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北方女王
來源 | 最人物
回到久遠的八十年代，北島住在什刹海的三不老胡同1號，史鐵生住在雍和宮大街26號，馮驥才住在東城區朝內大街166號……他們的家不過幾站公交車的距離。
那時，一壺酒就可以讓三兩好友聊一整夜，他們有著高山流水般的默契與單純。
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機，如果有人淘到了一本新的國外詩集，蹬著三輪車就聚到了一起，坐在路燈下的馬路邊，一邊吃花生米一邊聊詩歌。
以北島、海子、顧城等人為代表的詩人們，在激情澎湃的時代，將自己的生命與理想無所保留地投進了詩歌中。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草在結它的種子，風在搖它的葉子，我們站著，不說話就十分美好”。
這些曾經耳熟能詳的句子，見證著80年代初文學青年掀起的熱潮。
1973年，芒克寫下那句著名的詩句：
太陽升起來，
天空血淋淋的，
猶如一塊盾牌。
日子像囚徒一樣被放逐，
沒有人來問我，
沒有人寬恕我。
年輕時的芒克
那年，顧城開始學習畫畫，寫詩也日漸進入社會性作品的階段。
期間，他回到北京在廠橋街道做過鋸木工、借調編輯，在《北京文藝》《少年文藝》等報刊零星發表過作品。
1977年，顧城在《蒲公英》上發表詩歌，引起劇烈反響，之後與江河、北島、舒婷、楊煉並稱為五大朦朧派詩人。
顧城
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我想擦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畫滿窗子，
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
寫作的人是敏感的。
在顧城寫下孩童般純真的詩句時，遠在安徽懷寧縣的海子，被分配到中國政法大學當老師。
那年，他才19歲。
如此年輕便成為大學老師，這樣的身份直接等同於那個年代的“成功人士”，然而海子偏偏喜歡寫詩。在學校，他是出了名的固執，從不參加活動與會議，獨來獨往。
“我要做遠方的忠誠的兒子，和物質的短暫情人”，濃烈的孤獨、明亮的真實，海子是一個過於純粹的詩人。
在政法大學，他的工資被扣到所剩無幾，還要擠出錢來給老家的父母與弟弟。
物質的貧瘠與精神的豐富，反複拉扯著敏感脆弱的海子，他逼仄的屋子裏，隻有一張桌子、床與收錄機。
目擊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這個熱烈而悲涼的天才詩人，最終選擇在冰冷的鐵軌上告終生命。
沒人知道，當火車的轟鳴聲漸行漸近時，他的腦海中呈現了怎樣的畫麵。他或許在想念自己愛人的臉，他或許根本不屑回望那個精神貧瘠、雞零狗碎的工業社會。
那年，海子才25歲，他最後的遺言非常簡短：
我是中國政法大學哲學教研室教師，我叫查海生，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
回想1986年12月，為了慶祝《星星》創刊30周年，詩人們在成都聯合舉辦了為期一周的“中國·星星詩歌節”。
北島、顧城、謝燁、舒婷……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們紛紛前來，這是他們第一次聚齊，也是最後一次。
人們的臉上閃爍著真誠的笑容，人像攝影師肖全摁下快門，那一張張動人的臉得以留存。
1986年星星詩會，由左到右：舒婷、北島、謝燁、顧城、李剛、傅天琳
“肖全，我認識你那麽久了，你還沒給我拍過一張照片。”講這話的人，是易知難。
1990年，成都。肖全在易知難的琴房給雜誌寫崔健的解說詞，一回頭，看見易知難倚靠著鋼琴在抽煙，神情憂傷，不一會兒眼睛裏就滿是淚水。
