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當時正值“紅八月”，整個北京城陷入一種狂熱與肅殺交織的氛圍。在那天下午，文聯大院裏，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被當眾批鬥，數小時後，沉入太平湖中，再未醒來。
這位作家，正是老舍。
而記錄這一過程的，是另一位作家林斤瀾。他沒有渲染控訴，也沒有故作悲情，隻是寫下了當日親眼所見的人與景。閱讀這篇文章，仿佛置身現場：大院、紅袖章、牛皮紙牌子、沉默與尖叫交錯……每一句都像是拍打在時代臉上的回聲。
文章出處｜林斤瀾《批鬥老舍現場記》
作者｜林斤瀾
選自｜《林斤瀾散文》
1966年8月23日，北京市文聯的院子裏，發生了一場震動人心的事件。
彼時，距離新中國成立不過十七年，全國正處於一股狂熱而壓抑的浪潮中。就在這一天，一位在文藝界有重要地位的老作家，被當眾鬥爭，最終含冤離世，鮮血染紅了文聯的土地。
那段日子，文聯大院內人來人往，場麵看似熱鬧，卻並無買賣。更像是一場展覽，或者說是一處隨時更新的大字報展，空蕩而肅殺，仿佛靈堂。
所有的辦公室大門敞開，不論是機關單位、學校，還是街道組織的人，都能隨意出入，大多數人也確實無事可做，便以“串場”方式參與其中。
一位來自北大中文係的學生，帶著幾名同伴，自稱“進駐”文聯。按當時的說法，是為了“接管”權力。雖然當時的革委會不稱其為“奪權”，但行動上已毫無顧忌。
他站在會議室裏訓話，指著一位年輕作家說：“你放毒，我受過你的毒害。”那青年低頭不語。他又轉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說：“曹靖華比你們資格老，頭發、眉毛、胡子都白了，我們叫他‘曹三白’。”接著命令他舉起脖子上的“牛鬼蛇神”牌子。對方不敢不從，舉了起來，又被要求舉得更高，舉過頭頂。
那位學生接連撥打電話，召集更多人來文聯“觀戰”。很快，一群十幾歲的女學生陸續抵達，穿著拚湊的綠軍裝，頭發在腦後紮著兩把刷子般的小辮，一律腰間束著寬帶，銅扣閃亮。
中午時分，她們開始“出手”。軍用皮帶被解下變成了鞭子，銅扣擊打在人身上，立刻見血，毫不手軟。
那個北大學生，看似激進，實則情緒極端。有人說，如果當時有人當麵叫他“阿Q”，他當場可能就要動手。
可讓人意外的是，這人革了幾天“命”，很快就消失無蹤。據傳是個出身特殊的“幹部子弟”，結果一夜之間被打成了“狗崽子”，身份轉瞬即變，成了被清算的對象。
文聯的作家們在風向突變中各自“站隊”：有的幹脆進入革委會，有的戴起了紅袖章，有的組織起所謂“戰鬥小組”，也有人索性選擇保持沉默、不表態。
到了8月23日這天，已有一半文藝工作者被打入“黑幫”行列。到了9月，大多數人都被揪出來“接受群眾監督”。剩下的幾個，也因“鬥爭焦點”轉移到了更高層的軍政人物身上，才算勉強避過風頭。畢竟文藝界，隻是個開場用的“引子”。
在這場風暴徹底來臨前，許多作家也曾貼出大字報——內容或是揭發舊事，或是表態立場，有的純粹是“奉命交代”。大多數人還未走到公開“認罪”的地步。
唯獨有一人顯得特別。他叫駱賓基，貼出的大字報不長，但字跡被稱作“畫符體”，像符咒一般，筆畫古怪，風格鮮明。大字報的標題引用魯迅的話——“謾罵決不是戰鬥！”
