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13）
七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實行一條漢奸賣國路線，卻沒有在黨內、軍隊內引起激烈的反對，這種現象說明在中共長期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教育下，有相當數量的中共黨員和軍隊指戰員已經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階級利益高於一切”的觀念。這也印證了我前麵說的共產主義理論對人心有很強的蠱惑力的看法。共產主義理論雖然謬誤百出，且常常是強詞奪理、武斷片麵，但它有一個完整的體係，涉及哲學、曆史、政治經濟學等諸多方麵。而且，它在各個具體問題上都有一套理論，而每一個理論背後又都會有好幾個相關的理論來做根據；它們互為援引，形成一張嚴密的羅網，如中國古代的戰陣，攻其一點則首尾皆應。還有，這個主義總是裝著一副正義的麵孔，占據著道德的製高點，並以宇宙真理掌握者自居，讓人望而生畏。因此，要識破它不容易，批判它難度更大。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自誕生後，在最初的一百多年中如瘟疫一般擴散，速度迅猛而製止它總感無力的原因。而已經中其毒的人，即使有的也曾覺察到有地方不對頭，但已很難徹底醒悟，改過自新。
那麽，在馬列主義的理論中，與“階級利益高於一切”觀念有密切關係的、或者說是對這個觀念起支持作用的理論，又有哪些呢？我以為主要的有三個：第一個是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這裏指的主要是這個理論的核心——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即所謂地主、資本家剝削農民、工人的理論。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就建立在這個理論之上。第二個是關於共產主義的理論。他們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在經曆了原始共產主義、奴隸製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以後，今後必然的道路就是共產主義。他們向人們描繪了一幅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妙圖景，說這是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也沒有戰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因而人人可以過著自由、富足、幸福生活的社會。這樣的美妙社會吸引人們為之奮鬥，甚至甘願獻出自己的生命。第三個便是“工人沒有祖國”的理論。而這個理論又是從“國家是階級鬥爭產物”的理論所派生的。這三種理論，第一種令共產黨人深信他們所從事的事業，是天底下最崇高的事業。第二種則是所有共產革命者——或真的相信，或隻是口頭上相信——他們為之奮鬥的最終目標。第三種則可以使一些思想偏激的 “革命者” 為了所謂的“無產階級利益”和“共產事業”，而拋棄傳統的國家觀和愛國情操，去做損害國家利益的事情。
上述三種理論的第一種、即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理論和第二種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論，很多人已經批判過並揭穿其虛妄，現在連共產黨自己也不提了。惟關於“工人沒有祖國”的理論，批判的人還不多。而如潘漢年者，我認為就是服膺這三種理論，尤其是第三種理論的一個典型。因此有必要對這個理論仔細地剖析一番。
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工人沒有祖國”的觀念，在一般人的思想中原是很難接受的。依照一般人的觀念，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祖國，如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身父母一樣，這種關係是先天存在、無可否認也無法選擇的。不管你愛不愛你的祖國，也不管你的祖國在地球的哪一個角落，它是貧瘠之鄉還是膏胰之地，你既出生在這個國家，它就是你的祖國，怎麽可能會有人沒有祖國呢？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明白無誤地說：“工人沒有祖國”。那麽他們的理由是什麽呢？《共產黨宣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要取消祖國，取消民族 。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領導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將共產主義稱為“幽靈”，這段出自《共產黨宣言》的話讓人看了也會如見了“幽靈”一樣，感覺十分邪惡和不祥。在這段曲折晦澀的話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向世人表達了以下兩個觀點：
第一，國家是階級鬥爭的產物。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國家”這個貌似中立的東西，其實是帶有階級性的。它是統治階級利用來作為方便剝削、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因此“國家”實際上並非為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所共有，而隻屬於統治階級。由於工人階級不是統治階級，所以工人沒有祖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麵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麵。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麵，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麵上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由於國家是從控製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於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32-203。）