肖全並沒有與她交流，也不知她的悲傷從何而來，隻是將那個瞬間拍了下來。
易知難 1990年5月 肖全攝
因為這張黑白膠片，易知難走紅於成都文藝圈，她的身上散發著不可替代的氣質，清楚區別於周圍其他人。後來的她銷聲匿跡，人們都在找她，反複試圖尋找易知難的消息。麵對想要打探自己平靜生活的外界，她隻說了四個字：“今昔何惜。”人們所追逐的不過是三十年前的易知難，如今她已經過上了平靜的生活，鬆開了緊皺的眉，一切都過去了。
除了易知難，肖全鏡頭下還有一個著名女人——三毛。
那個為了愛情遠赴撒哈拉沙漠的女子，1990年9月，三毛從西藏回到成都呆了幾天，肖全用了整整三天時間，在成都老巷子拍了這個自己仰慕許久的傳奇女作家。
拍完照後，她隨性地說了句：“咱坐三輪車回去吧。”
三毛是個極度浪漫的人，她曾說：
很多年以後，如果你偶爾想起了消失的我，我也偶然想起了你，我們去看星星。你會發現滿天的星星都在向你笑，好像鈴鐺一樣。
三毛與肖全
1991年1月4日，肖全拍完三毛4個月後，三毛自殺了。
她沒有留下遺書，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她的生命永遠留在了48歲。
經曆過人生種種境況，才知道生活的卑鄙與殘暴，一個個年輕的生命在重重迷霧中，紛紛覺醒，其中極具代表性的朦朧派詩人莫屬北島。
對痛苦格外敏感的北島，也許受其父親影響最大。
北島的父親趙濟年算得上半個文化人，是茅盾、張恨水、魯迅的書粉，可見其讀書種類之雜。從《紅旗》《收獲》《人民文學》到《電影藝術》《俄語學習》《曲藝》和《無線電》，可見愛好之廣。
北島自幼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自然成為一個熱愛文學的人，父親是他文學記憶的起點。
年輕時的北島與父親
物質與精神同樣饑餓的少年時期，試圖反抗秩序的文革時期，也一直是他身上揮散不去的人格起源。
1969年，北島高中畢業後，到北京城建公司當了十一年的建築工人，過著日複一日枯燥無味的生活。直到1970年春天，當北島和幾個朋友在頤和園劃船時，有位朋友在船頭朗誦食指的詩，給他強烈的震撼，隨後開始寫詩。
在正式寫詩前，他獨自到海邊生活了一段時間，因而之後他的詩中充滿燈塔、島嶼、船隻的意象。
悲哀的霧
在北島離開建築工地時，好友芒克來到白洋澱插隊，次年也開始寫詩。1976年，芒克回到北京，兩年後與北島共同創辦文學刊物《今天》，他們找到一間偏僻簡陋的平房，將頭腦中的思想灌輸於破舊的油印機與紙張。北島是民國生人，芒克是新中國生人。兩代人，就差一歲。兩人的筆名，極具戲劇性。
芒克的筆名是北島起的，因單薄的外表，綽號“猴子”，便起了 Monkey 的諧音字。
北島的筆名是芒克起的，兩人有次在晚上騎自行車，芒克想起北島是南方人，但一直生活在北方，那時北島出了一本詩集《陌生的海灘》，裏麵多次出現小島，最後取筆名“北島”。
好友二人先後把《今天》雜誌貼在各大文學報社的門口，還有各大高校。
當時在北京電影學院負責這件事的，是入學不久的陳凱歌。
陳凱歌，1986年，肖全攝
那年秋天，北島與芒克創立文學刊物《今天》，一個全身落滿黃土塵末，背著沾滿黃土的行裝，臉龐黝黑的年輕人，走進了西安建國路71號院的《陝西文藝》。
他是從延安大學前來報到的路遙。
路遙