貼的位置在走廊轉角處，光線昏暗，卻格外醒目。有人停下抄寫，有人默讀許久，也有人忍不住破口大罵。
文聯主席老舍，從會議室踱步出來，走到了走廊拐角。他站在一張貼有“謾罵決不是戰鬥！”的大字報前，神情凝重，似乎想說點什麽。但這些天，周圍人見了他，不是避而不見，就是輕哼一聲迅速走開。
他回頭望了眼台階邊的花壇，一個青年作家正站在那裏舒展筋骨。老舍緩緩走過去，也站上花壇。他不會想到，幾個小時後，自己會在這裏帶血倒下。
此時，一位剛進革委會的工人詩人從廊道經過，見到老舍和青年作家居然在門口交談，連忙停步、轉身，像是怕被牽連。轉身一刻，他忍不住露出一個微笑——那是那個時代已極少見的人性光芒，值得一記。
午間，酷暑正烈，幾名十五六歲的女中學生闖入會議室。她們穿著拚湊的綠軍裝，紮著“刷子頭”，看到長短不一的紫皮沙發，歡呼一聲就躺了上去。本在沙發上“學習”的幾位作家，隻好默默讓出座位。
不久，一位農民出身的革委會成員也走進來，看到她們霸占沙發，憂心安全問題，當即喝令：“都起來！這裏要鎖門，不準隨便進！”可女學生不理，有人還譏諷：“紫皮沙發是修正主義，我們這是躺著革革命。”
小說家憤然無奈，隻能轉身離去。走到門口，他忽然衝著廊道高喊一聲：
“開會！”
沒人響應。他自己也知道沒會可開，更不是開會能解決的問題。但那聲“開會”，在當時的氛圍下，仍有一筆之值。
吼完，他憤憤地離開了。
那天中午，老舍原本有專車接送，可司機因故停了車。他隻得自己出門，到院子對麵的小鋪買了個芝麻大燒餅。肩膀微彎，兩指拎著燒餅，默默穿過院子返回會議室。
周圍人依舊冷眼旁觀，沒人搭理，卻都從眼角打量他。
下午三點，院子那頭突然喧鬧起來。文化局與文聯共處一院，一個在東門，一個在西門，內廊相通。起初隻是叫喊腳步聲，隨後是呼口號、點名、推搡、拳腳交加，混亂如潮水湧來。
會議室裏的人一動不動，有人側身往窗外偷看，立刻有人提醒：“別看，坐下，別惹眼。”像極了戰時警報下的暗自防空。
院外傳來喊聲：“揪荀慧生！”老舍臉部抽動了一下，搖了搖手，低聲嘖了幾聲，起身走了幾步，又回頭坐下，神情木然。
突然，文聯這邊的廊道也響起急促腳步，仿佛失火，又似洪水泄閘。會議室的雙門猛然打開，幾人高喊：“出來，出來——”
眾人魚貫而出。院內人頭攢動，不再像白日市集，更像戲台下的一場亂局。毒日高懸，空氣卻仿佛凝滯，回憶中隻覺昏暗如煙霧。
東側角落，圍起了三層人牆。不是賣藝也非鬥毆，而是圍攻一位“盜墓匪”。那是老作家蕭軍，早年從文學轉去考古，曾自嘲“盜墓”。今日，正好被扣上帽子。
蕭老練過武術，自稱“短刀一把，雙拳分廂”，風骨尚在。這時他站得筆直，不低頭、不彎腰。文化局造反派知他不易對付，起初還隻是繞著說話。
但一個紮著刷子頭的女紅衛兵忽然怒氣上頭，猛地解下銅扣腰帶，帶著幾人一擁而上，劈頭蓋臉地抽打。蕭軍終究年邁，終於被打倒在地。
人群中忽然傳來一句大喊：
“要文鬥，不要武鬥！”
這是當時人人皆知的口號，本該振聾發聵。可話音未落，四周便投來幾道冷冷的目光。
有人動作更快，一把將這名中年作家從前排扯到人群後頭。也正是這位作家，在這場風暴中竟奇跡般地未被“揪出”，實屬罕見。他雖已年過中年，臂上卻戴著紅袖標，另一位同齡人看到後，還曾讚一句：“保家衛國。”
圍攻還在繼續。幾人試圖將蕭軍拉起，命他低頭認罪。蕭老穩穩站定，雙腳叉開、雙手收於腹前，語氣平靜但堅定：
“服打，不服罪。”
