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單少傑：毛澤東的整人與懼怕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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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不妨將國共兩黨高層中的人情世故作一簡要比較。
當蔣介石決意懲處確有反意的國軍元勳鄧演達時，一批與鄧演達有著數年袍澤情誼的黃埔將領紛紛站出來為他說話。如陳誠在獲悉鄧演達被捕後，立即致電蔣介石，予以力保；隨後在獲悉鄧演達被害後，再次致電蔣介石，提請辭職，聲言：“上無以對總司令，下無以對恩友。”
而當毛澤東決意整治並無反意的共軍元勳彭德懷時，一大批與彭德懷有著數十年戰火情誼的紅軍將領紛紛圍上來朝他吐唾沫、潑髒水，東拉西扯、無限上綱，還翻出一大堆陳芝麻爛穀子，氣勢洶洶且婆婆媽媽，一如街婦聚罵之行狀。他們還一致舉手讚成將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首領，並給他安上了兩個大逆不道的罪名：一個是類似於“漢奸”罪名的所謂“裏通外國”罪名，一個是類似於“結黨謀反”罪名的所謂“組織軍事俱樂部”罪名。
當蔣介石將張學良監禁後，仍有許多國民黨大員去看望他。其中張治中將軍三次專程探視囹圄人，一次在南京宋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鳳凰山（1938年），一次在台灣新竹井上溫泉（1947年）。他次次都與這被監禁者長時間地促膝談心，還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這被監禁者給蔣介石捎信或捎話。
而當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將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首領後，則見許多中共大員紛紛變臉，對落難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廬山返回北京時，除張愛萍將軍外，大家“都不願和彭老總同機”，以至於“那架飛機隻稀稀落落地坐了幾個人。”
又當毛澤東將彭德懷隻是閑置京郊吳家花園而並未監禁時，就沒有多少中共大員去探視他，更不要說去與他促膝談心了。彭德懷曾對不期而遇的謝覺哉說：“下了廬山以後，我已經被人們忘掉了，老同誌也不敢來往了。在吳家花園，隻有總司令（即朱德——引者）來看我，找我下棋……還有帥大姐（即帥孟奇——引者）來看我……”
不過，彭德懷自己也曾“規定一個軍人也不見，以免引起嫌疑，牽累來者”。因為，他背的畢竟是“組織軍事俱樂部”的罪名。至於彭德懷的老部下們也不都是絕情者。李誌民上將就曾暗中派其兒子避開吳家花園門口崗哨，翻越圍牆進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總是否還在人間”。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無疑會給落寞將軍帶來一些暖意。
當彭德懷被正式收監後，除提審人員外，就沒有任何袍澤故舊來探視他了。
又當彭德懷知道自己身患絕症而提出要見毛澤東、周恩來後，仍沒有任何中央大員來看望他。
難將軍不勝悲鳴：“無緣無故地關了我這麽多年，有誰來看過我一次？有誰來找我談過一次話？我槍林彈雨中征戰了一輩子，到如今落得這樣一個下場！蒼天啊！你真不長眼！”
1999年12月，彭德懷的侄兒侄女將其伯父骨灰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歸葬湖南湘潭烏石故裏。這一遷葬實屬孝舉，合理，合情，尤合他們的伯父之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麽薄情，我又何必死後硬要與你們擠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與你們拉拉扯扯，死後也孤傲，羞與你們同葬一處！
一些半路結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國民黨人士在涉身毛澤東整人運動時，也似乎顯得比許多老中共黨人更講義氣些、更富有人情味些。
當許多中共大員紛紛指責彭德懷偽裝艱苦樸素故而是“偽君子”時，前國軍上將張治中站出來說話：若說一個人在短時間裏搞偽裝，還能夠說得過去；但若說一個人在一生中都搞偽裝，就很難說得通了，一個人“怎能偽裝一生呢？”