路遙自小生活在一貧如洗的家庭環境中，衣衫襤褸，貧瘠的生存窘態，讓他不敢走到人前。食不果腹、被人譏笑，成為他童年最深刻痛苦的記憶。如此困頓的經曆，決定了他日後的創作主題，始終圍繞著農村的知識青年，如何生存的故事。經曆了從農村到城市這一漫長而複雜的過程，路遙的心中湧動著複雜的情緒。大家從這個憨厚的年輕人身上，看見黃土高原的土氣背後，蘊藏著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1977年，《陝西文藝》恢複了刊名“延河”。路遙有機會得到知名作家柳青耳提麵命的指導，他通過文章《病危中的柳青》和《柳青的遺產》，表達了對這位文學前輩的敬意。在創作《平凡的世界》時，路遙多次為柳青掃墓。有一次，他在前輩的墓前輾轉多時抽煙沉思，突然跪在墓碑前，失聲痛哭。1978年，路遙創作了六萬字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寄到各大刊物紛紛被退回，最後稿件便有了在五家刊物旅遊的經曆。路遙心生絕望，想把自己寫的稿子燒掉，萬分掙紮後，他最後投寄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誌，心緒極為低落的他心想如再退稿，就付之一炬。沒幾天，路遙就接到了全國發行量最高的《當代》獨具慧眼的主編秦兆陽的親筆信。秦兆陽熱情肯定其創作的同時，指出其不足，與他商量：可以就此發表，但如果願意修改，請到北京。路遙背起行囊，來到北京，用了二十多天的時間，做了認真的修改。1980年秋天，修改後的《驚心動魄的一幕》發表在《當代》1980第三期，獲得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我幾十年在饑寒、失誤、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長曆程中，苦苦追尋一種目標，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對我都至關重要。同年秋天，史鐵生腎衰竭初發，他在輪椅上已經坐到了第三十三個年頭，用過的輪椅也近兩位數了。這不是自謙使然，21歲那年，史鐵生提前起進入人生的暮秋——他的腿，不能走路了。年輕的生命站著走進友誼醫院，躺著從醫院出來，當時的他絕望到極點，差點要跟大夫打架。當年下鄉插隊時，他隻是感到腰部陣痛，吃了藥物拖延著。回到北京前，史鐵生與好友一同登上了華山，這也許是他患重病前的最後一次壯舉。那時他還不能預見到“透析”的未來，那時的北京城僅限三環路以內。兩腿初廢時，史鐵生曾暗下決心：這輩子就在屋裏看書，哪兒也不去了。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勸說著把他抬進院子，一見楊柳和風，他的決心即刻動搖。之後又有友人們常探望，帶來大世界裏的種種消息，史鐵生的心就越發地活了，設想著，在那久別的世界裏搖著輪椅走一走大約也算不得什麽醜事。1981年，史鐵生發表處女作《秋天的懷念》紀念去世的母親，震驚文壇，他心想：如果母親能再多活兩年，就能看到了。十五年前的一個下午，我搖著輪椅進入園中，它為一個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準備好了......自從那個下午我無意中進了這園子，就再沒長久地離開過它。之後頗負盛名的《我與地壇》，承載著史鐵生最後的自我救贖。地壇與他建立了某種關係，史鐵生坐在其中，凝望著無需言語的古柏，才得知人生的傷痛是如何不足為道。他的一腔笑意下，盡是愛與真誠，沒有怨天尤人的仇恨之意，地壇的氣場撫平了史鐵生內心的痛苦。史鐵生經曆人生的轉變時，餘華在忙著對付別人的牙齒。這年，是餘華做牙醫的第五年。他觀看了無數張開的嘴巴，拔掉了一萬顆牙齒。那無數個張開的嘴巴，讓他感受到了生活的煩悶與無聊。後來，他在散文裏寫道：那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彼時，與無數顆陌生的牙齒打交道的餘華，不會想到，14年後，自己的小說《活著》會讓導演張藝謀大放異彩，並成為中國電影史上不可磨滅的一筆。百無聊賴的日子裏，他開始寫小說，1983年，餘華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一家文學雜誌喜歡上了他寫的小說《星星》。