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外國人享有特權、國人中下層反而是“賤民階層”：優待日本戰犯、“僅限外賓”的“友誼商店”、勞苦人民招待尼克鬆與西哈努克及更多案例
而同樣可以戳破“毛澤東/中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不再受外國欺負了”謊言的，還有毛澤東時代中國人饑寒交迫、飽受迫害同時，外國人卻享受特權的真實情形。
第一重要例子，就是中共政權對待日本侵華期間在中國犯下極多罪行的日本戰犯，可謂優寵備至。其中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情況最具典型。這裏關押著包括參與甚至主導731人體實驗和細菌戰、南京大屠殺、華北“三光”政策的日本各層級軍官，可謂個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如鈴木啟久、藤田茂等。中共為拉攏日本、爭取人心，在極度貧困、老百姓缺衣少食、解放軍也生活困苦、隻能吃粗糧（如玉米麵）情況下，卻讓日軍每餐都吃細糧（如白麵饅頭）、還有肉食，日常還開辟網球場等供戰犯們娛樂。
關於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情況，中共官媒和反對派人士都有記述，在此摘抄一部分信息：
“中共對被關押的日軍戰犯給以高規格的優待，他們最低的待遇（注意最低兩字）是每天四角多錢的夥食費，這在當時可以買一斤豬肉和一斤優質大米（中國城鎮居民每人每月才四兩肉的定量票），這個標準遠遠超過七十年代解放軍戰士每天0.42元（七十年代比五十年代物價高很多）的標準。日軍戰犯不僅吃得好，並且玩得也好，有體育場、俱樂部、閱覽室、露天舞台、浴池等。住宿也十分整潔而寬敞。戰犯們一日三餐全是細糧，而當時所有管教人員吃的往往都是粗糧和黑窩窩頭。
這些日軍戰犯中，有在中國到處建立無人區的日軍117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有製造多次血腥慘案的日軍59師團中將團長藤田茂，有參與指揮南京大屠殺的旅團長（後任日軍149師團中將師團長）佐佐木…… 。
還有一個看管日軍戰犯的戰士居然在這裏認出了強奸他親姐姐並殺了他全家七口人的劊子手，他憤怒地從廚房裏拎出一把菜刀追那個日軍戰犯，其他中共管教幹部硬是攔住這位戰士，把菜刀奪了下來，在場的戰士們無不憋屈得流淚。
國軍戰俘除了病號可以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戰犯卻全部吃小灶，食得很好，而且不用勞動，上村等人整天整日地在胡同內的三角形地壩上打網球。上村的妻子也在中國大陸。中共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以方便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三年以內，上村一家接連添了兩個孩子。
國軍戰俘邱行湘也同日本戰犯關在一起，雖然在兩次國共合作中國民黨都吃了大虧，邱行湘卻夢想獄中再來一次國共合作抗日，他好繼續抗日，修理一下日本人，現實卻讓邱行湘困惑，他問上村：“你身為囚犯，哪有條件養活你的妻子兒女？”上村笑道：“中國共產黨對我們日本人不錯。中國實行供給製，多生小孩有好處。我生一個孩子，中國政府就多給我一個人的供給。養家活口不靠我嗬！””
中國政府和官媒對優待日本戰犯是承認的、也大肆宣揚其“人道主義”的（內容取自《撫順戰犯改造紀實》，相關、相似的內容在搜狐、新浪、新華社、中新網、央視網等平台都可搜到）：
