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北伐”究竟是曆史的進步？還是曆史的倒退？
大家知道，民國北洋時期是中國人活得最自由、最有活力、人才輩出、言論最自由的時代。
清廷退位，北洋政府建立起來後，政黨社團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僅1912年間，大小各種政黨團體就曾出現300多個，如自由黨、社會黨、工黨、統一共和黨等。在民國建立後的一年左右時間中，全國的報紙由清末的約100種，迅速增加至500種，總銷數達4200萬份，許多報紙以議論時政得失、評說政府官員、監督政府工作為己任。從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中華民國各省進行議員的選舉，初選、複選都熱鬧非凡，各個政黨紛紛采取公開發表演說的方式開展競選活動，使得政治性的演講、報告會一時蔚然成風。
1921年3月4日，長沙《大公報》刊文《民權不是送來的》，呼喚民眾參與立憲的熱情。
1922年，湖南公布《湖南省憲法》，選舉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民選省長——趙恒惕，組織了第一屆民選省政府。北伐戰爭時，北伐軍攻入湖南，《湖南省憲法》被廢，省議會、縣議會被取消。
台灣史學家張朋園指出：“國民黨北伐打到哪裏，就取消那裏自清末以來產生的谘議局、省議會成員。比如國民黨北伐打到杭州，就解散省議會，把議會場所當作省黨部。退化得太厲害了。實際上，在北洋政府時期，知識分子享受的自由比國民黨時期還要大。”（《張朋園談晚清民國的民主困境》 來源: 《東方早報》 | 來源日期：2009-05-18 ）
北伐軍如同蝗蟲一樣，吞噬著民主果實。
中國曆史上曾有過漢人勾結外族消滅兄弟政權的事吧？石敬瑭做兒皇帝，吳三桂勾韃子人們都是怎麽評價的？賣國！可是孫中山在建立了中華民國之後被邊緣化，他不甘寂寞妄圖重出江湖，為了尋求支持先把東三省賣給日本，日本人覺得在野人士不靠譜，不要，孫轉而尋求前蘇聯的支持。正好前蘇聯妄想控製中華民國，也就是孫中山親手締造的那個中華民國，但是遭到當局的斷然拒絕（張作霖絞死前蘇聯間諜李大釗）。蘇聯無奈，便幫助因嫖娼被北京大學開除的陳獨秀另建新黨。後發現孫中山的威望超過陳獨秀，又向孫中山拋去橄欖枝（或是孫主動攀附），孫便“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了。再然後蘇聯出人出槍出錢給孫創辦黃埔軍校，再再然後，蔣介石帶領黃埔係創建北伐軍消滅中華民國再建“中華民國”……
那麽，蘇聯人為什麽找了孫中山？
孫的“北伐”是不是為了私利，而致中國人自相殘殺、親者痛而仇者快？
讓中國人自相殘殺，一直是蘇俄的一個重要目的，因為擔心中國人會拿回被它吞並的外興安嶺及外蒙。
這段曆史的詳細過程是這樣的：
1917年11月，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得知後的孫中山，給列寧發去賀電：“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
1918年8月，蘇俄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回信孫中山：“您，尊敬的導師，前些時候在致工農政府的賀信中指出，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抱有相同的目的，即解放工人並在承認俄中兩國偉大的無產階級利益的基礎上建立永久和平”，“我們的成功，就是你們的成功，我們的滅亡也就是你們的滅亡。”（《契切林致孫中山的信》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
1919年，北洋政府收複外蒙和曾被沙俄霸占的唐努烏梁海。與此同時，北洋政府與蘇俄政府開始結怨。
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著手“發展下線”。維經斯基在北京見到李大釗。經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又在上海見到陳獨秀。
1921年6月，蘇軍以追擊白衛軍為名，侵入中國外蒙。7月，在蘇軍扶持下，蒙共（蒙古人民黨）奪取了政權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之後，蘇俄與被赤化的外蒙古簽訂《蘇蒙條約》，確認雙方政府相互承認，蘇軍可以駐紮外蒙古，公然破壞中國領土的統一和完整。
1922年8月，蘇俄外交全權代表越飛訪華，與北洋政府商討外交糾紛。吳佩孚等人表示反對外蒙獨立，要求蘇俄從外蒙撤軍。
