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的溫飽生活，不是個別現象。二十年代初期，開灤煤礦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最後勞資雙方達成協議，日工資由原來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從27元漲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漲工資前，礦工的薪水也大大超過警察。
鐵路工人、煤礦工人、紡織工人，都是人數較多、近代化程度較高的產業工人，他們的收入狀況，對於全國工人階級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然，張金寶是個例，尚不足以說明整個紡織行業收入水平。那麽，我們再借鑒《青島黨史資料》第二輯的兩個數據：1925年，中國女工平均日工資0.45元；1928年，青島紗廠女工日工資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這兩個數據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東各縣一等警察隊巡長的工資是12元。
另據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勞工月刊》載文指出：目前武漢一般工人的月工資平均15元。大多數是女工的第一、裕華、震寰三大紗廠，工人1.5萬，工資平均20元。
我們再看看其他勞動階層的收入水平：
1926年底，武漢國民政府在財政相當困難的情況下，籌措教育經費，將小學教師的月薪增至20個銀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學的月薪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學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間，可買1兩黃金。1935年，漢口的金價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說完教師，再說店員。
漢口過去有家悅昌新綢緞局，營業員工資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夥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饅頭、稀飯、油條，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湯，八人一桌，節假日加菜。每年還有兩個月例假（學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報銷車費。穿衣有津貼，每年多發一個月的本人工資。年終如有盈餘，則按16股分紅，店東12股，經理1股，全體職工3股。
老武漢的葉開泰，待遇也不錯：學徒三年期滿後，月薪10個銀元，第二年15個，第三年20個，全體店員每月發"月費錢"，作為剃頭、洗澡、洗衣的費用。每年帶薪休假72天，如果沒請假，則多發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獎金，到年終再以各人薪水為基數進行分紅，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紅四到五毛錢。藥店還有基金會，分期存入4個月薪水，切藥老師傅吳碩卿告老回鄉時，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對這些資料心存疑慮，那麽，就請看看毛澤東同誌的名作《尋烏調查》，這篇調查記載的勞資關係，也不是"勢不兩立"的：
"學徒三年出師後，照規矩要幫老板做一年。他在這一年的開頭，就把他在學徒時期穿的那些破舊衣服不要了，通通換過新的，因為他現在有了些錢用……如果回家去討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塊的盤費外(他家在遠鄉的)，還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禮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討老婆而隻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遠鄉人，就以"盤費"的名義送給他一些錢，盤費數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邊人，那末徑直送他十幾塊到二十幾塊錢。幫做一年之後，正式有了薪俸，頭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實可靠而又精明能幹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給他做……賺了錢分紅利給先生，賺得多分三成，賺得少兩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當然，對於這種和諧的勞資關係，一向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同誌抨擊道："他們階級關係原來是那樣的模糊"。
尋烏，太偏遠了，位於閩粵贛邊境的深山裏，我們還是以大城市作例證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資一般為20元，雙職工家庭年收入為400元以上。技術工人、小學教師、醫護人員等家庭的月收入超過50元，達到小康水平；中級職員、工程師、中學教員、醫生、記者、作家、律師和一般演員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則進入中產階層。
抗戰前10年內，扣除物價上漲因素，上海工人實際收入年均增長0.9%。作為中國工業最發達、產業工人最集中、商品經濟最繁榮的大都市，這一指標具有典型意義。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發的盧溝橋事變，無情地打斷了中華民國的現代化進程，幾乎將中華民族推進萬劫不複的深淵。
那些曾經真實的工薪階層，就這樣殘留在曆史的碎片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