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陳占祥
----陳愉慶
十八
“右派”父親的黨內諍友
李正冠是北京建築設計院的黨委書記。這個與父親命運息息相關的名字多少次在我耳邊響起，我像熟悉自己家人那樣熟悉他，卻一次也不曾見到過他。
聽父親說，和多少熱血男兒一樣，李正冠在國家危亡的時刻衝出書齋，投入抗日洪流，從一個大學生成長為一個革命幹部。在建築設計院擔任黨委書記的李正冠，儒雅斯文，一身書卷氣，這使他成為建築設計院許多知識分子的朋友。
父親從沙嶺勞改回家後，不知設計院會如何安排他今後的工作，內心不免忐忑。若繼續做建築設計，那會遇到很多麻煩。“右派”雖然摘帽，也永遠低人一等。而建築設計又極富個性和創意，在人格不平等的前提下，很難從事什麽創造性的勞動。
“在夾縫中求生存，整天夾著尾巴搞設計，等於穿著小鞋走山路，還不如在大山裏種樹。”父親對尚不可知的未來歲月，很是心灰意懶。當時我正在女附中讀初三，麵臨升高中的考試。班主任老師找我談話，說北京師大二附中正在辦一個文科實驗班，要從師大的三所附中選送一批學生進入。經挑選合格的學生，可以免試保送入學。我回家和父母商量，是否要進二附中讀書。
“這種事，父母的意見僅供參考，因為在這條路上走的是你自己，誰也取代不了。”父親說，“不過，你學文科，我這個爸爸會帶給你很多麻煩，爸爸要事先告訴你。我欠孩子們的債，舉一生之力也償不清。但我感激你們，你們讓我驕傲。”
我還是決定上二附中。父親囑咐我說：“全班同學都要參加升高中的統考，人家在考場上拚得汗流浹背，你一身輕鬆，袖手旁觀，就不夠厚道了。為大家做點事吧？”
母親給了我三塊錢，“不是連考兩天嗎？每天在教室門口放一大臉盆洗幹淨的西紅柿，給同學們解解暑。”
我覺得母親真聰明。父親又叮嚀說：“把東西放下就走，千萬別吵得唯恐天下不知，那還不如不做。”
我照父母說的去做了。兩天考試完畢之後，連我住校使用了三年的臉盆也沒敢拿回來。四十多年後，女附中的同學們聚會，還提起考試時教室門口的西紅柿，不知是誰放的。我仍什麽也沒說，卻想起了已雙雙長眠於九泉之下的父母。
周六晚上，父親下班時，望著剛剛擺好的餐桌問母親：“還有酒嗎？”
“隻有半瓶金獎白蘭地。”母親連忙找出酒瓶和杯子，“什麽事值得喝酒？”
“算是好事啊。”父親邊斟酒邊說，“今天，李正冠找我談話了。”
“又直呼人家名字。”母親把一雙筷子遞到他手裏，埋怨道，“人家是設計院和規劃院兩院的書記，誰都李書記長李書記短的，哪有人像你這樣？哪個當官的聽你這麽叫他會心裏舒服！”
“口口聲聲把人家官銜掛在嘴上，我心裏還不舒服呢。”父親啜了一口酒，笑道，“等於一張口臉上就寫著：我是馬屁精。”
“好好，快說李書記跟你談什麽了？”母親忙著為大家布菜，父親第一，孩子們其次，母親自己永遠是最後。
原來，李正冠為了發揮陳占祥和華攬洪的一技之長，專門成立一個“技術情報室”，讓兩位“摘帽右派”做建築技術情報和建築理論方麵的翻譯工作。華攬洪法文勝於中文，陳占祥英文長於中文。經曆了砂嶺幾年的勞改生活，對於父親來說，這已是很理想的歸宿了。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人對國門外的事情幾乎一無所知。提起西方世界和港台，總是一副要拯救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於水火的悲天憫人情懷。我在學校表演過一個配樂朗誦，描述一個名叫傑克的十一歲美國黑人孩子，為掙錢養家，背著牙膏廣告牌子在大街上遊走，受盡欺淩的悲慘故事。還有一首詩叫《爸爸要出賣眼睛》，講的是西班牙一位父親，因為養不起四個兒女，決定出賣眼睛。朗讀這些詩歌時，我和台下的同學們都淚流不止。我們心中的世界，中國是中心，其他國家的人們都受著地主資本家的剝削，在水深火熱中掙紮。這就是我們這代人當年眼中的外部世界。
