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帽辦”為55萬右派甄別平反
1978年5月3日，我受時任公安部副部長淩雲指派，到“摘帽辦”工作。
“摘帽辦”是中央五部為處理反右鬥爭遺留問題而成立的辦事機構，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牽頭，中組部、中宣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均派員參加。
從那時起，到1981年3月，我在“摘帽辦”工作了3年。這期間，我起草或參與起草了幾個中共中央文件、電報，其他工作還包括編發工作簡報、處理來信、接待來訪等。
來信來訪集中在1978年至1979年上半年。“摘帽辦”共處理來信23000多件，接待來訪13000多人次，還到各地調查和聽取匯報，先後在15個省市召開了10多次座談會。那時，我經常手忙腳亂，日夜加班，有時流著眼淚讀完一封封申訴信，有時懷著同情接待來訪右派。
我所在的“摘帽辦”，是為貫徹“11號文件”而成立的。
1978年春，中共中央統戰部起草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由於時任中組部領導拒絕簽名，隻好由統戰部、公安部兩部聯署，於4月4日上報中共中央。第二天，報告即獲批準，這就是中發【1978】11號文件的來曆。文件下發到中共縣以上黨委。
這個報告是在“兩個凡是”的氣氛下形成的，帶著嚴重的曆史傷痕。雖然提出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又重申了1962年的規定：“對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別平反，隻有個別完全搞錯了的，即完全沒有右派言論和行動的人，才實事求是予以更正。”4月4日上報的報告中，還有一句“絕不允許右派分子翻案”，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在主持討論時，刪去了這句話。
1978年5月，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五部聯合成立了摘帽工作領導小組。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中宣部副部長廖井丹、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公安部副部長淩雲和民政部副部長李金德為小組成員，童小鵬牽頭，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經常關心過問。
領導小組之下，設立了相應的辦事機構（俗稱“摘帽辦”）。摘帽辦設在中央統戰部，由統戰部四局局長郭彤任辦公室主任，統戰部工作人員劉小萍負責實際工作，五部各派1—2名工作人員參加，還從北京、河南、湖南等省市借調了幾名幹部。鼎盛時，摘帽辦共有十幾名工作人員。
6月14日至22日，五部在山東煙台召開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會議，討論製定貫徹“11號文件”的《實施方案》。
出席會議的，多是從“牛棚”和監獄中解放出來的“走資派”，對右派多有同情。但是，麵對這個禁區，又矛盾重重，心事重重。與會者都認為，搞錯的不是個別，而是一大片。但如何才能既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又解決實際問題？其中有些人是當年的反右積極分子，此時既有內疚，又有擔心。
因此，會上出現了兩種對立意見。有人主張，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重新審議右派案件；有人主張，不能以現在的政策翻過去的案，應遵照中央以往的規定，隻摘帽子，一般不搞甄別平反。會上爭論激烈。
6月22日，公安部副部長淩雲主持閉幕會議。他原是1961年成立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領導小組”的成員，1962年因摘帽麵過大，受到過中央批評。有了這一教訓，他就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勸告與會者，不要搞甄別平反。
淩雲講完後，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發言。他引述胡耀邦在中組部的講話說：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新的冤假錯案，也不能因為我們的疏漏，使曆史上的冤假錯案長期得不到解決。他主張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錯多少改多少，全錯的就全部改正。他的話音剛落，全場響起熱烈掌聲。後來聽摘帽辦裏的中組部成員講，胡耀邦說：“老楊頭在煙台會議上放了一炮，放得好!”
煙台會議沒有爭出結果，《實施方案》帶回北京，仍處於討論中。
胡耀邦見此情況，提議再開一次有關部門領導人會議，重新審議右派問題。
1978年9月，會議在北京民族文化宮8樓舉行。除摘帽領導小組成員楊士傑、廖井丹、童小鵬、淩雲、李金德仍然參加外，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烏蘭夫、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公安部長趙蒼璧、民政部長程子華出席，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因公請假，由副部長楊士傑代表。
在當時“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氣氛下，幾位重量級人物敞開思想，各抒己見。他們都認為，對右派分子的摘帽問題，上下都沒有阻力。但對平反問題，他們卻疑慮不少，最擔心的是：“如果50多萬右派都改正了，全黨會不會亂了套?”“全都改了，會不會否定反右鬥爭?”