又是在這個時候，孫中山致信越飛，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自己對蘇俄的“忠心”：“立即撤走你們的軍隊，隻會對某些列強的帝國主義利益有利”，“我歡迎您為了準備建立我們之間更密切的聯係所提出的建議。”（《孫中山致越飛的信》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 ）
被吳佩孚頂住的越飛轉而去南方，找反複表“忠心”的孫中山“聯絡”。
11月，越飛致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我也認為隻要孫博士（孫中山）還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們就不能做占領中國的打算。”（《越飛致馬林的信》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
多麽赤裸裸的話！隻要孫中山不上位，“我們就不能做占領中國的打算”。把孫中山扶上位了，才能做“占領中國的打算”！
當時陳炯明從一開始就表示反對北伐，……主張地方分權”；“他認為，在擁有三千萬居民的廣東省，有可能在經濟上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遏製私人資本主義，政治上實行一種地方擁有最大自主權的民主政府形式”，“整個中國統一是不可能的”。
可後來被扣上“叛變”的帽子而受到攻擊，兵敗而退出江湖。
而孫中山的“北伐”之心有多強？
一開始還知道堅持原則，不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還繼續幹共產革命。孫中山屢次對馬林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若蘇俄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由於列寧病重，斯大林主持蘇共中央。斯大林對馬林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極為不滿。共產國際奉命停止了馬林在中國的活動經費和生活費，逼迫馬林離開了中國。
在這個真空期，孫中山和斯大林都需要重新溝通。1923年8月，孫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考察團”訪蘇。蔣訪蘇還未回國，斯大林就派自己的親信鮑羅庭帶著巨量經濟和軍事援助來到中國出任孫中山的高級顧問，同時兼任共產國際最高代表指導國共兩黨，監督其他共產國際代表的工作。鮑奉斯大林之命改變原來馬林方針，充分利用國民黨軍事北伐的積極性，給予全力支持，幫助國民黨創辦了培養軍事幹部的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積極推動北伐。
孫中山喜出望外，積極響應，在鮑羅庭的幫助下，於1924年1月召開國民黨“一大”，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指出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並不矛盾，它是包含在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中的，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來幫助國民黨的，並且是“遵守國民黨黨綱”的，以此壓服了國民黨中反對國共合作的絕大多數元老派人物。從此，共產黨在建立、整頓、壯大各地國民黨組織的名義下，大力發展國民黨員的同時，也大力發展了共產黨的力量。
引入蘇俄，已經是引狼入室了，而引入中共，是第二次了，怎麽說你呢？大炮！
如此無疑為後來的中共之亂埋下伏筆。
1923年3月8日，蘇俄中央政治局首付200萬墨西哥鷹洋，應允派遣軍事顧問協助孫中山組建軍隊發動內戰。
8月，孫中山派遣蔣介石率代表團訪俄。代表團主要考察了蘇俄的軍隊建設經驗，了解了紅軍的軍政組織情況，以便按照紅軍的榜樣組建和訓練新軍。
10月，大批俄國軍政人員便陸續隨著俄顧問鮑羅廷到廣州助孫中山展開“黨化”運動。這運動包括“黨化公務人員”，“黨化司法”，“黨化軍隊”，“黨化教育”等等。
蘇俄的一黨製就是這樣被孫中山引了進來。
孫中山自己有言，要以俄為師：“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孫中山先生手劄墨跡》》
孫中山自己有言，蘇俄是模範：“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為模範，雖不能完全仿效其辦法，也應仿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關於列寧逝世的演說》）
孫中山自己有言，蘇俄那一套就是三民主義：“俄國革命發生於六年之前，現在已經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義在俄國已經完全達到目的。”（《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
