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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南京照相館》海報
20世紀90年代，羅瑾（左）和吳旋（右）在南京重逢時拍下的合影。新華社發
《血證》見報版麵。（張盛生 供圖）
當年張盛生在三明日報社編輯部處理《血證》稿件。（張盛生 供圖）
作為南京大屠殺案“京字第一號證據”的日軍暴行相冊。新華社發
眼下，電影《南京照相館》正在熱映。故事的主角、照相館學徒蘇柳昌，原型叫羅瑾，他冒死留下日軍屠城“血證”的故事，直到1994年才被披露在《三明日報》頭版。昨日，當年采寫這段故事的兩名記者，向本報講述了這篇具有曆史意義的新聞背後的故事。
回到87年前，一個年僅15歲的照相館學徒，冒死將日本侵略者拍攝的南京大屠殺場景的照片，在暗房中多衝印了幾十張，悄悄保存下來，成為後來審判日本侵略者的有力物證；87年後，一部名為《南京照相館》的電影，將少年的英勇事跡搬上銀幕。
羅瑾當年為何要保存這些照片？又是如何收集和保存的？這些照片又是如何被呈上軍事法庭的？1994年，一篇名為《血證》的長篇通訊在《三明日報》刊發，這本相冊背後的故事才首次被披露。彼時71歲、在三明大田縣生活10年的羅瑾，也由此在世人麵前“亮相”。
《血證》的作者有兩位，分別是時任《三明日報》要聞部副主任的張盛生和時任大田縣委報道組組長的林春忠。如今在廈門市人大機關工作的張盛生，還曾在廈門日報社工作過。他們回憶起當年的采寫故事，仍久久不能忘懷。
【發現羅瑾】
在不起眼的“上海照相館” 聊出沉寂多年故事
曆史往往暗合了某種機緣——當年，正是因為照相館中的暗房，讓羅瑾有機會守護住南京大屠殺的曆史真相。同樣，還是因為暗房，讓羅瑾在幾十年後，真正回歸大眾視野。
1994年11月底的一天，林春忠像往常一樣來到大田縣“上海照相館”衝洗報道組拍攝的新聞照片。這家照相館是一位叫羅瑾的老人開的。林春忠說，1985年，羅瑾隨部隊轉業的兒子羅祖英從上海來到三明大田定居，羅祖英在當地一家公司任職，老人因懂攝影，在縣城開了這家照相館。“他一輩子都在幹這行，拍照和衝洗照片的技術和質量都比別人好，我們報道組拍的新聞照片固定請他衝洗。”林春忠回憶道。
衝洗照片的過程也是等待的過程，而這次等待注定是不平凡的等待。林春忠說，當年羅瑾收了幾個學徒，照片是學徒在暗房衝洗的。衝洗照片的間隙，羅瑾和林春忠像往常一樣閑聊起來。羅瑾講起了自己當年在南京“華東照相館”當學徒的期間，意外發現日軍在南京屠城的照片，以及如何冒險保存“血證”的故事。
有著極高新聞敏感度的林春忠瞬間意識到這是非常好的新聞素材，於是，立即拍下羅瑾的工作照，並寫了一條簡訊，把照片和稿件一起裝入信封寄給《三明日報》。
【記錄羅瑾】
采訪兩天深挖細節 《血證》報道引發全國關注
時任《三明日報》要聞部副主任的張盛生收到簡訊，這位年輕的新聞人敏銳地覺察到，這是可以深挖的題材。“張盛生主任打電話聯係我，我們決定對羅瑾進行專訪以深入挖掘更多的曆史線索和細節。”林春忠說。
“真沒想到自己30多年前采訪過的這位老人，竟成為電影中的‘主角’。”采訪中，張盛生感慨道。當年交通不便，他是乘坐班車一路顛簸趕到大田縣采訪這一題材的。他記得第一次看到“上海照相館”的情形——當時是11月底，一個溫暖的冬日。羅瑾的照相館位於大田縣城白岩公園腳下，那是一間屋簷低平的不起眼的店麵。
老人當時不在，他的徒弟小郭把他們請到屋裏。短暫閑聊間，“突突突”的摩托車聲由遠及近傳來，吸引了張盛生的注意。一位硬朗的老人利索地跨下摩托車，走了進來。這位老人便是羅瑾。“他看著不像70多歲的人，滿麵紅光，精神很好，戴著一副茶色眼鏡。雖然頭頂有點禿，但穿著西服，顯得很洋氣，跟他的上海照相館一樣，像是從大城市來的人。”和羅瑾的初次見麵，至今依然讓張盛生印象深刻。
當時已臨近天黑，二人當晚就在照相館裏和老人聊到深夜，第二天意猶未盡，又對老人進行細致采訪。采訪中，二人抓住故事的每個節點，深挖細節，張盛生那本嶄新的采訪本幾乎都記滿了。雖然時間過去很久了，但因是老人刻骨銘心的記憶，他也願意娓娓道來。張盛生回憶，采訪期間，他回到大田龍山賓館休息時，采訪到的令人震驚的故事和細節一直在腦海中縈繞，令他沉浸在羅瑾當年境遇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隨後一連幾天，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像放電影一般一直在他腦海中浮現。
很快，二人采寫的長篇通訊《血證》在1994年12月9日的《三明日報》頭版刊發。這篇通訊首次披露了“血證”的發現和保存人是羅瑾，報道引起外界廣泛關注，《南方周末》當年以頭版整版的篇幅作了報道，《工人日報》《農民日報》《文匯報》等數十家媒體或全文轉載或跟進報道，羅瑾這段鮮為人知的故事也由此走出曆史的塵埃。
【留存血證】
