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四中讀書時所認識的高幹子弟
我是於1960年從西城區一所普通小學考入北京四中的。初入四中感到有許多新鮮之處,比如班上有三個同學的爸爸是將軍,而在小學時同班同學的家長中連個當科長的都沒有。
這幾個同學能告訴一些我聞所未聞的事,以前我不知道吉姆車和吉斯車,他們告訴我如何識別和哪級高幹可以坐這樣的車。
這三個高幹子弟之中有一人叫梁凱民,他的爸爸是梁必業中將。初一時我們班曾開過一次班會專門批評梁凱民。現在努力回想他犯了什麽大錯嗎?想不起來。他是有點散漫,有時對老師有些頂撞,這些都不是大事,但在大部分同學都對老師畢恭畢敬的年代他就顯得另類了。當然這些不足以構成開一次批他的班會的理由。導火索是他與同學聊天時大罵赫魯曉夫是大流氓,而這位多嘴的同學向班主任告了密。當時中蘇分歧尚未公開,按當時的慣例罵赫魯曉夫就是反蘇就是反革命。一兩年後我們才理解他提前得到高層動態,知道中蘇關係已經惡化了。開班會時他是有口難辯,無法說出原委,隻好自認倒黴。
61年暑假快結束時梁凱民突然騎車來我家,因為第二天他要補考俄語,希望我能幫他複習一下。我隨他來到一座離中南海不遠的四合院。在他的房間裏高懸著一張大字報大小的表格,上麵寫著五個孩子的姓名和各科成績,看得出他們的父母很重視他們的教育。我瀏覽了一下這個表格,很明顯五人中以梁凱民的成績最差。我幫他複習期間他的爸爸梁必業中將曾過來與我們打招呼,從沒麵對過這麽大的官,我顯得很拘束。那天梁凱民工作得很認真,但臨時抱佛腳沒能起作用,他的俄語補考失敗了,成為我們班近五十多人中唯一的蹲班生。
梁凱民蹲班後與我是同校不同級,之後他不曾再留級,我上高三時他仍在四中讀高二。為了寫這篇文章我上網查了一下,得知他不幸因癌症先於其父離世,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
我們班的陳崇北的爸爸是陳其涵上將,時任最高軍事法院院長。陳崇北學習好並平易近人,是老師和同學公認的好學生。我們初二的班主任是一位剛出校門的女教師,可能很想接觸高級幹部,於是找借口對陳崇北進行了家訪。陳崇北的父母很熱情地接待了她,全家陪她共進了晚餐。可我們的班主任飯後依然滔滔不絕,遲遲不離。我們私下都認為她此事做得不得體。
我在四中時每學期考試後,總務處在每班挑幾個學生幫他們將各科成績抄在一張學籍卡片上。學籍卡片上記載著每個同學的家庭情況,就這樣我們知道了陳崇北的爸爸的工資是440元,它的母親(一個工廠的黨委書記)的工資是220元.兩人工資加起來是660元,對我們平民百姓來說絕對是超高工資。那個年代人們絲毫沒有仇富思想,同學都覺得對於出生入死幹革命的人,享受這個待遇,完全應該。
陳崇北曾送給我和另一同學兩張話劇票,使我倆能有機會在民族宮劇場欣賞了南京部隊文工團的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這是我出國前看到的最好的話劇。63年陳崇北在升高中的統考中以幾分之差未能升入四中,錄取他的是八中,那也是一所在北京名列前茅的中學。
63年的夏天,即我們從初中升高中的那個暑假,我被選入市射擊集訓隊為全國青年射擊通訊賽備戰。與我一起被選上的還有我四中同年級鄰班的兩位同學,一個是粟裕的兒子粟寒生,另一個是姬鵬飛的兒子姬軍。我們同睡在一張通鋪上,享受著運動員的夥食待遇,訓練之餘我們一起打牌,日子過得很瀟灑。八月中的某天,他倆接到高中錄取通知書,不幸的是他們都沒能被四中錄取。我明顯感到他倆的失落,記得粟寒生還為此潸然淚下。
63年9月我升入四中高一,在新的班上有了更多的高幹子弟,有薄一波的大兒子薄熙永,孔原(時任中共調查部長)的大兒子孔丹,五個同學的爸爸是將軍,其中包括帶領部隊擊斃日本名將之花的陳正湘將軍。那年的錄取分數線是260.5，所有人在分數麵前一律平等，差一分也不行，不論家長的官有多大。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初中時與孔丹同班,沒能達到260.5，未能如願留在四中,因而去八中。走後門僅有一例，某人的爸爸是將軍，初中是四中的，他考了256分，隻得離開四中。過了幾個月靠西城區教育局長（其母的老戰友）轉學回來。
孔丹是在四中讀的初中,並獲得銀質獎章而被保送升高中。當時四中的初中有六個班,近300學生。在這些學生中隻有兩人榮獲金質獎章,四人榮獲銀質獎章。當時教育局有嚴格規定,必須在初中六個學期中主課全部是五分,副科為四分的不可超過兩三門的學生才能與獎章有緣,而且是隻問成績,不論出身。可以肯定地說孔丹的銀質獎章是完全憑自己的實力獲得的,與他爸爸是不是高幹沒有任何關係。
孔丹的文筆出眾,高中作文課上老師常把他的文章作為範文讀給大家。至今我還能複述出他一篇範文中的精彩段落。孔丹的一篇文章曾被登在當時全國發行的”中學生”雜誌上,那篇寫得短而精練,讀後叫人有少一句則不足多一句則有餘的感覺。因學習成績優秀和組織能力極強,在高中三年中孔丹一直擔任我們班的團支部書記。64年十一前學校要求每班排演一個舞蹈節目,這可難壞了眾人,我們班裏隻有笨手笨腳的禿小子。孔丹利用自己幾次觀看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記憶,愣是排出一個讓全校刮目相看的歌頌長征的舞蹈。其實這是一件很小的事,令我欣賞的正是他不拒絕小事,認任真真地去辦好每件小事。
當時的校領導把孔丹樹為全校典型,並把他發展成全校第一個學生黨員。離開四中已有六十年了,可以肯定現在我與孔丹在政見上已經相差甚遠。即管如此,我必須承認.在我在四中上學的六年中,一個學生能讓全校師生都認識,都佩服,孔丹是僅有的一人。
我印象中的薄熙永常微笑著。記得他說過報紙和雜誌上總說革命者被捕後如何堅強,可據他爸爸的朋友說,那時被捕後叛變的是多數...。愛和他聊天,因為我們可以聽到在報刊上讀不到或與之截然相反的東西。他不是那種深藏不露的人。文革中在其父薄一波倒台,其母自殺後一次與我們三兩個出身不好的同學閑聊中，他說謝富治趁文革搞投機,早晚要被揭穿。當時正是謝富治大紅大紫之日,說這些話是要冒風險的,尤其是作為黑幫子女的他,是罪加一等的。另外,當時盛行揭發,他本應將這些話藏在心裏,看得出他信任我們,確信我們中不會有告密者。
最後談談高幹子弟的缺點。我發現文革中絕大部分高幹子弟發自內心地接受老毛對17年教育戰線是修了爛了的極左分析,他們比我們更深地卷入極左思潮。他們批判校領導歧視壓製打擊紅五類出身的同學,這完全是違背事實。文革害了他們，使他們變得不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