第二，因為國家不屬於工人階級，所以工人階級即使做了損害、出賣國家利益的事情，他們也無需自責，更不需承擔賣國的罪責。如果有人要責備他們，那就是如同“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一樣，荒謬和徒勞！
馬克思、恩格斯的這兩點理由，其實關鍵隻有一點，即國家是否是階級鬥爭的產物？這就需要我們對國家和階級的起源問題，以及國家是否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問題，作一番討論。
從曆史看，人類社會發展到形成“國家”這樣的組織形式，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沒有“國家”以前，人類社會基本上都經曆了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聯盟等組織形式發展的過程。那時候的社會具體是怎樣的一種情形，由於年代太過久遠，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確切知道了。對於西方社會，美國曆史學家、人類學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通過對美洲印第安人和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的研究，在《古代社會》一書裏對人類初民的社會組織、婚姻家庭關係和財產繼承的變化等等，做了一些描述和分析。但是，也許是缺乏可信的曆史文字記載，我沒有看到該書對有關國家起源的論述和證據。馬克思、恩格斯對國家、階級起源的觀念形成，受摩爾根的影響很大。而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我同樣沒有看到有關國家起源的直接證據，有的隻是一種理論上的推想。在我們中國，司馬遷的《史記·西南夷列傳》對西漢時期中國西南地區人類活動的狀況有十分粗略的記載。而這，大概也是中國唯一的、對最接近原始時期社會狀態的記錄了，因而即使粗略，也十分珍貴，對於我們理解黃帝時代，即中華民族有曆史記載的、最早年代的中原地區的社會狀況，或許會有所啟發。至於國家起源的直接證據，則保存在《尚書》之中。
據《史記·西南夷列傳》：當時的“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裏。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以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從這個記載中，我們知道了在漢武帝以前這個時候，中國西南地區這塊廣袤數千裏的土地上，還散居著數以百十計的族群、部落或小的部落聯盟。這些部落的文明發展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已有“君長”，即部落首領或部落聯盟首領，有的還沒有；有的已定居，並有農業，有的還居無定所，處在遊牧狩獵狀態。很明顯，這個地區比起中原地區來，社會發展的程度要落後好多年；而且這些不同的部落、族群，相互之間的文明程度也相差很大。為什麽會這樣呢？有一個明顯的原因，就是那裏的地理環境太過惡劣，到處是叢山峻嶺，急流怒江，交通不便，舟楫難通，各部落、族群幾乎都生活在一個各自封閉的小天地中，以致文化交流困難，文明發展的腳步便停滯不前了。老子說“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我以為正可用來形容這種狀況。晉陶淵明作《桃花源記》，描寫一群因避秦之亂進入深山的人，因為與世隔絕，以致數百年後在外人眼中，他們“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而這也可用來解釋西南地區與中原地區文化差別的原因。
從今天我們仍能獲知的情況，這些“蠻夷”分屬不同的民族，崇拜不同的圖騰，如虎、蛇、斑鳩等，一如黃帝時代的中原。黃帝就出身於以熊為圖騰的有熊氏。有不少人至今仍說這些動物就是他們的祖先。還有，有很多民族根據他們曆代相傳的傳說，說他們的祖先是在蚩尤時遷徙到西南地區的。如果這些說法屬實，則這說明了當時蚩尤與黃帝作戰，雙方都有許多部落或族群被卷入；也說明了這些部落中至少有一部分原來也是生活在中原地區的。所以，從漢代西南夷的情況我們也可以大概地推想出黃帝時代中原的一些情況。我們不妨可將漢代的西南夷地區，看作是黃帝時代的中原地區留下的一個封存久遠的活標本。
那末，我們中華民族又是怎樣從黃帝時期那種大小族群、部落林立、文明程度參差不一的狀況，逐步進化到建立起國家的呢？根據中國最古老的一部書藉《尚書》的記載，我們能大概地知道一些中國遠古時期“國家”開始出現時的情況。
堯是傳說中中國遠古時期最傑出的首領、“三皇五帝”之“五帝”中的第四帝，其生存年代大約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尚書·堯典》記載了他的一些事跡。堯作為華族的首領，他做了些什麽事呢？從《堯典》看，他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分派官員去東南西北方向最邊遠處觀察日出日落的時間，從而製定曆法，分四季，別冬夏，讓百姓能夠依時耕作，不誤農桑；根據氣候變化變換居處衣著，以保身體健康。第二件，選派官員。那時天下發生了大洪水，堯任命鯀負責治水。鯀治水九年沒有成功，由代行堯天子之職的舜把鯀殺了。有人舉薦了堯的兒子丹朱可以做官。堯沒有同意，說丹朱說話不算數，又不肯虛心傾聽別人意見，這樣的人不能當官。第三件，也是《堯典》中最有意思的一件，是堯選擇接班人的記載。堯執政多年，老了，他想選一個接班人。他先從四方諸侯中挑選。但四方諸侯都謙說自己德行鄙薄，不配升任帝位。（這裏要說明一下，後世稱堯為帝，是對堯的尊稱，其實他也就是個部落聯盟盟主而已，與秦始皇開始的“帝”，天下大權集於一人的意義有所不同。）有人舉薦舜。舜當時隻是一個地位鄙微且又窮困的人，但他孝順德行的美名遠揚。堯也聽說過。於是堯初步同意了。為了怕選錯人，堯將二個女兒嫁給舜，讓她們近距離觀察舜究竟是不是如大家傳說的那樣好。他又讓舜幫助他處理政務以觀察舜的辦事能力。最後，堯對舜十分滿意，就將帝位禪讓給了舜。