頗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也曾高度評價過張治中的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張治中。大革命和抗戰勝利後國共兩次分裂時，張兩次向蔣介石上萬言書，很不讚成。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從不批蔣介石。大概是‘大躍進’（似應為‘文化大革命’——引者）時，有次（似應在1967年國慶觀禮時——引者）上天安門城樓，在電梯上遇見毛主席，張說：‘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張治中應當有部電視劇。”
張治中任職國民黨時曾數度諫言蔣介石，離開國民黨後則從不批評蔣介石，正如中國古語所言：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他結盟中共後，又能在毛澤東如日中天時當麵向其諫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過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們跟不上！”）、很過火（“現在被打倒的幹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說出了當時所有中共高幹都不敢說出的話，故又再顯古士之風。
據一個原人大附中紅衛兵頭目回憶：在當年被他們抄家的那一個個名人政要中，絕大多數者都對他們這些“紅衛兵小將”點頭哈腰，低聲下氣；隻有兩個人不買他們的賬，非常硬氣，令他們感到很是威嚴。在這兩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是張治中將軍。
當許多老紅軍紛紛揭發批判彭德懷時，原為東北講武堂出身的國軍第111師333旅旅長後為解放軍中將的萬毅，先是在廬山上為彭德懷說話：“提出意見，精神是好的，是赤膽忠心的”；繼又在北京城為彭德懷說話：“直說了吧，現在有人盡做好夢，頭腦發昏、膨脹，眼睛隻看這天上的‘衛星’，全然不顧地下老百姓們吃苦受窮！我敢說，彭總‘意見書’一點沒錯！誰要是昧著良心批就讓他批去吧！”
又當許多老紅軍紛紛舉手讚成開除黃克誠的軍籍、黨籍時，原為西北軍軍官學校出身的國軍第26路軍排長後為解放軍中將的李雪三，“就是不舉手”，“自始至終保持沉默”。
許多年後，黃克誠回憶了當時挨整的情景：“會議調整了對策，集中了所有和我關係多的人，要求他們揭發、批判我。為了避免包庇‘反黨分子’之嫌，許多人都得表現一下。於是這個說我是怕死鬼，那個說我是殺人犯。”但是，“也有幾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為人的同誌，在會上一直沒有發言。這樣做是要擔風險的，連我都擔心他們會受連累。”
當許多新中國的新貴們附和著那個新中國的新主子而一窩蜂地去圍鬥梁漱溟先生時，原國民黨高層人士何香凝、陳銘樞則為挨整者說了公道話。
何老太太在那個一邊倒的會議上，“唯一”發言肯定梁漱溟曾經反過蔣介石，從而回應了毛澤東對梁漱溟的潑罵：“他什麽時候反過蔣介石、反過帝國主義呢？沒有。”“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麽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
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罵聲中，仍然稱挨罵者為“梁先生”，令這聽用者久久不能忘懷。
陳銘樞則在會上逼毛澤東表態：梁漱溟問題究竟是政治問題還是思想問題？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費舌耗時”；若是後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漸醒悟”。毛澤東答複：“梁漱溟這個人很反動，但沒有發現他暗中有什麽活動，也沒有發現他與美帝國主義、台灣有什麽聯係，因此，他的問題仍屬於思想範圍的問題。”
當老共產黨人賀龍落難而其子女無處可躲時，老國民黨人何香凝收留了他們，並把他們藏在周恩來嚴令不許任何人衝擊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臥室。
當劉少奇已被公開批判而許多中共高層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時，宋慶齡仍給劉少奇子女寄賀年卡，並向劉少奇夫婦贈送《宋慶齡選集》，還在書上寫著：“敬愛的劉主席、王光美同誌”。
“林彪事件”爆發後，“文革”酷烈形勢有所緩解，劉少奇子女“給他們熟悉的叔叔阿姨”寫信，請求把他們“要求見爸爸媽媽”的信轉交黨中央、毛主席。他們寄給其他人的信有什麽反應不得而知，寄給宋慶齡的信則如願地轉交到了毛澤東的案前，並獲其批示：“父親已死，可以見見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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