這次改稿回來後，餘華如願得到了在海鹽縣文化館工作的機會——這樣的機會，他夢寐以求了很久，因為可以喝茶、看報。三年後一個冬日的下午，他在浙江海鹽一間臨河的屋子裏，意外讀到了卡夫卡。生活的本質是荒誕的，那種帶有先鋒性質的寫作方式，衝擊著他的內心。在我即將淪為文學迷信的殉葬品時，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這理解成命運的一次恩賜。隨後，受卡夫卡影響，26歲的餘華完成了處女作《十八歲出門遠行》，文字鋒利卻不見血，讓人直視其筋肉組織。很快他就贏得了魯迅文學院的關注，邀請他到創作研究生班學習，並調到了嘉興文聯，當時他的同學中就包括莫言，兩個人住在同一個房間。彼時的莫言已經發表小說《紅高粱》，引起文壇轟動。1988年，由張藝謀據此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紅高粱》榮獲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兩人第一次相見的場景十分有趣，自小在農村長大的莫言見到黑黝黝的張藝謀，以為他是村裏的生產隊長，頓時心生好感。我對張藝謀了解了一番，他擔當攝影的《黃土地》我很喜歡。開拍之前，莫言把劇組的所有人都請到自己家裏去，有張藝謀、鞏俐、薑文，也有顧長衛。因為高密農村的一片高粱地，他們聚到了一起。紅高粱有特別的語境意義，就算在最貧瘠的土地上，經曆多少風吹雨打，都能埋頭成長，生生不息。莫言、薑文、張藝謀三個男人光著膀子合了一張影，鞏俐站在旁邊笑靨如花。當時這幾個年輕人不會想到，他們日後將成為影視界的重要人物。當時這幾個年輕人不會想到，他們日後將成為影視界的重要人物。更沒有人知道，多年以後，莫言將成為首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電影上映後，在當時一張電影票幾毛錢的情況下，最後炒到了10元一張。37歲的張藝謀憑借這部電影，走上了人生的高光時刻，一片高密的紅高粱連接了他與土地，也讓他讀懂莫言。
1994年，張藝謀又改編了一部經典小說作品《活著》，作者是餘華。他用主人公福貴自述的方式，向人們展示巨大時代背景下個人將苟活作為唯一生活目標的慘況。在餘華的作品裏，經常會有血腥、絕望的場麵，他一反之前文學世界裏的溫情脈脈和梨花帶雨，而是將悲痛最大化。張藝謀看中了這部小說裏通過福貴一生經曆，反映那個時代中國人命運的深刻寓意。最終，餘華的小說《活著》被搬上了國外電影熒幕，取得巨大成功，在那一年的戛納電影節上大獲全勝。當時隻有29歲的鞏俐，將樸實的家珍演繹得讓人心碎。在她的眼淚與笑容中，我們看見了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這部電影直接把張藝謀推到了“第五代導演”的主導地位上，讓福貴的扮演者葛優成為影帝，也讓當時隻有33歲的餘華名聲大噪，他成為先鋒派作家的領頭人。在80年代的文壇，總有人將餘華與路遙的作品拿出來探討一番。這兩位作家都擅長描寫農村題材的小說，不同的是餘華親眼看見自己人生的高光時刻，路遙卻沒那麽幸運。80年代的文人們在新舊嬗替的變化中的種種麵容，構成一部宏大的敘事，時間縫隙中的清白臉龐，有的已麵目全非，有的依然清澈。距離他60歲生日，還差5天。生前他早已寫好遺願：“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器官捐獻給醫學研究。”那是一個寒冬，窗外冷風吹得毫無感情，後半夜北京的空中飄起了雪花。轉眼離創辦《今天》刊物雜誌過去四十多年了，已75歲的芒克不是個懷舊的人，也不再寫詩，麵對想要窺探80年代的後生，他說：我從來不會懷念任何年代，我覺得現在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