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
摘要
如果一個學者想盡點良知的責任，盡可以通過議政的方式，而不必連學術也搭進去，將之淪為政治的附庸。
講到文革，就不能不提到《海瑞罷官》，而《海瑞罷官》，又是與吳晗的名字分不開的。一個人與一出戲，竟然成為一場曆史浩劫的導火線，在多災多難的的中國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見的。
吳晗的在天之靈已經經曆了17個春秋，他被曆史學家們公認為是悲劇性的人物。不過, 時下的一些研究，將吳晗的悲劇僅僅解釋為一場政治陰謀的犧牲品，就文革的整體而言，也 許是這麽一回事。但就吳晗個人來說，似乎應有更深的蘊味。與“三家村”中其他兩位文人鄧拓、寥沫沙不同，吳晗並非左翼出身，原先不過是一個遠離政治的象牙塔中人。一個一度為胡適所器重的明史專家，為何以後會棄學從政，以至於自覺地迎合政治的需要，去寫最後招來殺身之禍的《海瑞罷官》——這裏，或許蘊藏著吳晗人生悲劇中更深沉的一麵。
30年代初，當吳晗還是清華曆史係學生的時候，他已經被史學界視作明史研究中年輕的希望之星了。這一切來得頗早的學術名聲，除了吳晗個人的史學天賦之外，不能不感謝當年中國公學時期的校長、恩師胡適先生的慧眼青睞。一篇考證紮實的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以及《胡應麟年譜》，使胡適相信這個來自於浙江義烏鄉村的窮學生，是大有潛力的可造就之才，他親自作函給清華校長，請求給予吳晗以特殊的關照;以後又撥冗回吳晗一長信，建 議他“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專家”，並授之以治學的秘方。
那個時候的吳晗，也對得起適之先生的一片苦心。清華求學三年，吳晗在學界風頭甚健,又是發表《胡惟庸黨案考》等學術力作，又是擔任《清華周刊》文史欄主任，又是籌辦史學研究會，又是出任鄭振鐸主編的《文學季刊》編委。吳晗的學術才華和組織能力眾所公認。到1934年畢業，傅斯年和蔣廷黻都搶著要這位才華橫溢的學界新秀，清華破例將這個沒有留洋經曆的本科學生留校任教。吳晗在中國最高的學府取得了一席之地。
不難想象，假如沿著學者的道路走下去，吳晗在史學上的成就也許不在胡適的其他幾個高足，如顧頡剛、傅斯年、羅爾綱之下。除了胡適，當年影響吳晗學術風格的，還有清華諸師長蔣廷黻、雷海宗、陳寅恪、張蔭麟等大家。胡適教會吳晗的，是考據學，蔣、雷二人,教導他治史還必須運用綜合研究方法;而介乎於師友之間的年輕才子、史學家張蔭麟則啟發吳晗，史學作品要文彩斐然。另外，陳寅恪的考據方法對他的影響也非同一般。因為博采眾長，而且一開始就有方法上的自覺追求，吳晗本來是大有希望為中國的現代史學提供一種新的範型的。
可惜的很，吳晗所處的時代，並不是一個能夠讓學者們坐在書齋裏安心治學的時代。幾乎就在他考取清華的同時，“九一八”的隆隆炮聲就從東北方向隱隱傳來，令人揪心，令人不安。在吳晗的性格中，有沉得下心的內向一麵，但也有騷動不安的外向一麵。就在人們以為吳晗潛心學問的時候，他那充溢著良知和熱血的心靈深處，卻隱藏著難以言狀的苦悶。在胡適留在大陸的大捆來往書信中，保留著一封信頗有價值的吳晗來信。在信中，吳晗以令人 驚訝的激烈語調抨擊了在國難麵前“卑鄙無恥、喪心病狂的政府”和“麻木不仁、渾渾噩噩的國民”。他悲憤地說：“看著人家出賣你的父母兄弟，聽著若幹千萬同胞的被屠宰的哭聲, 成天所見到的消息又隻是‘屈服’、‘退讓’，假使自己還是個人，胸膛中還有一點熱血還在著的時候，這苦痛如何能忍受!”