由於父親是英國皇家建築規劃學會會員，終身享受英國《建築評論》雜誌的免費贈閱。父親覺得奇怪極了，無論我們搬到哪裏，這份雜誌永遠準確無誤地送到我家。這本比十六開本還大，像一厚本書似的雜誌，刊登著英國和世界建築界、規劃界最新的建築技術、建築理論方麵的信息和文章。他成了父親遙看另一個星空的“天文望遠鏡”。
李正冠對父親說：“中國人手裏很難找到第二本這種雜誌，你能不能把它每期關於技術和理論方麵的文章，都翻譯成中文，成為我們北京建築設計院資料室的庫存資料？”
父親喜出望外，說：“我能不能把雜誌都運到資料室來？我家的雜誌堆成山了，沒地方放，我擔心老婆哪天當廢紙賣了。”
李正冠連連擺手說：“賣不得賣不得。你以後把每期雜誌都拿到辦公室來吧，將每期內容的精華，都翻譯成中文，這就是你的工作。不過，這些文章譯好了要存檔，不可以隨便讓人看的，不然麻煩大了。”
幾天後，設計院來了一輛平板三輪，一捆一捆的英文《建築評論》雜誌，摞得像小山一樣高，全都運走了。就這樣，有著皇家規劃學會會員頭銜的父親，成了建築設計院一名英文翻譯。
“跟在蛟河縣城煤鋪裏的顧憲成比，你應該是萬幸了。”母親常這樣安慰父親。父親就搖頭歎息道：“憲成一家什麽時候才能回來啊？也不知他們怎麽樣了。”
李正冠隔三差五來看父親和華攬洪翻譯的文章。有些弄不懂的地方，還要求父親詳細講解。天長日久，他對這些雜誌上的文章越來越有興趣了，每周都要到父親的辦公室來幾次。一次，他對父親說：“我有一個計劃，想向你和華攬洪學英文和法文，每周英文、法文各一節，如何？”
父親很高興地回答：“當然好。領導如果都肯學習，是蒼生之福啊！”
李正冠說：“萬事萬物要有參照和比較，不然就坐井觀天。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不知彼，怎能知己？連自己站在哪條起跑線上都搞不清楚，還能不盲目嗎？”
父親說：“那你就一定能學好。學習是為了更接近客觀真理。不尊重科學，一切想當然，最後受懲罰的是自己。”
每周各一節英文、法文課，成了李正冠雷打不動的日程，北京建築設計院黨委書記成了中國建築界兩大“右派分子”的學生。父親說，每到上課時，父親走進李正冠的辦公室，他總是站起來，笑說：“歡迎陳先生光臨。”下課時永遠會把父親送到門口，像小學生一樣說：“謝謝先生，再見。”但平時在設計院的員工麵前，他隻稱父親為“老陳”。父親說：“在右派根本不被當人待的年代，李正冠能做到這樣，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每周的英語課之後，他也會和父親談許多其他的話題。他曾告訴父親，自己在“七七事變”後離開就讀的河北師範，與不願在敵占區做亡國奴的學生們一路徒步南下。那時，他結識了一大批北京師範大學的流亡學生，共同向尚未被占領的山東境內進發。在那些學生中，他結識了一批共產黨員，自己也從此走向了革命。但他一生心係校園，心係讀書歲月。李正冠對知識的孜孜以求，對學習的認真刻苦，父親每每提起都會說：“如果黨的幹部都有如此強烈的向學之誌、求知之心，中國就大有希望了。”
李正冠也問及父親被專案組追查到天涯海角的“曆史問題”，如“海員俱樂部”、“羅斯福夫人接見”、“世界青聯大會副主席”等等，父親一一告之。李正冠聽得極其認真，還不時提出許多詢問，連一些細節也不放過。很多時候，他隻是默默地聆聽，不置一詞，不加一句評論。隻是當父親講到他為素不相識的中國海員權益而奔走呼籲時，李正冠的眼睛濕潤了，父親忙低下頭。李正冠急急背過臉，站起身，踱步麵向窗口。佇立良久，他長長歎了一口氣，轉身回到桌邊，仍是什麽也沒說，什麽也不解釋，似乎一切都不曾發生過，他什麽也沒聽到過。
父親說，他每次給李正冠留的作業，他都完成得非常認真。父親有時要求他翻譯一篇建築方麵的短文，英譯中往往很順暢，中譯英則會出現很多“中國式”的英文。
“這需要語言環境。”父親安慰他說，“你沒在那樣的語言環境下生活過，所以很多時候不知道在什麽樣的語境下該用哪個詞。”
“有沒有可以彌補的辦法？”他問。
