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說法，西進貴州途中部隊死人不過二十人，但在後來的“剿匪”部隊死傷人兩千,21個縣城失控。官方出文中透露出“意外”口吻。
關於1950年2月開始的貴州匪亂蜂起，官方的媒體曆來諱莫如深，寥寥數筆帶過。隻是從中共“正麵宣傳”部隊犧牲、殉職、捐軀故事報道中，知道“剿匪”的殘酷。近年逐漸開始有內幕公布，但僅限於學術性質討論。
中共中央黨校王海光洋洋灑灑兩萬五千字論文披露貴州1950年春天那場“剿匪”來龍去脈，本書一字不落轉載。
民變與“匪亂”：以中共接管貴州暨西南時的征糧為例
1950年初，中共新占領地區的許多農村和偏遠地區，普遍發生了規模不等的武裝暴動和反抗新政權的情況。當時輿論統稱之為“匪亂”，而將新政權的軍事打擊行動稱為“剿匪”。在“匪亂”嚴重的地區，叛亂者搶糧暴動，攻打基層政府，殺害政府工作人員和征糧隊員，對新政權威脅極大。西南地區因其地理的和曆史的原因，曾經是全國“匪亂”最為嚴重的地區，而貴州省又是西南“匪亂”最為嚴重的省份。
在大陸有關中共新接管地區剿匪的研究著述中，分析1950年新區農村“匪亂”突發的原因，多歸因於國民黨政權潛伏力量和地主封建勢力反對共產革命的階級對抗，卻多少忽略了共產黨接收新占領區之初，因為缺乏民眾基礎，各種新政策一時難以取得民眾支持，以及政策推行過程中過急過激所帶來的抵觸和反抗等複雜情況，因而有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的傾向。
需要注意的是，各地匪亂普遍發生的時間，是在1950年初。這時，國民黨的正規軍團在大陸範圍內，除沿海島嶼和極少數偏遠地區外，都已被消滅殆盡。各地政權易手過程一般都比較平穩，新政權的各項工作正在逐步展開；國際上，中蘇兩國剛剛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美國對華政策尚在搖擺之中，剛逃到台灣島上去的國民黨政權還驚魂未定，朝鮮戰爭也還未爆發。尤其是，考慮到自己在新占領區的民眾基礎嚴重不足，中共這時明確反對馬上在新區進行土地改革鬥爭。特別是像西南農村這樣民情複雜的地區，中共西南局為防止“可能促成封建勢力很快地團結起來，與我公開為敵”，連宣傳動員農民群眾的“反霸”口號
也主張暫時不提。[1]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籠統地用國民黨潛伏勢力的破壞活動和地主封建勢力的階級反抗來解釋當時各地“匪亂”發生的原因，顯然有些簡單化了。要了解當時各地新區“匪亂”，特別是西南地區“匪亂”何以會一哄而起，必須要回到當時的曆史環境中去，具體考察當時究竟有哪些情況刺激了這一現象的發生。本文擬以貴州及西南幾省“匪亂”發生的背景及其解決的情況略做分析說明。
一、貴州的接管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後，中共立即將籌謀已久的攻占西南的計劃付諸實施。11月1日，解放軍開始西南戰役，首先直插貴州，橫斷國民黨守軍西南防線。國民黨貴州守軍鬥誌全無。第二野戰軍先頭部隊在貴州中共地下黨的配合下，勢如破竹，隻進行了一些小規模戰鬥，僅14天就占領了貴州省會貴陽市。國民黨貴州軍政機構和軍隊退縮到黔西南一帶，陷入“戰無力、逃無地”的境地。
11月21日，劉伯承、鄧小平向西南地區國民黨軍政人員發出“四項忠告”[2]，號召他們接受人民解放軍“約法八章”，停止抵抗和破壞，投向光明，聽候改編，保護公共財產；並宣布了既往不咎、立功受獎的政策，從而進一步消除了西南地區，也包括貴州國民黨軍政人員對中共的疑懼。中共西南局這時關於在貴州新區工作策略的指示，要求全部接收國民黨軍政人員和職工，一個也不遣散，從省、地區到縣的各級政府，都要為非共產黨人士保留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職位，[3]也大大地減少了新政權接收貴州的種種阻力。
