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共產黨宣言》的評述（2）
蔣聞銘
關於第一部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評論
第一點：
所謂“階級對立”的理論，顯然受到了黑格爾辯證法這種荒唐哲學的啟發，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的名言“鬥爭即正義”和“萬物由對立而生”。被壓迫者與壓迫者的對立，確實在人類曆史上屢見不鮮，但人類社會的分層遠比簡單的對立兩極複雜得多。
人類曆史的主要鬥爭，其實是圍繞如何組織社會，以更好地適應和促進當時物質生產方式而展開的。核心問題自古至今，始終是如何調和個體利益衝突，使一群個體得以和平共處並進行協作，而協作恰恰是人類生產不可或缺的基礎。社會分層是現實可行的社會組織自然衍生的結果，而隨著社會階級的形成，階級對立便不可避免，但這種對立往往又受限於社會協作的必要性而保持平衡。
被壓迫階級的鬥爭，除非與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密切相關，否則更多不過是促使統治階級作出妥協與改良的手段，這種改良有時多一些，有時少一些，稍微改善被壓迫者的處境而已。
過度強調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殘酷鬥爭的重要性與“正義性”，並以“被壓迫階級”的名義鼓吹這種鬥爭，無異於鼓勵社會內部充滿惡意、殘忍與毀滅性的衝突。這套所謂階級對立的理論，或許正是馬克思主義中最惡劣、最極端的部分。
第二點：
如果把那些沒有生產工具、隻能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人定義為“無產階級”，那麽“社會大多數最終將淪為無產階級”這一預言基本成立。但所謂“無產階級絕對貧困”的論斷，卻是極其錯誤的。
把現代工業生產力的來源歸功於“勞動分工”，顯然受亞當·斯密影響極深。雖然勞動分工確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將其視為現代工業的本質特征，實際上是誤導。宣言的作者似乎也相信，隨著工業力量的不斷發展，勞動分工愈發精細，生產過程對工人的技能要求將趨於最低，因而無產階級的勞動價值最終隻能等同於維持最基本生存的成本。這種對“絕對貧困”的預期，結合李嘉圖的古典經濟學“價值論”——勞動價格等於維持生理再生產的成本，便自然推導出無產階級日益貧困的結論。正是基於這一預測，宣言的作者才痛心疾首地鼓吹共產主義。但這一預言與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現實相去甚遠。
關於資產階級社會的基本原則，宣言作者強調了“私有製原則”與“自由競爭原則”，卻基本無視“政治平等權原則”（民主），甚至隻字未提。而從後來發展的眼光回看，恰恰是“政治平等權”這一原則，使得溫和改革成為可能，從而避免了激進革命——這一條在宣言作者眼中似乎從未存在的選項。
現代工業的起源與驅動力，其實是現代科學及其伴隨的技術創新。真正把這些創新轉化為驚人生產力果實的，是熊彼特意義下的“產業企業家”，即資產階級。這正是他們之所以成為推翻封建製度的革命力量的原因。
第三點：
人類社會必須解決的兩大根本問題是：生產問題與分配問題。在資產階級革命初期，主要任務無疑是解放現代科學技術所催生出的新生產力，使之不再受製於封建製度的社會框架，而建立一種能讓新生產力自由發展的社會秩序。分配問題當時並未凸顯，或至少遠不如後來生產力爆發式增長後的嚴重程度。
當分配問題顯現後，確實呼喚認真對待與解決。而宣言作者顯然認為，在堅持私有製為核心原則的社會框架下，資產階級社會無法找到可行的分配方案。然而，曆史證明他們錯了。他們把資產階級社會初生階段的“陣痛”誤判為垂死病態，誤把其巔峰尚未到來的社會，視作已經窮途末路的衰敗體係。
第四點：
馬克思主義者自誇，他們對共產主義社會的預言，並非烏托邦式幻想，而是對人類社會演進的必然推斷。這一必然性，據說是通過對現存資產階級社會內在社會經濟力量的互動與未來發展的分析所得出的邏輯結論。然而，這種分析，本質上不過是德國偽哲學（黑格爾）與錯誤的英國經濟理論（李嘉圖）的雜交體。
即使假設上述二者正確，他們的推理也隻能得出一條結論：單靠“私有產權”與“自由貿易”原則建立的資產階級社會終將失敗。即便再進一步假設，無產階級取得勝利，決定廢除私有產權並嚐試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宣言的作者依然未能提供任何論據，說明這樣一個新社會將如何真正為人類所用。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否意識到這個邏輯缺環？當然。但他們對此的回應薄弱至極，索性在《宣言》中全然避而不談。但這恰恰是他們無法回避、必須回答的問題，而這些回答另見於其他文本。以下為恩格斯《共產主義信仰告白草案》（1847年6月9日）所述：
問：你們的共有財產主張依據何在？
答：第一，依據工業、農業、貿易與殖民發展的結果——即大量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出現，以及機器、化學及其他手段所蘊含的無限擴展潛力。第二，依據每個人內心普遍存在的一些不可辯駁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是整個曆史發展的產物，不需論證。
問：這些原則是什麽？
答：譬如說，每個人都追求幸福。個體幸福與全體幸福不可分離，諸如此類。
第一個“原則”並不新鮮：個體追求幸福，正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原始啟發。第二個“原則”，則要求所有個體遵循這樣的信條：
“個體幸福與全體幸福不可分離，諸如此類。”
姑且不論“諸如此類”，此言表明，在一個高度物質豐富的社會中，人類將被徹底改造，自利本能將不再成立。個體利益衝突將不複存在，或至少自利原則將不再是人類行為的首要驅動，而被“共同利益”（全體幸福）所取代。
但“全體幸福”如何客觀定義？若以這種模糊的“共同利益”之名，以所謂“社會正義”為旗號，去否定個體自利原則，所建立的社會組織，必然是烏托邦。
今日資產階級社會的物質豐富，早已超越馬克思時代最狂妄的夢想。人類為生存而掙紮的時代已成過去，“絕對貧困”已成曆史。消費品分配的問題，亦早已通過溫和改革與有限財富再分配予以解決。私有產權與自由競爭，依然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組織基石。宣言所預言的那種無產階級革命從未發生，所謂“共產主義烏托邦”更無一例得以實現。
就對未來資產階級社會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所作的預測而言，《宣言》的作者完全失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