上午休會後，楊士傑找來了一份1963年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監委關於甄別平反情況的報告。下午的會議上，他拿出這份報告說，1962年為黨員、幹部695萬人平反，取得了弄清是非、增強團結、促進生產的效果，如今解決50萬人的問題，怎麽會“亂套”呢？部長們都結合本部門實際情況，發言支持胡耀邦、楊士傑的觀點，都認為右派問題必須實事求是地解決。
會議決定，立即以五部名義，補充修改《實施方案》，增加了“關於改正問題”一節，規定了“不應劃為右派而劃錯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恢複政治名譽”，“恢複原來的工資待遇”，“生活困難的給予補助”，“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複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撤消開除團籍處分”等極為重要的內容。
9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78】55號文件，批轉了《實施方案》。後人稱之為“解放55萬人的55號文件”。
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曾致信胡耀邦，認為對右派分子，不應隻是摘帽，而要甄別平反。後來，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的一次統戰係統大會上，他為1957年反右擴大化表示歉疚，向受了委屈的朋友深深一鞠躬。
一個被禁錮了20多年的鐵案一旦打開，在起初的幾個月裏，並未如想象中那樣熱鬧非凡。黨內抵觸情緒不時流露，被錯劃為右派的人則徘徊觀望，雖喜猶懼，踟躕不前。有人認為改正右派搞過頭了，政策太“右”了，甚至有人指責摘帽辦吃共產黨的飯，為國民黨辦事。
11月，人民日報社發表社論《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討論時，有的部長提出，文章的重點要放在摘帽上，要在安定團結上下工夫，不要過多地講改正這類不利於安定團結的話。但《人民日報》仍然堅持了原來的論述。
直到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局勢才起了變化。三中全會提出了“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將人們從“兩個凡是”的禁錮中解放出來。
公安部機關率先全部改正了63名右派分子。這一消息由《人民日報》、新華社發出，震動全國。隨後，中央黨校和最高法院等單位的右派也全部獲得改正，消息見諸報端。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共產黨人應有的品質和氣魄》，稱：“凡確實被錯劃了的，則是改正的問題，不是摘帽子的問題。劃錯了多少，就改正多少，決不應劃框框、定調子和按什麽比例。……共產黨人是靠實事求是吃飯的，我們應當有敢於堅持真理，敢於修正錯誤的無產階級氣魄。”
由此，複查改正工作全麵展開。
2月，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了改正右派工作經驗交流會，中央國家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有關領導出席。中組部部長宋任窮（胡耀邦已調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和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劉瀾濤發表講話。
劉瀾濤在講話中特別強調：“實事求是地改正錯劃右派，處理好這個曆史遺留問題，具有重大意義：有利於回顧曆史，總結經驗;有利於恢複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有利於解放思想，發揚民主，健全法製；有利於調動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性，促進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
宋任窮和劉瀾濤的講話中，都反複聲明：無論哪一級組織或哪一個人批準定案的，凡是錯了的都要改正。
公安部、中央黨校、北京大學、河南永城等單位先後介紹了改正右派的工作經驗，會議開得很有成效。隨後，各省、市、自治區也召開了類似會議。
由此，右派改正工作進展加快。到1979年5月，全國改正了49萬餘人，有21萬人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
但1979年的政治氣候，尚是乍暖還寒。
6月，中共中央下發了中發[1979]43號文件，規定錯劃右派改正後，“在農村的原則上不回城市”。這與“55號文件”發生了衝突，使應該落實政策的20餘萬人的問題不能解決。許多地方的右派改正工作又陷於停頓，有些地方的摘帽辦甚至要“關門打烊”。
童小鵬對此非常著急，也很生氣，指名道姓地批評相關領導。在童小鵬等人的指示、支持下，摘帽辦向中央整理報送了各地對“43號文件”的強烈反映。同時，又向中央報送了《關於繼續貫徹執行中發[1978]55號文件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實際上否定了“43號文件”的相關規定。這一報告以中發 [1979]65號文件之名下發全國，使這項工作又走上正軌。
1979年，我出差安徽無為，為改正右派問題召開座談會。幾十個獲得改正的人，痛訴劃為右派的冤屈和改正後的喜悅，會上哭聲、笑聲匯成一片，人人情緒激動。會上，縣委統戰部部長說：反右時，我是副縣長，對各位的情況都很了解，很同情，但不敢說話，對不起大家，說著站了起來，深深鞠了一躬。
晚上，我正整理材料時，忽然闖進來一個人，倒地便拜，口呼“中央來的青天大老爺”，嚇了我一大跳。忙扶起來一看，是一個蓬頭垢麵、衣衫襤褸的四十來歲男子。他說，縣裏的右派幾乎都改了，就他沒有改。他因為批評了縣委領導，成了“反黨”的鐵案。第二天，我向縣委反映了他的情況，後來他也獲得了改正。
到1980年底，全國改正了54萬餘人的右派問題，占原劃右派總數的98%，尚有1萬餘人在複查中。隨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也得到了改正。
現在都說右派分子是55萬，其實這是概數。
關於右派的總數，反右結束時說是全國劃定了右派30萬，1958年12月統計時為430305人，1961年說是45萬，到1978年4月“11號文件”下達時，仍說是45萬。
1981年6月報送中共中央的《關於處理反右派鬥爭遺留問題工作的總結報告》中記載，全國右派人數為553434人，占當時全國幹部總數的5.7%。
這個數字是比較可靠的。給右派分子落實政策、安排工作，需要申領“勞動指標”（戶口、糧油等關係）。各地各部門向摘帽辦報送數字，由我們核實匯總後向國家計委報送。
上世紀80年代初，胡喬木為了寫一篇文章，打電話問我：到底劃了多少右派？我如實報告，右派分子55萬，其他如“中右分子”216000人、 “反社會主義分子”19萬人。此外，各地還有名目不同的“地方主義分子”“民族主義分子”“壞分子”……他打斷我說：我問的是右派，不要拖泥帶水。我說，那就是55萬。他說，以後對外一律說55萬，統一口徑。
此後，55萬就成為定論。
我至今認為，突破右派改正禁區，與當時中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是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記得有一次看一個思想解放運動的展覽，第一件展品就是“55號文件”，當時真是激動不已。
我認為，對它的意義，現在的認識尚不充分。相信曆史將會作出公正的結論：這是三中全會前後思想解放運動中的第一錘——第一個有重大意義的實際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