舜接位後做了些什麽呢？據《尚書·舜典》，他接位後巡視四方，禮祭山川，以求國泰民安；製定了禮節；進一步精確曆法，統一度、量、衡，製定音律；將天下分為十二州，任命州長（君長）以管理天下人民。他設置司空一職，任命禹治理水土；讓棄擔任後稷一職，舜對棄說：人民都在饑餓中，你去主持農業，教導人民種植五穀；讓契做司徒，說現在百姓不親，父母子女不睦，你去負責教化人民之事吧；因為有外族入侵，內部又有搶劫殺人的人，舜讓皋陶做監獄之長的“士”，掌刑法，根據罪行的嚴重程度不同給予不同的懲罰，以教訓人民遵循正道，不做奸邪壞事；任命垂管理百工；任命益為“虞”，管理山林的生態環境；任命伯夷為祭祀官；任命夔主持音樂，以調和人民的情誌；任命龍為諫官，以及時反映民意。舜對天下百官三年考察一次政績，賢明的提拔，昏庸的罷黜。舜協助堯執政二十八年，堯死後又執政三十九年。最後死於南巡途中的蒼梧。
舜死後由禹繼承。禹因治水有功，史稱大禹。據《尚書·大禹謨》，舜在做了三十三年首領以後，因年老欲傳位於禹。禹推辭說自己德行不夠，向舜舉薦皋陶。但舜主意已定，說隻有你合適。舜先讓禹幫他處理政務。經過若幹年，最後禹接受了舜的禪讓。禹在位時，總是教導百官不要懈怠政事，君臣要各盡其職，要做好民生之事。還在舜在位時，禹輔政，因為苗民不服中央的領導，禹帶領諸侯去討伐，打了三十天不能平定。大臣伯益向禹進言，說隻要德行能感動人，再遠的地方也會來歸。於是禹大施文教。過了七十天，苗民就自動來歸了。據《史記》，禹死前禪位於伯益。但四方諸侯屬意禹的兒子啟，於是伯益又將帝位禪讓給啟。自啟以後，不再行禪讓，而是以父傳子或兄傳弟的方式繼承。
當然，對這段曆史也有不同的記載。《竹書紀年·五帝紀》說：“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流放）堯於平陽。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韓非之·說疑》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這是對堯、舜、禹“禪讓”之說的另一種說法。上述兩種說法哪一種比較符合史實，這是應由曆史學家們去解決的問題。本文關注的是《尚書》記載中關於國家初創時期的情形。而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不同的史料可以證明它也是有問題的。
從《尚書》中我們了解到：第一，中華民族基本上是到了堯、舜、禹時代才初具國家形態的。我想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堯、舜、禹三代首領才成了中華民族萬代敬仰的、奠定國家基礎的偉大祖先。
第二，當時正是“國家”最初創建時期，政府機構從無到有。而所有政府部門的設置，其初衷都是為了民生，為了讓人民有一個平安的、有秩序的社會生活環境，並非是為了壓迫和剝削人民。這其中或許會引起人們爭議的是舜讓皋陶做監獄之長的“士”這件事。也許，按照那些滿腦子階級鬥爭觀念的人看來，這就是統治階級設置國家機器來鎮壓、迫害被統治階級的鐵證，證明恩格斯的話沒有錯。但是，對這些人我想要問一句：你們能否證明這些入侵的外族人和搶劫殺人的人都是“被統治階級”的人？他們侵略別的族群，或偷盜搶劫殺人，難道就是你們所謂的“階級鬥爭”？而處罰這些侵略者、偷盜搶劫殺人犯就是“階級壓迫”？我想不能吧！其實，外族入侵，內部有偷盜殺人的人，這些事自有人類以來就有。驅使他們去侵略別的族群，去偷盜搶劫殺人的，都無非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生存本能。而為了滿足這種本能去侵略別的族群，盜竊搶劫別“人”東西的行為，不但人類有，動物界也有。否則，“雀巢鳩占”、“叢林法則”這句話從何而來呢？中國有句俗話叫“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孔子說，“食色性也！”都在說明這一點：即所有這些搶劫殺人、偷盜行為，都是出於人的天性，或我們俗稱的本能。確切地說是出於人的動物性。而一個人之所以會衣食不周，所以會起盜心，不一定是受了剝削、壓迫，也可能是因為懶惰或身有殘疾等原因。他們不想或無能力靠自己的勞動獲取食物和禦寒之物，但又不想餓死凍死，就隻能去偷盜。當然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強悍，可以靠奪取別人的勞動果實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這種情況即使在當今社會也並不少見。所以，對有些事，真不要處處以“階級鬥爭”去作解讀。舜任命皋陶去管偷盜這些事，其實隻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社會發展到舜的時代，人類對是和非、以及人類應有的道德，已經有了一定的辨別水平，覺得人類的有些行為不對，需要通過一定的懲罰措施來教育、引導全社會逐漸走上法製的文明社會，脫離仍然充斥動物本能的蒙昧狀態。
第三、堯不同意自己的兒子朱丹當官，卻從平民中選拔舜，再加以仔細的考察，最後將帝位傳給舜。舜也是因禹治水有功，認為他有治理天下的才能，才傳位給禹的。從這個政府首領選拔的過程，可見當時對這項工作的慎重，才德重要過血緣，選賢與能是社會價值觀的主要取向。
總之，從《尚書》對中華民族“國家”機構最初產生情況的記錄中，我們實在找不出如恩格斯說的，是因為階級鬥爭激烈，為了避免鬥爭雙方同歸於盡才不得不設立“國家”這樣的機構，以及“統治者”設立“國家”這樣的機構是為了方便他們剝削、壓迫被統治階級的任何一點事實根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