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留學之夢，我人生的第三個轉折點
上世紀80年代初，當貧困的噩夢漸漸蘇醒，上海迎來了最早的留學熱潮。任何海外關係都被視作一根救命稻草，一線通往世界的希望。一時間，托福和GRE培訓班門庭若市，成為有出國夢想的人們必經的備考之路。然而，如果追溯至祖輩，我家沒有任何海外關係，親朋好友中也鮮有海外背景。麵對現實，我從未奢望過出國，甚至不敢做這樣的夢，因此也從未參加過任何培訓班，更沒有考過一次托福或GRE。誰都無法相信，沒有這些成績，我竟然能踏上赴美留學的旅程。那麽，這段出國的篇章，就從我的研究生考試說起吧。
（一）以“終身賣身契”為代價的豪賭
1982年，國家統一分配製度的不公引發了上海1347名應屆畢業生的抗爭，我便是其中之一。這是一次建國以來極為罕見的大規模學生抗爭。最終，上海市政府試圖在學生期望和國家安排之間尋找平衡，對部分表現突出或家庭有特殊困難的畢業生，重新調整崗位或允許留在城市。直到1984年前後，大部分抗爭者才重新獲得工作。而我，帶著“不服從國家統一分配”的深深政治烙印，結束了在家待業一年半的煎熬，於1984年4月被重新分配到上海長陽生化製藥廠。
雖然我被“平反”並分配在市區，但按照共產黨的慣例，我雖落實了政策但仍被“戴上了尾巴”。我去的長陽生化製藥廠，是上海市農場局牛奶公司下屬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廠，員工僅兩百人左右，是上海最小、最差的製藥廠。
這個廠建立於文革後期，上海牛奶公司第九牧場的幾位“老三屆”工人，憑著一篇文獻，從牧場廢物小公牛的胸腺裏提取出DNA，並利用酶水解獲得脫氧核苷酸單體，填補了國內研究空白。從最初的糖漿劑到注射劑再到凍幹粉針劑，直到廣受歡迎的片劑。這使得脫氧核苷酸鈉的市場需求在其問世後的四五年間有了幾何級數的增長。隨著市場擴大，原料從小牛胸腺換成了更豐富的鮭魚魚精，但采購和運輸成本也隨之增加。作為文革時期的倉促產物，其藥品未經嚴謹的科學認證和雙盲臨床試驗，加上派係內鬥留下的複雜曆史問題，長陽生化製藥廠開始走下坡路。
上海第一醫學院藥學係的兩位77級大學生H和L同學比我先到，H同學被聘為技術副廠長；我是第三個，不久也被聘為技術股副股長。但我們都感覺自己像是被擺放在此的花瓶，僅供人觀賞，毫無實用價值。由於曆史原因，工廠各級重要部門幾乎全部被來自牧場的老三屆元老控製，他們掌握實權，也主宰著我們的命運。
那時，在職職工考研究生需要單位證明，而牛奶公司組織處明文規定，公司內所有大學生不準考研或調離。在多數人眼中，考研究生是一種“不務正業”的行為，民意和社會認同度極低。我們幾人如同跳入一潭死水，感覺終將被慢慢窒息。H和L同學多次爭取考研無果後放棄了。好在不久後，他們先後參加了牛奶公司和丹麥的重大合作項目，獲得去丹麥培訓一年的機會。三個大學生，隻剩下孤身一人的我，越發感到無助。
我骨子裏有一種堅持不懈的倔強，我下定決心一定要考研究生。天無絕人之路，1986年，隨著老三屆H廠長的調離，我的命運也出現轉機。新調來的Z廠長是位工人幹部，文化程度不高，但樸實、有擔當，講江湖義氣。他見我整日因考研之事和他糾纏，也無心工作，無奈之下說：“公司組織處有規定，不允許任何大學生考研。這次我來承擔所有責任，私下蓋章同意你報考，但你隻有一次機會。如果你考上，我為你高興，公司怪罪下來我來擔著；如果你考不上，就得老老實實在這裏待一輩子，不準再提考研和調離。”他笑著半開玩笑：“如果你考不上，就等於跟我簽了一張終身的‘賣身契’。”
我欣然接受，接受這場以終身“賣身契”為代價的豪賭，願賭服輸。
1986年12月5日，在報名截止日的最後一天，我拿著單位介紹信，報名參加了1987年全國碩士研究生考試。距離考試（1987年2月13日至15日）僅剩下兩個多月。
