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偽滿警察如此賣命於日寇?這其實是一種“內化的壓迫”(internalized oppression)現象。
回顧中外曆史,不難發現類似的例子:
- 納粹占領東歐時期,猶太警察(Judenrat)及集中營內的猶太裔看守(Kapo)往往對其他猶太同胞采取更嚴厲甚至殘酷的手段;
- 在殖民地統治中,英、法、日等帝國常用本地人組建殖警,這些殖警對同胞的鎮壓往往比宗主國派來的警察更為積極;
- 二戰時,台灣籍日本兵對戰俘的殘忍程度往往超過日本本土兵員;
- 印度部分首陀羅階層積極支持並維護種姓製度,以求鞏固自身地位;
- 文革期間,知識分子之間存在互相揭發、攻擊的現象。
為何處於弱勢地位、同為受害者的群體成員,反而會對其他受害者表現出更為嚴苛甚至凶殘的態度?
這是“受害者加害者”雙重身份帶來的心理矛盾的表現。他們麵對強權,為了自保和獲得一定的權力,通過嚴厲對待其他受害者來證明忠誠,換取安全感。
結合網絡上的相關論述,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統治階層刻意製造弱勢群體內部的分化和對立,防止他們聯合起來反抗;
二、身份焦慮與認同追求:社會中存在明顯的階層和身份差異,一些邊緣群體成員為了“向上流動”或獲得統治者認同,主動強化內部差異,通過對同胞的壓製維護自身利益。例如,台灣籍日本兵因被視為“二等日本人”,常通過更極端的行為來證明忠誠與價值,避免被邊緣化;
三、對外部權威的恐懼與憤怒易轉化為對同類的攻擊,形成壓迫鏈條的向下傳遞。台灣籍日本兵在軍中受歧視,便將暴力轉嫁給戰俘和平民,以補償自身被侮辱的感覺;首陀羅歧視達利特,證明自己“不是最底層”。
社會心理學和殖民研究中的“內化的壓迫”概念指,弱勢群體在高度等級化的壓迫體係中,為自保會認同並執行加害者的規範,甚至極端時表現出殘忍行為。
這就解釋了為何“二鬼子”有時比“真鬼子”更可恨——因為他們的心理更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