為了讓戰犯們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和改造條件，中國政府在戰爭、自然災害不斷的艱難時期，投資近400億元（舊幣，折現在人民幣400萬元），維修監舍、購置鍋爐把以前用於取暖改取為暖氣，將原來的玻璃窗加大以保證監舍的進光量；讓戰犯洗上熱水澡，有音樂和娛樂的場所。管理所內浴室、理發室、醫務室、露天舞台等應有盡有，保證了戰犯的日常學習、治療不出門，生活無憂。
而以前日本軍人統治的撫順典獄，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吃的豬狗食，鋪的破草席，患病無人治，死了喂狗吃”。經過改造的戰犯管理所，更像是一所學校，是一座靈魂的改造工廠。
吃飯是一個令戰犯和管教記憶都很深刻的話題。
當了40年管教的退伍幹部劉家常回憶說，當個時候日本戰犯夥食參照解放軍供給標準，按將官、校官、尉官以下分大、中、小三種夥，共管教幹部吃的遠不如戰犯，但大多數執行黨的政策卻是毫不含糊。
戰犯們吃不慣東北的高粱米飯，要米換大米；第二天，管理所就將大米飯端來了；然後，這些戰犯們還沒有滿足：要求吃麵條和魚罐……這些明顯過分的要求居然也被同意了。
戰犯管理所的炊事員並不懂怎麽做這種“魚罐”，幾名戰犯就被請去谘詢魚罐的做法，經過幾次實驗，戰犯們居然在監獄吃到了家鄉的美食。
崔仁傑說：“這是周總理的命令，要尊重日本的民族飲食習慣。那時候，這親自動手少由中國人的日本戰犯吃的是當時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我們是看管他們的人，待遇也如他們：麵包、雞蛋、牛奶以及日本的甜不辣、四喜飯，戰犯都能吃到。”
日本戰犯綏賀好男子告訴本報記者：“我在蘇聯的時候隻有53公斤的樣子，體質不好；到了撫順戰犯管理所後，不到半年，體重就漲到了63公斤，體質也強壯多了。”
這位80多歲的老人說道：“我的身體要歸功於飲食、生活得到改善，使我很快恢複了體力。”
當然，不僅撫順，全中國各地的日本戰犯都受到類似優待。如在山西俘虜的殘留日軍，犯下殺人、強奸、焚毀中國人家園等罪行，卻判處不超過10年徒刑，同樣在監獄優待，並相繼釋放。得到類似優待的日本戰犯，全國有至少數千人，以及更多（起碼數萬人）未經審判和處罰而直接釋放回國或加入八路軍的日本軍官和士兵。
這樣的優待，被冠以“人道”、“以德報怨”、“中日友好”之類冠冕堂皇的名義。可這些優待，是對遭受日本侵略者殺害的中國人民的極大不公，其優待的糧食和物質來源，也來自於中國人民勞動的血汗。
而另一個反映更加廣泛的外國人特權、中國人反而是低等公民的，是毛時代的“友誼商店”及類似的機構。毛時代一直到鄧小平時期，中國各大城市、對外窗口城市，有若幹“友誼商店”、“友誼賓館”及類似性質的機構。這些機構的共同特點，是隻接待外國人或海外華人華僑等境外“貴賓”，有時中共黨內權貴也可進入，但中國普通老百姓，包括毛時代被捧得很高的工人、農民、軍人，除非得到特殊許可（極少情況），均不得入內。如廣州友誼商店門口就掛著“本店接待外賓，無關人員勿進”的標示牌。甚至，外國友人帶中國親戚來“友誼商店”，外國友人可以進，中國親戚卻不行：
“商店的人卻出來幹涉了，“非外交及華僑不予接待。”換句話說，除歸僑外，中國人勿入。堂姐愣住了，半晌才醒悟過來，忙解釋道，“她是我的妹妹，陪我來的。”
“不行。”
堂姐又說了，“她不買東西，是我買。我要給她送點小禮物，請她親自挑選……”
“不行。”
我的堂姐不禁火了。質問道，“這麽大的雨，你不讓她進去，我忍心讓自己的妹妹在外麵淋雨，自己卻進去買東西？這是哪家規矩？”商店的人這次竟然口不答，表示已無討論餘地。
這下，不光堂姐惱火，我也火了。我火的是這種做法無異於在外國人麵前剝光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丟盡中國人的臉。