就在此時，文化局大門口又傳來一陣動靜。一批“被點名”的人被押解而出，胸前懸著各種大小不一的白底黑字牌子，交錯著畫有紅叉。他們被列隊帶入院中，站成一排，正對北邊。
局長體形魁梧，神情木訥低頭垂手。其餘人或驚惶失措，或麵無血色。周圍紅袖標們高喊“打倒”，吆喝聲中劃出中間一塊空地，仿佛變成一場現場“示眾”的表演台。
“開場”後，開始輪流喊人名。每被點到一人，便會自己走進空地，站入人群中的那一排，自覺低頭垂手。隨後就有紅袖標上前，將寫著“罪名”的牌子掛在其脖頸上，這一掛，便是“定案”。
令人驚異的是——無論膽大或膽小，被點名者幾乎無人反抗。沒有人拒絕、申辯、逃離，甚至沒有半點推搡、混亂。他們就這樣一個接一個自動站上去，儼然接受命運的安排。後人或許難以理解，但那一刻的人，或許早已無法抗拒那種氛圍。
一開始，文化局與文聯交替點人，一對一。可到了後來，兩邊“庫存”不同，有的排不上，有的則連叫數人。
喊名者多藏身人群之中，隻“炸”出一句姓名，卻不現身。偏偏這些聲音，聽者一聽便知是誰，皆是同一院中混飯多年之人，彼此熟識，知根知底。
至於點誰不點誰，背後是否有過協商或安排？外人無從得知，唯有感受到，那一刻整個過程像極了“點將台”，隻差沒有生死簿。
誰喊名，誰就算數。沒有表決、沒有程序，一個名字，就是一個命運的分界點。
被點名的人依次上台，文聯第一個喊出的名字，正是老舍。緊隨其後的是駱賓基——那個寫下“謾罵決不是戰鬥”大字報的人。老舍脖子上掛的牌子寫著“反動文人”，連“走資派”都算不上，仿佛身份都被抹去。
場麵剛沉靜，一輛帆布大卡車駛入院子，像一艘“賊船”緩緩靠岸。被押者大多是上了年紀的文藝界人物，在吆喝聲中，被塞進車廂，有的還得拎著胸前的牌子攀上車尾，踉蹌登車，像被吞入黑洞。
車開往“國子監”舊址，那裏堆滿了戲裝盔甲，金銀線繡、綾羅綢緞——是京劇行當的珍貴行頭。被當作“封建遺毒”的這些物件被點火焚燒，旁邊跪著一圈“黑幫分子”，身後紅袖標揮舞腰帶抽打。這就是那場令人震撼的“破四舊”現場。
傍晚，卡車又載著人回到文聯。下車的眾人早已不複原樣，臉色烏青、發焦衣破、神情恍惚，宛如從人間煉獄走出。圍觀群眾一時噤聲，自覺讓開一條路。這些“頭麵人物”排隊回屋，沒有一個發聲，連咳嗽都沒有，像是影子般退場。
老舍被單獨帶入自己的辦公室，交由女秘書照看。屋裏空曠，他頭纏白綢水袖，布上還有血跡，後腦也隱隱滲血。沒有人命令他做什麽，他卻主動不坐桌前，也不上沙發，而是背靠沙發蹲到地上。
他本患寒腿，這樣的姿勢更是難熬。窗邊，女秘書低頭裝作忙碌，不敢說話，更不敢看他。那一刻，這位曾描摹老北京風情的作家，像極了他筆下拉車的、賣茶的、唱戲的老人——孤零零地蹲在牆根，隻不過，這次沒有陽光。
他低頭沉默，沒有命令，沒有規矩，是他自己選擇了蹲下。
夜幕悄然降臨，文聯院內的燈光早早亮起，照亮那些還未離去的人群。白日喧囂仿佛該告一段落了。
忽然，院內一聲呼喊，人群迅速聚攏——有人帶頭點名，要對老舍進行當眾“揭發批判”。革委會成員這時還在裏屋商議“明日安排”，等他們反應過來時，老舍已被人帶到門前的花壇上，幾名女學生模樣的人圍在他身邊，高聲喊口號。
但場麵很快冷下來——這幾位女紅袖標顯得生疏，喊口號有些無力，連“老舍是幹什麽的”“他寫過什麽有害作品”都答不上來。批鬥，變成了尷尬的沉默。