這是一個熱血青年發自內心的痛苦，這痛苦幾乎貫穿了吳晗的半個人生，以後他的種種變化都可以從中找到端倪。五四以後的中國知識分子，通常同時具有兩種關懷，一種是與自己的專業誌向相聯係的知識關懷，另一種則是與知識分子普遍良知相關聯的社會/政治關懷。 比較起來說，前一種關懷比較“現代”一些，那是要等到五四以後，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獨立 的職業群體出現以後才產生的;而後一種關懷則淵源流長，是中國士大夫獨特的精神遺產和 曆史傳統。如果處於太平盛世，象吳晗這樣具有學術天賦的學者，本來僅憑明史這門專業就足以安身立命。但他偏偏身處亂世，知識分子內心那普遍的良知不可能不折磨他。在危機四伏的現代中國，一個學者欲潛心問學，是要付出一點代價的。不僅要有“隔離的智慧”，而且還要有點“學者的自私”。但年輕的史學家吳晗縱然有“隔離的智慧”，卻不能強迫自己心如枯井，漠然世事。他畢竟是有良知的。良知使他痛苦，又不知如去何從，這等於承擔了雙份的痛苦。無奈之中，隻能向自己所信任的恩師求助，希望胡適能夠指點迷津。
胡適究竟有何回複，如今已無從查考。但幾個月以後，胡適在《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文章中，教導學生在國家蒙辱的關頭，更要有科學救國的信心這一番話，不妨視作對吳晗的間接回應。看來吳晗是受了一點胡適影響的，他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的第一篇雜文，就嘲笑了學生進城搞愛國運動是“一窩蜂”和“趕時髦”。不過，不介入政治運動，並不意味著吳晗內心風暴的平息，隻不過換了一個方式，在書齋內部，通過讀書和治史，緩緩發泄而已。我們可以發現，這一時期吳晗所選的一些明史題材，多少與內心未實現的那一層社會關懷相關，比如《胡惟庸黨案考》考證的是明朝初年朱元璋為獨攬國權，為迫害宰相胡惟庸而製造的特大冤案。作為一個明史專家，他最敬佩的是明末那些有骨氣、有氣節的東林黨人。1933年春，吳晗在究書攤覓得一冊描寫東林黨人與閹黨鬥爭事跡的《碧血錄》，激動地在書後寫道：“讀完此書，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將來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則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灑脫幹淨死法，活得不耐煩，便撒手告別，豈不快哉!”[page]
盡管是一介書生，吳晗的內心還是有一點壯烈情懷的，東林黨人，這大概是他心目中所理解的知識分子，充滿正義和良知的知識分子。雖不能至，仍然心向往之。吳晗從學者到鬥士的轉變，自然是後來40年代的事，但在30年代初他的安身立命之中，已經可以找到若幹潛因了。傅斯年曾經對胡適說過：“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麵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胡適認為“此論甚中肯”。連胡、傅那些留學西洋、受過歐風美雨浸潤的大學者，安身立命之處都不免“傳統”，何況吳晗這樣從未留過洋的本土知識分子呢。
不過，在北平學界濃鬱的學術氣氛籠罩之下，整個30 年代吳晗基本上還是守住了自己的專業崗位，連“一二九”運動和七七事變都沒有動搖他的知識關懷，讓他離開安靜的書齋。直到40年代初，事情才慢慢發生了一些變化。瀏覽西南聯大的曆史，我們可以發現在它的前期，盡管戰爭是那樣地殘酷，物質條件也大不如前，但因為堅信抗戰必勝，相信政府的領導能力，聯大的教授們內心仍然充滿了定力，學術氣氛也一如30年代那般濃鬱。從40年代初開始，由於通貨膨脹，教授們的生活水準一落千丈，從貴族淪落為平民，整天為溫飽犯愁。社會地位下降了，政治態度也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吳晗因為夫人多病，而且要同時贍養兩個家庭，無疑在諸教授中首當其衝，第一個陷入貧困。書齋是呆不住了，心情又是那樣的壓抑再加上國民黨政治的黑暗與腐敗也日益明顯，這些外部因素使得吳晗內心那潛伏良久的社會關懷，再也無法抑製下去。1940年以後，30歲出頭的年輕教授吳晗終於走出了象牙塔，開始過問政治。一般的聯大教授(包括聞一多)，通常要到1943年下半年以後，才有強烈的政治關懷。吳晗顯然先行了一步。在這其中，夫人袁震起著某種非常重要的作用。袁震原是董必武的學生，她很早就參加革命，思想左傾，她對吳晗的影響顯然是不言而喻。後來吳晗與中共發生緊密的聯係，都是袁震牽的線。這樣，吳晗的介入政治，從一開始就不是自由主義的姿態，而是激進的左翼立場。