父親想了想說：“多讀原文版的小說，多看原文版的電影。很多剛到國外留學的學生，即使在國內英語很流利，但到了外麵還是發傻。這就好像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的發音，和普通北京市民的說話發音差別很大。最好一遍一遍地讀書，反複地看片子。寫文章的人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學語言也一樣，讀書破萬卷，出口能成章。”
那個年代，電視機沒有普及，更沒有什麽錄像機，反複看原版電影是不可能的。多讀英文原版書不成問題，父親的書架上就有很多。後來，父親每隔幾個月就會從家裏拿一本英文書借給李正冠，李正冠就真如螞蟻啃骨頭一樣把這些書讀了下來。父親常對我們說，你們真該向李正冠學習，他學習知識的狠勁兒，簡直就像在槍林彈雨裏衝鋒的敢死隊，“尤其是你們倆。”父親指指我和妹妹說，“你們要是肯下李正冠那樣的苦工夫，肯定如虎添翼呀！”
我擺著手大笑說：“那可不行。我們要是成了老虎，兔子們可怎麽活呀！”
“我可不當母老虎！”妹妹笑著大叫。
隨著李正冠英文水平的提高，他與父親之間更加相互了解亦日甚。每次上完課，他們會在一起聊聊天，偶爾步行去不遠處一家“禮士路餐廳”吃飯。父親說，他每次都走在李正冠身後，和他保持五六米的距離。雖然他們從沒為此約定過什麽，卻是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
李正冠對建築理論問題表現出很強烈的關注。他認為，要提高中國建築界的總體水平，必須先從理論研究下手。為此，要求父親收集並翻譯當時頗具影響的世界四位建築大師的理論與建築實例。他們是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Lloyd Wright），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瓦爾特.格羅庇烏斯（Walter Gropius ）和密斯.溫特羅 （Mies Vandelu）。
父親得令後神采奕奕，像渴望馳騁的駿馬奔向了天高地闊的草原，如涸轍之鮒返回了浪濤滾滾的江河，他的歡悅難以言喻，這是他的強項。這些大師的名字，在梁先生家的沙龍，在西單橫二條的客廳，連我都無數次地聽到過。雖不知甚解，卻也聞知美國的賴特與法國的柯布西耶之間水火不容。梁先生對父親說，他20世紀40年代去美國設計聯合國大廈時，曾與賴特交談，賴特見到梁先生大談“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也”。並說你們中國數千年前的老子的一句話，就把建築中最本質的矛盾講清楚了，即空間是建築中最主要的問題。
賴特來自美國中部的大草原，祖先世世代代生於斯，長於斯。他崇尚土地原野、山川河流、森林和大自然，崇尚人與自然融為一體，提倡“有機建築”，即今天我們說的綠色建築。他所設計的“廣畝城”（Broadacre City），實質是對城市的否定。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個沒有城市的城市。認為大城市壓根兒就該讓其自行消亡。賴特受到美國和世界許多建築師的追捧，成為國際建築界耀眼的新星。我到美國時，堪薩斯大學一位教授家的住宅據稱是賴特建築思想的產物。整棟建築像隻巨大的玻璃盒子，客廳裏栽著茶花樹和翠竹，潺潺流水從生滿青苔的假山上流淌到山腳下的魚池，又沿著鵝卵石砌成的小溪在竹叢邊蜿蜒。仰靠在沙發上，透過玻璃棚頂看到白雲在藍天中悠閑徜徉，夜晚可以聽到滿天星鬥的竊竊私語。臥室的整麵牆都是落地玻璃，如若不拉窗簾，完全感覺是睡在花叢裏，窗外的綠樹鮮花仿佛觸手可及。在賴特的眼中，人們的住宅是大自然環境的延伸，住宅應保持人與自然的最親密接觸，與自然融為一體。這與老子的“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也”一脈相承。