“這規定到底是怎麽回事？”堂姐的目光似乎在對我詢問，我不禁尷尬地一下臉紅到脖根。
不幸這種“小事”層出不窮。另一次，我們外出訪友，半道上忽然忘記帶照相機，為了按時赴約，我們先抵目的地，然後讓車子把堂姐的女兒和我的女兒一起載返賓館，去取相機。兩個年紀相仿的小女孩親親熱熱，手挽著手奔向賓館。雖然兩個小孩都沒有證件，外籍女孩毫無障礙地通過了傳達室，而我的女兒卻給喝住啦，“哪來的？不準進去。”我的外甥女用生硬的中國話說，“她是我的親戚。”然而，不中用，還是斬釘截鐵地一句話：
“她不準進去，你可以。”我的外甥女氣不過，拉著我的女兒悻悻離開了這比衙門還要嚴肅的賓館！
中共經常宣傳民國時外國在中國的租界、殖民地，掛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事實上並無這樣的標牌，雖然租界和殖民地對華人種族歧視確實存在），以此批判殖民者的壓迫、民國的“軟弱無能”，並誇耀是中共打敗國民黨反動派、收回租界（雖事實上是國民政府收回租界），讓中國人民不受歧視而揚眉吐氣。但中共建政後，全國各地的“友誼商店”及類似之招待外賓，或起碼外賓優先的各種場合，恰恰是將外國人當成“人上人”，中國人尤其平民百姓則被當成賤民、下等人、“不可接觸者”。這就是赤裸裸的歧視，隻是這種歧視是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共統治集團所為，披上了“國際友誼”、“出口創匯”之類的外衣。
這種對外賓優待，改革開放之後仍然得到保留。尤其改革開放前期（1980-1990年代），來自美歐、日本、港台的各種人士在中國都得到“超國民待遇”。而2000年代及之後，外國人特權有明顯減少、淡化，但外國人的訴求、投訴，往往仍比國人得到優先考慮和照顧。如武漢警察全城幫日本人找自行車、上海醫護疫情期間為美國病人泌尿疾病開綠色通道、外國留學生住單間有空調而中國學生幾人擠一間房隻有風扇……各種案例和狀況，都反映了這樣的現實。
毛時代的中共，還強烈鼓吹階級鬥爭、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無論對封建君主帝王還是資本主義美國統治階層，都大加鞭撻。但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北京、1973年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訪問上海，都得到中共隆重接待。在北京，中共中國總理周恩來組織數十萬群眾到長城等尼克鬆準備遊覽處掃雪，以及其他諸多耗費人力物力的招待活動。在上海，動員許多人和資源為西哈努克準備了山珍海味，以及外人想象不到的複雜周密籌備（摘自鳳凰網，中國日報、央廣網等亦有相關信息）：
“來上海之前，西哈努克親王在南京夫子廟逛過，在那裏吃過一頓飯，嚐了十二道點心。南市區飲食公司聽說此事後，一定要讓親王吃十四道點心，體現上海城隍廟的水平。一聲令下，豫園內的各路精英匯聚一堂，整出一套別具風味的點心，共有十四道:一葉小粽子、桂花拉糕、三絲眉毛酥、鴿蛋圓子、酒釀小圓子等。
這一政治任務下達後，公司革委會連夜調檔案，查三代，蘇幫點心泰鬥陸苟度和周金華、謝熾川等一批“苗紅根正”的高徒被選派操作。肖建平家庭成分好，也被入選。據他回憶，為了確保質量，做點心的芝麻要一粒一粒揀，糯米要一粒一粒撿，瓜仁大小、薄厚要一致。操作現場還有荷槍實彈的民兵“恭候”。西哈努克親王夫婦在豫園內的綺藻堂品嚐美點，服務員提著竹籃把點心從桂花廳送到豫園門口，再有人接應到廳堂，最後服務員送上桌，旁邊始終有人監控。
肖建平說:“城隍廟為此封了三天三夜，九曲橋邊一片寂靜。”