吳晗的摯友羅爾綱，曾以八個字評價亡友的性格：“豪放不羈，忠厚誠篤”。豪放不羈，意味著吳晗具有東林黨人嫉惡如仇、敢說敢為的壯烈情懷。在那個需要知識分子站出來說話的年代裏，吳晗表現出驚人的正義感和道德勇氣。由於他在民主運動中太活躍、太激進，傳說清華將不給他發聘書。好心的人勸他少講點話，吳晗頓時瞪大了眼睛，情緒激奮地說：“什麽?要我少講話?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學曆史的，在中國曆史上，每個朝代滅亡時，總有些殉國的誌士，今天中國到這種局麵，也該有殉難的人了，我早就準備好了，有什麽關係!”當年聯大的教授們，雖然因為各自的信仰差別，有唱高調的，也有唱低調的，但他們的人格與信念往往是一致的。象吳晗和聞一多，不會因為抗議專製政治有人身危險，或者要掉飯碗，就轉而玩聰明的把戲，不打主人專打走狗，在同道身上發泄仇恨，施行道德的拷問，以滿足一己之崇高快感。他們不會這樣卑劣，他們總是以血肉之軀直麵最黑暗的勢力，最腐朽的體製。那些溫和的甚至保守的同事盡管對他們的激進不一定讚同，甚至頗有微詞，但無不佩服他們的人格，佩服他們的言行如一。
除了豪放不羈，吳晗的性格中還有忠厚誠篤的另一麵。他的大部分知識來自傳統的古籍， 較少西方個人主義的理念和色彩，因此在他身上體現出更多的是中國士大夫的精神傳統。作為一個曆史學家，吳晗對知識分子的理解似乎沒有更多的現代色彩，仍然以“忠誠”為核心，隻不過後來以階級分析的眼光，強調忠誠的對象，是上層統治階級呢，還是底層的貧民大眾。對於他而言，知識階層永遠是一張皮，自身無法獨立地生存，最後總是要依附於一定的階級。所以，在吳晗的心理深層，對群體有著強烈的依賴感，他不習慣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為了實現與黑暗的抗爭，吳晗必須尋找正義的化身，尋找自己的群體歸宿。一旦自認為找到了真理，找到了奮鬥的正確方向，他就願意將自己全部交出去，交給這個代表著光明和真理的事業。吳晗的政治頭腦是單純而又率真的。那種對組織的忠厚誠篤，使得吳晗漸漸喪失了自我的判斷能力，無論正確還是錯誤，一切都取決於組織。可以說，從吳晗過問政治的起初，他那種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和參與政治的方式，就埋下了往後人生悲劇的種子。
作為一介書生，吳晗與黑暗勢力抗爭的武器是那麽地有限，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以筆作槍”。1943年以後，吳晗的學術論文驟然減少，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充滿批判性的時文。吳晗寫時文有他的專業特點，不象聞一多那樣直抒胸臆，而是通過曆史影射現實，所謂“古為今用”。本來，為了服從政治鬥爭的需要，“古為今用”式的影射策略在時文中用用，自然也無妨。但久而久之，竟然不知不覺地變為吳晗的思維習慣，帶進了學術研究之中。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他的三改《朱元璋傳》了。
這本吳晗的代表作(1944年初版的書名叫《明太祖》)，原初的寫作動機就有“通過明 太祖攻擊蔣介石，指桑罵槐”的意思。1948年作第一次修改時影射的色彩更濃了，朱元璋幾乎成為蔣介石的化身。這本書後來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多次與吳晗當麵討論書中的細節，指示說“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該肯定的，應該寫的好點，不要寫得那麽壞(指朱的晚年)”。還專函希望他以“曆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曆史的方法論”，“加力用一番功夫”。根據最高領袖的旨意，吳晗在解放之後，又兩次修改書稿， 根據階級分析的方法再塑朱元璋之形象。應該說，接受過嚴格史學訓練的吳晗在史料考據上比之以前是嚴謹了，但修改後的整體質量卻大不如前。如果說，解放前的稿子還帶有吳晗強烈的學術個性和流動生輝般文采的話，那麽，那奉旨修改的後兩稿，顯得是那樣的平庸、呆板，一如同時代的大部分史學著作，焉焉然無生氣也。
吳晗所喪失的，豈止是一部有希望的史學傳記，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作為一個學者, 其職業道德所要求的獨立品格。一個知識分子，既可以扮演社會批評者的角色，也可以扮演學者的的角色，這兩種角色有各自獨立的價值和意義，也有各自不同的角色邏輯和操作道德。如果一個學者想盡點良知的責任，盡可以通過議政的方式，而不必連學術也搭進去，將之淪為政治的附庸。按照韋伯的說法，學者在從事學術工作時是應該“價值中立”的，求知是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目的，這是一個學者對自身職業尊嚴和專業價值最好的維護，也是最起碼的職業道德。然而，30年代以後的左翼史學界，卻有一種流弊深遠的“影射史學”傳統，一種“史學為政治服務”的黨派意識。吳晗是深得其害的。將學術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其短期效果也許十分過癮，但對學術的戕害卻不言而喻。當學術被學者們自覺地綁在政治戰車上麵的時候，其個人命運也注定由不得自己了，是座上客還是階下囚，統統取決於領袖的一己意誌和整體布局。作為曆史學家的吳晗，解放之後那從榮貴到受辱的大喜大悲人生，豈非正是如此?