我對建築理論沒有研究，更不敢以自己的無知而妄加評論。但我聽到過住在這棟房子裏的美國教授抱怨說，由於溫室效應，夏天這玻璃盒子是個大烤箱，空調機要無休止地轉動才能使人在裏麵安生，驚人的能源消費，讓房主人無法心安理得。冬季也是同一道理。人與自然的融為一體，若以大量消耗能源為代價，這就讓人心生疑竇了。但我不知這是否冤枉了賴特，這樣的建築是不是真是賴特的初衷？還是開發商對賴特的庸俗化理解？
勒?柯布西耶是著名的《雅典憲章》倡導人之一，也是法國現代派的建築大師。他最早的建築思想體現在馬賽“太陽城”的設計中。1951年，他成為印度昌迪加爾市的總體規劃師。1956年，他在海拔一千一百米的南美高原上建設了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亞，被許多建築師譏諷為“人性尺度失調和失控”的城市，一個完全不顧及國情和城市建設規律的城市。他在前蘇聯莫斯科設計的輕工業部大樓，被蘇聯人譏笑為“莫斯科的一個瘡疤”。但在法國，他擁有眾多的“粉絲”，為了回敬各國建築同行對法國建築大師的不敬，法國政府和一些民間團體不斷地給他頒發各種獎章和榮譽證書。而勒?柯布西耶本人，卻對他人的群起而攻之，尤其是對賴特挑釁性的出言不遜，表現出紳士的禮貌與靜默。
父親說，在20世紀60年代初大搞“四清”、大抓“階級鬥爭”的形勢下，李正冠卻把目光投向了國際建築界建築理論的進展，渴望了解世界建築流派的交鋒，對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充滿憂患意識。這既讓父親驚喜，也不免擔憂；李正冠這樣共產黨幹部中的異數，一定時時如履薄冰。稍不留神，被匍匐在暗處的豺狗咬住，非死即傷。為此，一向不存防人之心的父親也格外小心翼翼了，他守口如瓶，從不和他人談李正冠要他翻譯的文章內容，更不與任何人討論建築理論問題。父親說：“我反正已經是死老虎，假如因為我的高談闊論，給李正冠抹黑，罪莫大焉。這樣一個幹部，實屬罕見，是北京建築設計院的大幸。”
建築設計院總建築師馬國馨在回憶父親的文章中說：“我們見到陳先生時那些急風暴雨的批判早已過去多年。‘文革’時他五十歲，經過長期的鍛煉和改造，也已經摘去了右派帽子。但看得出他仍非常謹慎小心，香煙抽得非常凶，帽子壓得低低的，常穿的風衣還要把領子豎起來，緊緊裹在身上，一副‘破帽遮顏過鬧市’的樣子。當然，我們對他也存著一些‘戒心’。但在翻譯組，卻發揮他的語言優勢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築是不是描圖機器》，陳占祥等著，陳衍慶、王瑞智編，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5年7月第一版）
“戒心”兩個輕輕帶過的字，至今讀來仍讓人心中酸楚。可以想見父親是在一種什麽樣的氛圍之中工作，對一個“摘帽右派”，周遭的人們仍時時存著“戒心”——無非是一根繃得緊緊的階級鬥爭的弦。這不是哪一個人的過錯，而是一個時代籠罩在人與人之間關係上的巨大陰影。而在那樣的環境中，李正冠給予父親那樣的信任和尊重，怎能不是重如泰山！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那樣做，但還是有這樣做的人。這需要特殊的人格和稟賦，他要聽從良知的呼喚，珍惜人性的光輝，摒棄私人的利害，才能穿越世俗的偏見和戒心，用真誠的心去對待一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心。