自1982年畢業，我的學業已荒廢了五年。在短短兩個多月內，想把大學四年的所有課程，特別是令人生畏的高等數學，全部撿起來，幾乎不可能。偶然得知，報考北京醫科大學（現北大醫學部）藥學係藥物化學專業的研究生不考高等數學，主考四大化學加綜合化學。我喜出望外，毫不猶豫地報考了北京醫科大學。
從報名到考試，隻有六十多天。考研的日子一天天迫近，壓力也一斤斤加重。瘋狂熬夜已是家常便飯，最後二十幾天，已32歲的我拚上了“老命”做最後一搏。我甚至利用上班的空餘時間複習，卻被另外兩位老三屆同事偷偷打小報告。朱廠長幾乎每天來查崗，嚴詞警告我考研不能影響工作。
那時的上海住房緊張，為了不影響家人休息，我借了大姐教書的巨鹿路第四小學的一間小房間自習。上海冬日陰冷，沒有暖氣，我裹著幾層衣服，手還是凍得不聽使喚。那時我無暇去暢想成功，也無暇去擔心那張“賣身契”。我唯一的目標，就是能在2月13日那天，親手在考卷上寫下自己嘔心瀝血的點滴，完成人生中唯一一次考研的拚搏。
生命中總有一段時光，除了勇敢麵對，別無選擇。考研便是一場沒有退路的戰鬥，縱使前路艱難，也必須咬緊牙關拚命向前。
兩個多月的時間飛快過去，2月13日終於來臨。上海市招生辦為報考外地院校的考生專設一個考場，我是唯一一個報考北醫的上海考生。我打開從北京密封寄來的考卷時，頓時傻了眼。醫科大學的教學與我們工科大學完全不同，考卷與我按工科內容複習的知識點有很大差異。題目看似簡單，但上手很難，做好更難。我在考場裏亂了陣腳，呼吸都變得急促起來，仿佛空氣都凝固了。三天考完後，我信心全無，總覺得自己考砸了。導師當年隻招兩名研究生，我對自己是否能排進前兩名完全失去了信心。
那一刻我才意識到，報考北醫的想法是多麽幼稚：首先，信息不對稱、不透明，我完全不知道北醫的考研信息和考試大綱，幾乎沒有任何獲取渠道；其次，輔導材料，特別是針對性強的複習資料，更是難求；最主要的是，我依靠工科的老教科書複習，這最終證明後患無窮。
考研究生是一場孤軍奮戰，是一場隻有到終點才能見分曉的比賽。在艱難的途中，我沒有氣餒，也沒有放棄。但在終點，我感覺自己敗了。我灰溜溜地回到工廠上班，麵對同事們異樣的眼光。風言風語傳來我要被解聘技術股股長、下放到最髒最臭的魚精粉碎車間。我坦然麵對一切，準備咽下自己種下的苦果。
大約兩個月後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北醫的來函。我以為是未被錄取的通知書，打開一看，竟然是複試通知書。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坐火車來到北京，第一次來到首都參加複試。馬老師負責麵試，第一項是實驗技能：讓我立刻搭建一套有機合成精餾裝置並闡述原理，我隻花了幾分鍾就順利完成。第二項是專業外語：讓我當場翻譯一篇英文化學文摘。由於荒廢了五年，專業外語都還給了老師，我當場卡住了。馬老師耐心地問我，如果給化學詞典，能否再試試？這當然沒問題，有了詞典，我幾乎全部翻譯準確。就這樣，我順利通過了複試。馬老師悄悄告訴我，這次是“一比一”複試，讓我回家準備來上學吧。
考研究生是一場考驗知識水平和綜合能力的馬拉鬆，每一個成功跑到終點的人，除了才華和努力，有時更多靠的是運氣。後來我才知道，這次能夠被錄取，完全是因為運氣好。1987年，共有六十多人報考張老師的科研組，爭奪兩個研究生名額，其中應屆和在職考生各占一半。如果按成績排名，我不可能被錄取。但那年，國家教委第一次提出提高錄取在職人員比例的倡議，並鼓勵應屆生保留入學資格，先工作1-3年再入學。北醫的兩個名額中，有一個必須是錄取在職考生，而我恰好是這三十多名在職考生中的第一名。
就這樣，1987年，我榮幸地成為北京醫科大學（現北大醫學部）的碩士研究生，踏入一所真正意義上的著名學府和科學殿堂。這不僅是一次學業上的飛躍，也為我未來幾十年的生物醫藥生涯打下了堅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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