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類： 走了和沒走的。
走了的則簡單的分成用象征性意義的去延安及去重慶， 跳一大步， 到了文革期間， 去延安的75%成了走資派，去重慶的當上反革命的比例肯定少些。
重點說說沒走的，留的肯定比走的多，因為畢竟走也不是那麽容易，有的是真的有具體困難，有的覺得人到哪兒不是吃碗飯？當然這類人以窮人為主，整個社會總是窮人比富人多，紅五類> 黑五類。
不走，還是得吃飯，吃飯就得幹活，給誰幹呢？ 窮人隻能給東家幹，這兒的東家有廣泛的意義，是“雇主”，可以是地主， 可以是資本家， 也可以是政府機構， 在東北的政府號稱有二： 日本占領軍當局和康德皇帝的滿洲i帝國。
給地主資本家等打工（現代語），貌似沒給日偽滿幹活， 實際上間接，你給老板做事老板向日偽滿交稅，不知那兒當時有沒有個人稅，否責人人都交過稅了。
給“當局”--無論是日本當局或偽滿帝國--工作，嚴格來說也是為他們作出了“貢獻”， 但話不能這麽說，辯證法的關鍵是“但是”，這些人是為糊口，哪怕很認真很負責， 還是為了活下去，目的不是為了做貢獻，換個“雇主”他得一樣幹活掙錢養家糊口。
有沒有不單單是為了掙錢養家，而是為了“大業”而拚命努力做貢獻，錢多錢少一樣努力， 有沒有人看見一樣認真負責，這些人算不算漢奸？
舉個例子， 日偽時期的長春，公共社會設施建設得不錯，其中當然有老家是山東的那些東北籍工程技術人員的貢獻，但凡工程技術人員， 大多對待工作的態度，是與“為誰幹活”關係不大，修路的不會“因為這條路是偽滿的”我就故意修成豆腐渣，挖下水道的也不會故意把煤氣管道挖破。後人會不會說他們是在盡努力維護日本鬼子及偽滿政府的統治？雖然文革的大批判時有這麽說的， 但最後定性時，沒把這事當成罪證，否則也可以責備長春那時拉人力車的勞動人民為什麽不在拉日本鬼子時把鬼子拉到河裏去？
不管咋說， 淪陷區沒走的人，民族血性總還是不如走了的，不走有很多可以說的出口的原因， 但這些原因， 走了的人基本也都有。
走了的人做漢奸的機會不如沒走的大。
抗戰勝利後，在上海說四川話的人特別驕橫， 上次說的法商電車公司久經訓練的售票員，見到講四川話的不買票， 也不敢吭聲。
而那些跟著國民政府逃去四川的下江人，回到上海後， 動不動就撇著四川話說“老-字-在四川抗戰八年（國民黨到現在也沒說抗戰十四年）”如何如何，那些留在上海無論是沒辦法去四川或貪圖上海生活而沒去的人，不敢當麵頂嘴， 背地裏嘰嘰咕咕“扯哪， 你們不管老百姓，自己逃走了，又不是在前方打仗抗日，老卵啥呀！”
還好， 國共兩黨都沒有把漢奸範圍擴大化。
文革時期， 國防科委在洛陽的某研究所，一個東北籍的炊事員，**********地老愛說幾句日語，清隊時就把他揪出來了， 說是在日本憲兵隊做過什麽什麽的漢奸，打了半天也說不出幾個屁，落實政策時才知道，原來偽滿時他在警察局做過夥夫！嘴賤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