1966年5月25日，“文化大革命”如晴天霹靂在燕園上空炸響時，我不滿十九歲，是中文係一年級的學生。哲學係聶元梓的大字報被《人民日報》登出後，北京大學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井岡山”。校園中突然人山人海，到處都是來北大參觀的人流，高音喇叭幾乎二十四小時地廣播著各地支持北大革命派聶元梓的消息，高分貝的噪音震耳欲聾。同學之間說話，如果不大聲叫喊，幾乎聽不清對方在說什麽。女廁所的汙紙簍霎時間成了中文係黨總支書記程賢策的高帽子。我側身站在女生宿舍二樓的窗口，看見昨天還笑容可掬的程賢策書記，此時正躬著腰從樓下走過，頭上頂著紙簍，右手握著根髒掃把，哐哐地向左手拎著的破臉盆上敲著。忽然，一桶糨糊嘩地從他頭上潑下，“打倒黑幫分子程賢策”口號聲，頓時從圍觀的人群中衝天而起。宛如躲避飛馳的箭矢，我本能地閉上眼睛，就像小時候看《白毛女》，一到黃世仁老娘用長針刺喜兒時，就連忙捂住臉。我不懂政治，根本弄不清這世界在一夜之間為什麽翻了個兒？高音喇叭的鼓噪聲，人群喧囂的聲浪，一刻不停地錘打著耳鼓，也撞擊著心弦，一種無可逃遁的焦躁讓我像一隻困在籠中的走獸，恨不得能生出翅膀，呼地衝上九霄，飛向遙遠深邃的蒼穹，逃進藍天深處白雲的臂彎裏，安安靜靜地喘一口氣，閉一會兒眼睛。我討厭那無休無止、讓人發瘋的嘶吼嚎叫。
我奔下樓，推出自己的自行車，箭似的衝出北大校門。一路上不管不顧，瘋了一樣往家跑。那一桶潑在程賢策頭頂的糨糊，把我的心澆成一隻被捅碎的馬蜂窩。我想到了父親，想到父親是不是也像程賢策一樣，正在被人遊街、戴高帽……1957年！讓父親受盡屈辱的1957年剛剛過去八年多，父親和全家人創口還沒有痊愈，就又要活生生地再撕扯開嗎？我們一家從沒損人利己，更沒傷天害理，我們從沒什麽奢求，隻盼望全家人團團圓圓，有一份溫飽平凡的日子，難道這也過分嗎？我不知自己是怎樣把車騎回了家，砰地撞開家門，一下愣住了——一家人正圍坐在桌邊，晚餐還沒開始。父親坐在椅子上，仰著臉，母親半躬著腰，用一條熱毛巾正在為父親擦著臉上的汙跡。父親的左半邊臉腫了，左眼眯成了一條縫。身上的白色短袖襯衫被剪成了一張破魚網。
我剛叫出一聲“爸爸——”，就哇地放聲大哭起來，幾天來的迷惘焦躁、驚惶恐懼如決口的江河狂肆奔瀉。在親人麵前，在自己家裏，我終於可以哭泣、可以無所顧忌地宣泄。“是誰幹的？！爸這些年多說過一句話嗎？爸招誰惹誰了？就是一隻貓、一條狗，也不能這麽欺負吧！爸多大歲數了，下這麽重的手？他自己就沒有父母？就不是爹媽生的，爹媽養的？！”我邊說邊哭，邊哭邊喊，“誰打的？我找他去！大不了一條命。活得不如豬狗，還不如死！”
“你鬧夠了沒有？”母親靜靜地說。我抬起眼，分明看到她眼角的淚痕還沒有拭淨，“白念北大了，什麽時候學會撒潑了？衍慶不在家，你就是大姐，就這樣給弟弟妹妹做榜樣？真是你爸的好女兒，什麽時候都意氣用事，又哭又叫能解決問題嗎？”
父親居然捂著臉，撲哧一聲笑了，指著母親說：“你看你看，怎麽說著說著一拐彎兒，就把槍口瞄準我了？在砂嶺聽到過一句話，王八吃燒餅，轉著圈兒地咬。”
“還笑呢。什麽時候了，居然還能笑！”說完，母親也笑了，“去幾年砂嶺，就學來這麽一句，還送給自己老婆！”
父親指指我說：“快坐下吃飯吧。又不是星期六，你怎麽有時間回家了？”
“現在誰知道什麽星期六、星期九？北大人多得翻天了，像國民黨扒了花園口，簡直滿校園發大水呢。老師、係主任、黨總支書記都遊街了，學生也沒人管了，誰也顧不上誰。我惦記家，就跑回來看看。”
“設計院一幫工人起來造反，把技術幹部、右派、曆史反革命都揪出來了，我是個死老虎，榨不出什麽油水來。打幾巴掌，壯壯聲勢而已。不過他們倒還沒造黨委的反。”父親說，“依我看，黨委的好景也不長，我擔心李正冠。這次運動來勢比1957年還要凶猛，不知道上麵究竟要想幹什麽？”
我在家住了一晚，又回到了學校。後來再回家時，家已被附近44中的中學造反派來抄過兩遍。母親說：“名曰‘破四舊’，其實就像解放前的土匪打劫。闖進一幫號稱44中的‘革命小將’，進門就翻箱倒櫃，想要什麽就拿什麽”，母親的首飾盒被他們連盒一起抱走。走時連個收條都沒有。幸虧還有幾件首飾被母親放在一件冬季大衣的口袋裏，母親擔心家中萬一被盜，覺得“不要把雞蛋都放進一個籃子裏”，這幾件首飾才逃過一劫。