時隔50多年 老人仍刻骨銘心
張盛生說，自己曾從事黨報新聞工作16年，這是他最難忘的一次采訪：因為時間過去很久，細節靠一點一點摳出，最終還原曆史原貌；當時采訪結束後，震撼和悲憤交織的情緒長時間縈繞在心間……
羅瑾是南京人，1936年小學畢業後不久便輟學了，後來到當時南京市中山東路的“上海照相館”當學徒——他在大田開照相館取名“上海照相館”正是緣於此。
1938年1月，羅瑾來到一家新開的“華東照相館”（電影《南京照相館》中“吉祥照相館”原型）工作。有一天，一個日軍少尉軍官帶來兩個膠卷要衝洗，羅瑾發現竟是日軍殺戮中國人的照片。他義憤填膺，當即多洗印一份留著。後來每次碰到日軍來洗照片，他都會留心把這種照片加印保存。
據羅瑾回憶，為保存好這些照片，他把店內貼照片的灰色軟卡紙裁成20多張長方形卡片，裝訂成一個小本子，從原收藏的30多張照片中選出6×4厘米及6×6厘米兩種規格照片共16張，小心貼在相本上。他還在相冊封麵畫了一幅圖：左邊畫了一個深紅色的心；中間畫了一把利刃（刀是白色，刀柄黃色，刀已刺進過心髒，下麵滴著鮮血）；右邊用紅色美術字寫了一個“顫抖”狀的“恥”字。為悼念這些死難同胞，他將心、恥等字圖都勾上黑邊。張盛生說，當時談起那些照片，老人心情仍十分激動，說雖然事隔50多年，仍刻骨銘心，至死難忘。
1940年，羅瑾前往南京某電訊集訓隊學習，和吳旋成為同學。他把相冊帶進集訓隊，藏在床鋪底下。後來，日軍不知從哪裏聽到風聲，開始大搜捕。羅瑾又把相冊藏到廁所的壁縫裏。之後，吳旋無意中發現了這本相冊，不知何人所藏，又怕被查到，便取出來藏到附近毗盧寺佛像的底座下。
後來對侵華日軍戰犯進行審判時，吳旋將相冊呈交南京軍事法庭。該相冊被編號為南京大屠殺案“京字第一號證據”，成為南京大屠殺案主犯、原日軍第六師團長穀壽夫定罪的鐵證
但後麵這段曆史，羅瑾並不知情。
很長一段時間，羅瑾也不知相冊的下落。讓羅瑾再次關注到這本相冊，是在1990年。當時，羅瑾舊友之子到廈門出差，順便去大田看望他，提及《文匯報》刊載一篇文章，講述當年有人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許多日寇殘殺同胞的照片，後來成了審判日本戰犯的重要證據，相冊的事再次湧上老人心頭。此後幾年，羅瑾多次赴南京求證，確認那就是自己當年裝訂、保存的相冊，並在張盛生的采訪中，最終讓這段曆史故事成為新聞。
2002年，羅瑾離開大田回到上海。2005年，這位經曆過血雨腥風，又為後世保留曆史的老人，在上海去世，走完82年的滄桑人生。
側記
昨天的曆史 今天的新聞
有幸在自己的新聞事業生涯中，及時捕捉和記錄這段故事，成為曆史的見證人，張盛生和林春忠都寬慰自己職業生涯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也許正是這段難忘的采訪經曆，使得身為客家人的張盛生常常為身邊人的家國情懷而感動。早已不從事新聞工作的張盛生，近些年已很少發朋友圈。今年6月7日，他一早刷到《1937南京淪陷前夕，日軍進軍南京影像》和《1950年長津湖戰役》兩個曆史視頻，非常感慨，禁不住發了朋友圈，還寫下感言。
他的三伯和三伯母都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其中三伯還是出生入死的炮兵團長。兩年多前，這位96歲的老兵過世。感懷於多年前對南京這段曆史的記錄，張盛生在朋友圈情不自禁寫下這麽一段感言：
“無論是曆史、社會，還是民族、國家，無不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終將湮滅在曆史塵煙的腳印中踩出一條前路匍匐前行的，在一代又一代人寂寂無名的默默奉獻中以個體看似微不足道的汗水、血肉墊起的基石中負重屹立的……”
也許，這也正是張盛生、林春忠這兩位記者當年敏銳、緊迫地搶救性挖掘記錄這段曆史故事時，想告訴讀者的話。
采訪快結束時，在張盛生居住小區，記者遇到一位叫葉令格的“00後”女孩。她是張盛生鄰居的女兒。記者給女孩看了當年的《血證》報道，還在讀大學的葉令格告訴記者：“時至今日，日本極右翼勢力仍在回避和扭曲這段曆史，如果中國人忘記了這段曆史，那就太可怕了。”
不忘曆史，珍惜和平。
女孩的話，說出了當年那篇報道在時隔多年之後，重新被提起和挖掘的原因，也說出了《南京照相館》如今熱映以及新一代年輕人為此淚灑影院的原因。
87年前的這段曆史，令人悲憤，但能以這樣的方式被記錄和記住，又是曆史之幸。
電影《南京照相館》原型對照
主角蘇柳昌的原型：
當年15歲的照相館學徒羅瑾，後隱居三明大田開“上海照相館”
“吉祥照相館”原型：
當時羅瑾當學徒的南京“華東照相館”
故事原型：
羅瑾意外發現日軍在南京屠城的照片，冒死留下照片並製作相冊保存，成為後來審判日本侵略者的有力物證
（廈門日報記者 鄔秀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