蘇俄為了徹底搞垮北洋政府，還給北洋政府擺了個南北夾擊的陣型。南勾孫中山，北勾馮玉祥。
1925年2月底，李大釗乘火車來到塞外山城張家口，見到馮玉祥。李大釗“牽線搭橋”，馮玉祥也與蘇俄勾在一起了。
3月12日，蘇俄通過決議，援助馮玉祥軍火和顧問。其中武器彈藥有：步槍5585支、子彈5820萬發、機槍230挺、各種炮78門、手榴彈一萬多發，還有火焰噴射器、軍用器材、藥品等。
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確定送給馮玉祥部國民一軍價值3，486，596盧布的軍火，飛機10架；國民二軍價值701，789盧布軍火，飛機10架；國民三軍3，082，795盧布的軍火；另調撥價值741，000盧布的毒氣彈供馮調撥使用。
1926年，蘇俄將各種軍械分4批運到廣州：第一批有日造來福槍4000支，子彈400萬發，軍刀1000把；第二批有蘇造來福槍9000支，子彈300萬發；第三批有機關槍40挺，子彈帶4000個，大炮12門，炮彈1000發；第四批有來福槍5000支，子彈500萬發，機關槍50挺，大炮12門。
7月9日，拿著蘇俄給的盧布，槍炮，教官，顧問的廣東國民革命軍十萬人，正式出師北伐。8月，馮玉祥從莫斯科返回中國，加入北伐陣營。
結果，一場北伐戰爭打下來，北洋政府垮了，眾多的民主果實被掃蕩幹淨。
附： 俄國人尋找中國代理人過程： （維基 “越飛”）
阿道夫·阿布拉莫維奇·越飛[1]（俄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羅馬化：Adolf Abramovich Ioffe；1883年10月10日—1927年11月16日），俄國革命家、老布爾什維克、蘇聯外交官，曾任蘇聯特使與中國國民黨創黨領袖孫中山會談。
生平
求學時熱衷政治
阿道夫出生於俄羅斯辛菲羅波爾一個家境富裕的卡拉伊姆人家庭，中學時即熱衷參加政治活動。1903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後在俄國各地活動。1906年被迫流亡，先搬到德國柏林，之後被逐，轉至維也納。於1908年至1912年於維也納學習醫學，同時與托洛茨基一同編輯《真理報》。1912年，29歲時返回俄國，但馬上被捕並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布爾什維克
1917年二月革命後，回歐洲，於第六屆布爾什維克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與托洛茨基合編《前進報》。同年開始軍事領導工作。十月革命後，從事外交工作，為外交部副部長，領導參與對德國的停火談判。1918年4月至12月任蘇俄駐德國全權代表，簽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補充條約，償還德國60億馬克。在柏林使館期間，越飛積極招待斯巴達克同盟和其他德國左派，資助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士並公開試圖推翻德意誌帝國政權。越飛通過外交郵袋向德國運輸武器。[2]
1922年7月，越飛被任為蘇聯駐華全權代表。1922年8月，越飛抵達北京後，與當時中華民國北洋政府談判，對手為剛上任不久的外交總長顧維鈞。越飛想先達成建交目的，顧維鈞仍要求蘇聯先把紅軍從外蒙撤退，然而談判因此沒有結果。之後，越飛又致函當時駐在洛陽且軍事實力最強的吳佩孚將軍，希望建立合作關係，但是吳佩孚拒絕了蘇聯人的遊說。然後，越飛又前往上海，與孫中山會麵且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在宣言中明確提及蘇維埃製度不引用至中國，蘇聯保證不策動外蒙古獨立的情況下，孫中山同意蘇軍暫時留駐外蒙，率中國國民黨開展了與蘇聯及共產黨的合作關係。同年，越飛再赴日本、英國等地從事外交活動。1926年返回俄羅斯。
自殺
1927年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後，托洛茨基被史達林開除出蘇聯共產黨，此外越飛在日本期間患有周邊神經病變要求出國治病未得到斯大林的同意，1927年11月16日，越飛在莫斯科的醫院內自殺，留下10頁遺書，聲稱“熱月已經開始”。11月19日，越飛下葬，齊切林、李維諾夫和加拉罕以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舍維奇陪同出殯隊伍前往新聖女公墓並出席了葬禮。托洛茨基在葬禮上發表簡短演說，這是他在蘇聯最後一次公開發言，最後，葬禮上的集會被驅散，托洛茨基當晚被李可夫免去了最後的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