此後不久，李正冠匆匆找到父親，非常簡單地對他說：“設計院分到了幾套房子，在建國門外的東光路。可能遠了點，但我覺得你住得離設計院遠一些更好。來得及就快搬吧，越快越好，夜長夢多，盡量別聲張。這也許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了。”
我們在“紅八月”的革命風暴中，搬進了建國門外英國大使館（當年叫英國代辦處）旁邊的一片新宿舍樓裏。那是一片五層樓的宿舍區，除三間麵積不算小的住房外，還有帶煤氣灶的廚房和一個可裝淋浴的衛生間。陽台底下是“英國代辦處”的院牆，站在我家陽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金發碧眼的男男女女，穿著泳衣泳褲，端著玻璃酒杯，在泳池邊休憩聊天。雖然比不上西單橫二條的房子，可比建築設計院的宿舍大院好多了。更主要的是，在這片幾十棟建築的樓群裏，住戶來自各個不同單位，互不相熟，不再會有人踢開門就進去打家劫舍。44中的中學生能準確無誤地瞄準我家，一定是建築設計院宿舍大院中有眼線。在紅海洋遍地橫流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居然搬進了新居，就像世界被洪水吞沒的那一刻，我們一家跳上了“諾亞方舟”。一向謹慎的李正冠，做如此決斷，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父親說：“我此生此世即使不能還報他的情義，兒女們也要記住李正冠的名字，記住共產黨裏有這樣一個人。”寫下這一切的時候，我想到了彭真，想到了彭真與梁思成的情義。人性應是黨性的基石，身上閃耀著人性光輝的共產黨員，首先是一個有骨有血、有情有義的大寫的人。否則，一切都是扯淡。
父親的二進牛棚，是為了李正冠。用母親的話說，“你爸是飛蛾撲火，一輩子改不了意氣用事的毛病。”
隨著運動的深入，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勢不兩立的對立麵組織，北京建築設計院也不例外。各派群眾組織都爭先恐後地把本單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搶到手，用來表示自己是批鬥“走資派”的革命急先鋒。李正冠被一群“造反派”押進牛棚之後，傳出他們幾天不給李正冠進食的消息。父親聞訊怒不可遏。獨自上街買了一隻“義利”乳白麵包，自己動手用煎蛋火腿做了兩份三明治，在一隻軍用水壺裏裝了滿滿一壺牛奶紅茶，便雄赳赳地要上班去。
“你這是做什麽？”母親攔住他，“今天怎麽想起帶飯了？帶這麽多，吃得下嗎？”
“給李正冠帶的。他們抓了人，不給飯吃，起碼的人道都不講。”父親憤憤然，“簡直是法西斯！”
母親一把拖住他，“既然是法西斯，你跟法西斯講什麽人道？雞蛋碰石頭！”母親奪過她的水壺，“這是白白送死。羊入虎口，有去無回的！”
“就算他們手上有刀，刀架在脖子上也該大聲吼一吼，告訴天下人，殺人要償命的！”
“簡直不可理喻！”母親火了，“你這麽做有用嗎？能改變什麽？”
“人人都這麽想，所以什麽都改變不了。我知道自己改變不了什麽，可不這麽做，我愧對人家的恩德，也愧對自己的良心。就算飯送不到李正冠手裏，也要讓全設計院的人知道，他們這麽做，連起碼的人性都沒有，沒人性的家夥隻能叫走獸！”父親大聲對母親說。
母親沒有拗過父親。他終於背著水壺，拿著三明治走了，又一次去做與風車搏鬥的唐?吉訶德。
母親說得一點不錯。父親當晚沒能回家，也沒給李正冠送成飯，卻把自己送進了牛棚。這一次，時間很長，直到1969年冬天，才重新回到家。但不時會允許他放風回家看看，因為看守們也膩味了。
粉碎“四人幫”後不久，李正冠剛剛出任北師大黨委書記，就想把父親調去北師大做英文教授。他自己領教了父親的英文造詣，也希望更多的人受益。父親婉言謝絕了李正冠的聘請，理由是他的寧波官話學生無法聽懂，另外他不想離開自己的老本行。他希望有朝一日重操舊業，再展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