一件大案。我數來數去符合曹炳生所述那被捕人特征的隻有向忠發了。”潘漢年說他也認為會是向忠發。我又說：“聽曹炳生的口氣，向忠發坐了電椅子後吃不消，很可能已叛變，說不定今天晚上還有什麽更嚴重的事情會發生呢！”就催他趕快去向黨組織緊急匯報。他就匆匆離開了。
顧順章叛變後，中央特科的工作是由康生負責的。潘漢年離開我的住所，在街上轉了幾圈，確認身後沒有盯梢的尾巴後，就立即去找康生。康生聽後又立即向實際負責黨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作了匯報。恩來同誌叫他馬上通知中央的李富春、蔡暢等，約定轉移到都城飯店暫時避一避。這些中央領導同誌的家裏，一般都是不藏文件的，有些緊急帶在身邊的文件，都馬上燒掉，把紙灰丟進抽水馬桶衝掉。到晚上十一點鍾左右，這些領導都穿著西裝，扮成商界大老板的樣子，大搖大擺地住進了法國人開的都城飯店，一點也沒有引起別人的懷疑。
那時，上海有一種挑著擔子流動賣餛飩的小販，晚上通宵營業的，打著竹板沿街穿巷地叫賣。人們一聽竹板聲，就知道是賣餛飩的來了，紛紛開門買餛飩當夜宵吃。康生派了兩個特科的同誌裝成小販，挑著餛飩擔子分別到向忠發所知道的恩來和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觀察。果然，到夜裏一點鍾左右，看見一個人戴著手銬腳鐐，領著巡捕房的人來了，直接就用鑰匙開了恩來家的門去。他們自然是撲了個空。恩來家隻有三把鑰匙，他和鄧大姐各一把，還有一把給向忠發，如果他倆都不在家，向忠發也可以打開門很方便地進去。所以，很明顯，這帶了巡捕前去抓恩來的叛徒隻能是向忠發，而不會是別人。裝扮成挑餛飩擔小販的特科工作人員向康生匯報了以上情況後，黨中央就確認向忠發是叛變了。
第二天，康生和潘漢年坐了小車來找我，說是恩來同誌要召見我。一進門，恩來同誌就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慕蘭，慕蘭，你真不錯呀！聽聽你的匯報吧。”他詳細地詢問了經過情況，然後指著擺在桌子上的一堆鈔票說：“是不是可以通過陳誌皋，向巡捕房裏有關人員收買向忠發的口供材料？雖然已通知凡是向忠發所知道的黨在上海的地下機關立即轉移，但仍必須進一步知道他究竟向敵人招供了些什麽內容，以便有對付的辦法。”我說，這樣做恐怕不大妥當，因為我並沒有向陳誌皋暴露過自己的真實身份，作為一個到上海來求職業的地主家的小姐，不應當關心向忠發這個共產黨的大叛徒，更不會出高價去收買他的口供。再說，我又從哪裏會弄得來這一大堆的鈔票呢？如果真要那樣的話，肯定就會暴露身份，而且勢必會對營救關向應同誌的工作造成不利。當時，恩來同誌可能是太著急了，來不及周密地思考籌劃。他聽後立即說：“你提醒了我，不能讓你這樣做。即使要買口供，也得通過其他渠道另想辦法。”我說，我可以假裝出於好奇心，不露痕跡地讓陳誌皋去打聽一下向忠發這件案子的進展和下落。恩來同誌說：“如此很好。”離開前，恩來還表揚，說我工作認真負責，有高度的警惕性，如果不是注意到曹炳生講話的內容，又仔細分析判斷，果斷采取措施，而是跟著陳誌皋去吃晚飯、看電影的話，那麽包括他在內的黨中央領導人就早都被捕受難了。他還連連誇我頭腦冷靜，靈活機警，分析正確，說：“你跟潘漢年兩人互相配合，行動得很好，一上馬就為黨立了這一大奇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