這時，為“救場”，一位女作家站出來，語聲高亢：“我揭發——他拿過美金，把作品賣給美國！”幾名紅袖標立刻響應，口號聲驟然高漲。
老舍這時，卻不再沉默了。他抬頭、睜眼，聲音不高，卻字字清晰：“我靠寫作為生……不但拿過美金，還拿過英鎊……那是解放前的事。”
他逐條細數——哪年、在哪個國家、哪家出版社、哪部作品、多少稿費，言辭有據，語氣坦然。
口號聲變得激烈起來：“狡辯！翻案！”而老舍卻一再發聲：“我有話要說……我沒說完……”這是他在這一天沉默屈辱之後，第一次奮力喊出自己的聲音。
這時，忽有人大喊：“他竟然沒掛牌子！”很快，一塊牌子遞了過來，被強行套在老舍頭上。因為掛繩太短，勒在了耳邊，女紅袖標使勁拉扯，老舍本能地用手托住，試圖緩解壓迫，動作間，不小心碰到了對方臉部。
這一碰，場麵徹底失控。
有人大喊：“他敢還手！”一位沉默多日的大個子作家此刻突然高聲附和：“他打人了！他有問題！”
刹那間，紅袖標們一擁而上，拳腳齊下。老舍頓時矮了下去——是跪？是蹲？沒人分得清。隻見他蜷縮在地，消失在密集人群的包圍中。
花壇上的混亂仍在持續。
與此同時，文聯深處的革委會成員四處打電話求援。老舍身份特殊，身兼多個文藝界頭銜，是人代會代表，也是文聯、作協的重要人物。打電話者反複強調：“出了事誰都脫不了幹係！”可電話那頭不是推諉，就是掛斷。
最後，事情推到公安係統，由上而下，一路推給了地方派出所——終於來了兩位警察。
這時，革委會幾人帶頭，走上門前台階，高喊：“將現行反革命分子老舍交給專政機關處理！”後麵人群也跟著起哄：“法辦！”“有地方收拾他！”場麵一時高漲。
兩名警察登上花壇，站在老舍左右，像是“接手”，卻誰也沒有伸手、沒有說話，隻是站著，表情空洞。老舍仍舊蜷在地上，警察既不攙扶，也不詢問。
還是旁邊的人出手，把他一把拽起，順勢拉了警察的手，象征性地“交人”。
老舍起身時踉蹌，忽地對警察咧嘴一笑——這笑容既僵硬，又令人說不出的難受。懂北京話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種讓人“瘮得慌”的笑。
此刻，不禁讓人想到：他這一生寫過那麽多“警察”，不論在舊時還是新社會的作品裏，筆下的警察總帶著一點胡同味、人情味。如今七十歲的他，竟真的由警察“帶走”。
臨出院門，又一次被圍觀人群團團圍住。幸好革委會幾人隨行，才得以突圍而去。
深夜，派出所通知其家屬。夫人趕來接人，帶他回了家。
第二天早晨，老舍獨自走出家門，向西而行，一路走到太平湖邊，坐在湖畔，一直坐到傍晚，走進了湖水裏。
那是“紅八月”的第24日，亦是他人生的最後一頁。
23日的動蕩終告一段落，雖然已是夜深，但回望那一天，白日不亮，黑夜不暗，全是壓抑的灰色回憶。
革委會對仍在會議室裏“等通知”的文聯人員作出處理，勒令他們當夜回家，要求第二天早晨按時到機關“報到”，不得隨意外出、不得私下議論。
據一些後來回憶，那晚還有一番訓話和“表態”。多半人點頭應付，唯有一位老作家說了句半帶諷刺的總結：“把人打得糊裏糊塗的。”另一位性格耿直的作家則仍保留著自我辯解：“我哪年哪月做過錯事，但我不是那個意思……”
結果，一名青年衝著他一嗓子：“別幾幾幾了，解散！”
十年後，“1966年8月23日”的那一天被正式立案調查，被稱為“八二三事件”。但始終未有公開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