為了讓西哈努克親王吃到地道的雞鴨血湯，要求一碗血湯中的雞卵達到“三同”標準，即直徑相同、色澤相同、形狀相同，這下苦了廚師，他們隻得三下南翔，殺了108隻雞才找到如此高標準的雞卵。誰料西哈努克親王推遲了來豫園的日期，第二天再殺108隻雞。誰想到這天親王心血來潮，跟莫尼克公主打網球停不下手，燒好的雞鴨血湯隻得倒掉。第三天2月19日，親王總算大駕光臨，對十四道美點大加讚賞，尤其是雞鴨血湯，吃了一碗不過癮，又來了一碗。”
無論尼克鬆還是西哈努克及其他外賓，來到中國不僅得到隆重接待、靡費甚巨，中共還讓勞動人民、平民百姓為這樣的外國帝王、政要、權貴無微不至的服務，做仆役式工作。這實在與其宣傳的東西完全背離。
優待日本戰犯、友誼商店隻許外賓入內、尼克鬆和西哈努克來訪招待，這三件事都無一例外的、非常鮮明的證明了，中共1949年奪權、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本質，不僅是中共殘酷壓迫人民、中共權貴強取豪奪，還優待外國人/“洋鬼子”，與其公開宣傳的反帝反封建、反抗外國殖民、讓中國人免於受外國人欺淩，完全背道而馳。中共也恰恰充當了其公開批判的“二鬼子”、“外國代理人”、“殖民者打手”的角色。當然，以上例子隻是中共優待外國人甚至賦予其特權、虐待本國同胞的冰山一角、較有代表性的案例，實則遠比這些更廣泛和普遍。還有如阿爾巴尼亞外交官撞死中國工人，中國外交機構反而安撫外交官等事件，也都反映了同樣的“洋人命貴、國人命賤”的事實。
同一時期，毛澤東時代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生活在無權利、無尊嚴、物質極度貧乏的狀態。許多中國人在饑寒交迫中非正常死亡，勉強活著的人們也都在溫飽中掙紮，更沒有享受和娛樂。農民幾乎赤貧，而即便屬於中國階級和生活水平前20%的幹部、解放軍、工人，除極少數高幹外也都是貧困的、權利尊嚴缺失的、生活捉襟見肘的，與同時期大多數國家（不僅歐美日，還有和亞非拉比較）國民權利和物質精神生活都差太多的。除了少數特權者，當時中國大多數國民都是實實在在嚴重缺失權利和尊嚴、沒有自主性、任統治者剝削、欺淩、宰割的“賤民”。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優待外國人、苛待治下國民、民族同胞，且往往以犧牲與克扣本國人民的權利、尊嚴、物質，來換取對外國人的優待，更加顯示中共的醜惡、不平等不正義、對人民的殘酷。
中共之所以如此，是由於其奴役本國民眾沒有代價而能獲得利益，得罪外國人卻會麵對各種風險和壓力、難以控製外國人的維權和報複，而討好外國人卻非常有利於其統治，所以不惜出賣同胞利益和尊嚴，也要滿足外國人各種訴求、安撫外人。中共也從不真正在乎國家、民族、同胞，中共統治集團與人民是割裂與對立的，是沒有民族情感、沒有做為國民服務者的責任感的。它就像“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滿清政權、滿洲貴族和漢族仆從官僚一樣，和外國合夥壓榨欺淩中國百姓。它越強大，牢籠越牢固，民族更沉淪和悲慘、人民更無法反抗而受更重奴役，而絕不是它聲稱的“越強大越不受欺負”。
國家本應是全體國民的國家，國家利益根本上是這個國家人民的利益的集合。中共一方麵大談獨立自主、反抗帝國主義，一方麵卻以犧牲本國國民利益來優待外國人，顯著的表現了，中共政權及其統治的國家立場、政策、利益，與中國人民權利與利益、中國國家民族真正的利益，都是背道而馳的。這貫穿1949年後中共統治中國的全過程，而毛澤東時代的表現最為鮮明，人民從中受害最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