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空降兵“，就是那些因恐懼中共偽政權用各種手法逼迫，而不得不跳樓自殺的資本家。
最一開始是投黃浦江，後來政府說是”畏罪潛逃香港“，連累家屬，不得不以跳樓代替。可見中共偽政權搶掠民族企業家之慘烈！
由於當時選擇跳樓自殺的商人太多，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稱為“空降部隊”。上海僅僅在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短短兩個月中，自殺的商人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不少人選擇夫妻一同自盡，甚或全家同死。
1952年2月8日晚，民生輪船公司創始人、有“中國船王”之稱的盧作孚服用安眠藥自殺。
他在抗戰中憑借一己之力，在日軍的炮火下，他把中國最重要的工業企業設備經三峽搶運到四川大後方。這些企業構成了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為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史稱“宜昌大撤退”，亦稱為“中國的敦刻爾克”。
在他自殺前，軍代表已經入駐民生公司，總經理被扣押，籌備中的海員工會事實上接管了公司，開始撤換人事部門經理和幹部。大量的公司高管、老職工被掃地出門，盧作孚的得力幹將之一、民生機器廠廠長陶建中，也在鎮反中被公開槍決。
在自殺前的兩天，盧作孚在公司資方代理人學習小組會上做檢討，聲淚俱下——即便他是最早一批提出公私合營申請的資本家。
盧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對拉攏賄賂官員、貪汙舞弊的行為一向深惡痛絕。但最終有人揭發他，說他用私人工資收入招待同事，意圖“腐蝕幹部”。不堪重負的盧作孚終於選擇一死了之。
1950年6月，當時的政協會議上，麵對資本家們關於公私合營的憂慮，領導安慰說，國有化“還在很遠的將來”。但到了1955年10月，在召集工商業人士的講話中，領袖明確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原料、市場、融資渠道都必須為國家控製。當時有一句很形象的話：三麵架機槍，隻準走一方。
步盧作孚後塵的大有人在。哈爾濱“同記”公司老板武百祥，隻讀過5年私塾，沒什麽文化，完全靠自己吃苦耐勞白手起家。他生活特別簡樸，每日步行上班，不納妾不嫖娼，在同記推行股份製，給員工分紅，並修建職工醫院、浴池、運動場等福利設施。還家鄉開辦學校。1955年同記被改為公私合營，有心結的武百祥在大鳴大放時提出公私合營定息太低，結果被打為右派，文革遭殘酷批鬥，在八十多歲的時候自縊身亡。
1949年前中國最大的百貨企業，上海永安公司的總經理郭琳爽，曾經是上海首富。抗戰時帶頭抵製日貨，還曾經組服務團救護難民，捐獻物資。1956年永安公司公私合營，1966年徹底變為公有。郭琳爽遠走香港，後被軟硬兼施召回，70歲被連番批鬥。他珍藏的文物被抄，為了自保，隻能在家門貼上標語——“願將家私全部獻出”，後還是被關入牛棚，1974年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上海另一個著名的資本家冼冠生——就是如今食品業翹楚的冠生園的創辦者。原本是一個地攤小販，摸爬滾打幾十年才使得冠生園成為全國知名品牌。三反運動開始後，公司正常經營受到極大影響，入不敷出，負債累累，已經無法發放員工工資。1952年4月，冼冠生被工人從家中揪出逼其發放工資，禁閉在辦公室兩天後，由遭遇稅務局上門催款，經受不住刺激，於4月21日從冠生園大樓上跳下，斃命於南京路上。
由於當時選擇跳樓自殺的資本家太多，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稱為“空降部隊”。上海僅僅在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短短兩個月中，自殺的資本家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不少人選擇夫妻一同自盡，甚或全家同死。
上層在1956年底曾說：“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
明白這句話，也許就能看懂商人的生與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