盡管吳晗將自己整個身心包括學術事業都獻給了革命，而且還擔任了民盟北平支部的負責人。但從骨子裏說，他依然是一名學者，渴望早日回到自己的書齋，回到久違的學術崗位。他曾經與聞一多相約，“等到民主政治實現，便立刻退回書齋，去充實自己，專心著作”。然而，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個月，尚未征求吳晗本人的意見，新政府便任命他為北京市副市長。時在蘇聯訪問的吳晗連忙向周總理辭職，表示實在不願從政當官，還是願意留在清華，“繼續從事史學研究和教育工作”。但此時此地，早已是由不得他了。後來為了這件事，吳晗還狠狠自我檢討了一番自己“知識分子的潔癖”。
一個本來有可能成為學術大師的書生，就是這樣棄學從政，開始了不無驚險的仕途生涯。應該說，在那個崗位上，吳晗為發展新中國的史學是做了許多力所能及工作的，換任何一個別的人上去，都不會比他做得更好。但作為吳晗本人，也就此犧牲了自己的學術事業。他整天限於沒完沒了的會海之中，有一個星期一共開了64個會，平均每天8個會!1957 年以後，吳晗開始擠出時間寫一些史學劄記和政治雜文，當夜闌人靜，吳晗埋頭於燈下時，我們可以想象，以他史學家的本能，間或也許還會冒出若幹真知灼見。但這些靈感不是被自我扼殺，就是被禁錮在階級分析話語的硬殼之中。在那個時代，一統的政治立場規定了一統的治學方法，而一統的治學方法又限製了學術觀點的原創性。再加上行政職務帶來的政治敏感，吳晗的史學生命自然凋謝了。
由於40年代以來形成的那種史學“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識愈來愈自覺，吳晗也就愈來愈習慣於寫遵命文字。他所擅長的不再是明史研究，而是借助曆史宣傳和演繹黨的最新精神。最後葬送了吳晗生命的海瑞研究，正是這樣一種遵命的產物。1959年初，毛澤東突然對海瑞發生了興趣，胡喬木向吳晗透露了這一信息，並要求他寫文章宣傳海瑞。吳晗奉命而行。等到《論海瑞》寫完，廬山會議風雲突變，毛澤東又有了“左派”海瑞與“右派”海瑞的高論。吳晗又連忙在末尾加一段話，以示與“假海瑞”彭德懷劃清界限。至於後來應馬連良之邀，創作曆史劇《海瑞罷官》，也與這段背景直接有關。不過，吳晗雖然在政界服務了十幾年，但以他熱情而又不無單純的書生本性，又如何洞察得了政治的雲譎波詭。就象曆史中的那個海瑞一樣，吳晗也是因忠而得咎，死得是那樣的不明不白!
在40年代，吳晗曾經寫過一篇《說“士”》，他將忠誠理解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最重要的品格，認為中國的精神就是建立在知識分子的忠誠之上。有意思的是，1962年，當吳晗在為“封建道德可以抽象繼承”的觀點作辯護時，首先想到的例子也是“忠”，當然過去是忠於君王，而今強調的是忠於“國家”和“人民”。吳晗對於他所信仰的事業的確是忠心耿耿，然而，一個知識分子的忠誠感，一旦失去了清明的個人理性和獨立思考作為學理的資源，就有可能是一種海瑞式的愚忠，甚至比海瑞都不如。海瑞在儒家義理和封建秩序的框架之中，還能表現出“道”對“勢”的抗爭，而後期的吳晗，連這樣的抗爭都失去了，僅僅剩下了忠誠。這樣的忠誠，使吳晗在1957年積極參與了反右鬥爭(當時他剛剛入黨不久)，也使他不經意間卷入了一場導致了民族大災難的文字獄中。哀哉吳晗，他當年是研究明代大冤案起家的，按說精通明史的他對中國政治的黑暗複雜、對從政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理應有更深切的洞察。然而那“忠誠”二字，卻全然消解了一個學者的清明理性，最後竟不折不扣重複了自己筆下胡惟庸、海瑞這些曆史先故的冤屈故事!
三家村中唯一劫後餘生的寥沫沙，在1980年寫了一首追悼亡友吳晗的七絕，詩曰：
鬼域為災禍已萌，天真憂自笑盈盈。
可憐一覺開封夢，留得身前身後名。
寥公在詩後有一注：“開封古稱汴梁，為北宋首都，宋仁宗時，開封府尹包拯不畏權勢，為民除害。這裏是借用包公來比喻吳晗為北京市副市長。”償若吳晗有幸渡過劫難，活到今日，不知會否從那“一覺開封夢”中醒來?我想，隻要他再操舊業，以史家的關懷重讀明史，縱然再本性天真，想必也會獨有所悟?
來源：許紀霖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