12月7日、10日，早已與解放軍暗通款曲的國民黨第八十九軍新任軍長張濤、國民黨第十九兵團副司令王伯勳、第四十九軍軍長王景淵、黔西北綏靖司令劉鶴鳴、黔西南綏靖司令譚本良等一批駐黔西南的國民黨將領，先後率部通電起義，黔西南地區和平轉入解放軍之手。一批國民黨的專員、縣長等舊政權頭麵人物主動向新政權投誠。雖有少數頑固分子企圖拉上地方保安武裝準備打遊擊，但眼看大勢已去，也先後都放棄了抵抗的打算。如國民黨甕安縣縣長，在解放軍到達前，曾拖著全縣地方武裝躲到鄉下準備打遊擊。當得知雲南國民黨省主席盧漢率部全體倒戈投共的消息後，徹底失望，立刻派人與新政權聯係投降事宜。[4]許多邊遠縣份紛紛來省城聯係，要求新政權派員去接管。國民黨基層政權的舊官吏們多半是把中共新政權當作一個過去曆史上改朝換代的客籍政權來看待，許多人加入“解放委員會”，轉而幫助解放軍辦糧辦差了。
中共貴州省委是以二野五兵團領導機關組建起來的，隨著軍事的勝利，開始從城市到農村全麵接管貴州。貴州省人民政府於12月26日宣告成立。由於中共在貴州的地下黨組織力量薄弱，受命接管貴州的幹部也隻有7000多人[5]，因此，接管工作剛一提上日程，幹部不敷分配的情況就突顯出來了。參加接管省會貴陽市的幹部，僅11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軍隊幹部，隨軍南下的地方幹部隻有七八人。[6]分配到地區和縣的接管幹部就更少了。一個縣的接管幹部，連同剛參加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少則十多人，多則亦不過五十多人。[7]縣委下派幹部，隻能派到區一級。在一時顧及不上的偏遠地區和廣大農村，則委用原舊政權人物和鄉保甲長臨時組成解放委員會、治安支前委員會等組織，暫時維持地方秩序。
在貴州省的接管步驟上，劃分為三類地區，即全麵接管地區、相機接管地區、暫不接管地區。全麵接管地區，主要是貴陽、遵義、安順及其周邊地區，以及川黔、湘黔公路沿線周圍的縣份。對交通不便的邊遠縣份和偏僻山區，暫不接管，責令當地舊政權人物臨時維持。其他為相機接管地區。中共貴州省委決定首批接管的縣是56個。但在解放軍聲威震懾下，包括那些暫不接管的偏遠縣份，也相繼主動歸降了新政權。1949年12月底，貴州全省79個縣（市）全部宣告易幟，其中16個縣是和平易幟的。[8]據中共貴州省委書記蘇振華在1950年2月6日的接管工作報告中稱：各地先後向新政權投誠起義的，有47名縣長，5萬名地方保安武裝。[9]
中共接管貴州的工作步驟，先集中力量於城市，再向農村逐步鋪開，進展相當順利。在接收過程中，采取了首先各按係統接收，暫時維持現狀（政權與武裝的接管除外），然後逐步改造的穩重方針；對舊人員采取“包下來”、“團結改造”、“量才錄用”的作法，從而縮短了新舊政權交替時的政治“真空”過程，“避免了破壞和紊亂，保證了接管的比較完整和順利”。據當時統計，貴州省、專、縣、區四級舊政府人員共8237人，留下來接受中共接管的有5520人，占原有人數67%.逃散的人員隻有33%.[10]
貴州的接管，是西南接管的一個縮影。整個西南戰役，前後不過57天就基本結束了，各地的政權接管工作也非常順利。此可見證於1950年1月18日劉伯承、鄧小平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報告明確講：“凡大軍通過之地區，大多數舊人員及保安武裝都與我們接頭，維持治安，籌辦糧草和自動組織解放委員會等維持會性質的機構，臨時維持秩序聽候接收。一般的對後方補給尚較穩定，未遭受較大的危害”[11].在解放者眼裏，西南民眾已然承認了新政權的合法地位。可以看出，外來的解放者與當地各界人士在初期的合作是良好的。
但是，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西南“匪亂”卻在1950年2月中旬以後大麵積地爆發起來。大批已經歸順新政權的地方政治精英又起而反對新政權，一些已經倒戈投誠的國民黨部隊又複叛為匪，表現也轉為頑強。這裏究竟有什麽問題呢？
二、糧食問題
1950年初，中共新政權的財政形勢十分嚴峻。由於軍政開支浩大，入不敷出，貨幣發行過猛，財政赤字嚴重，引起物價飛漲，通貨膨脹，投機資本猖獗，各大城市的糧食供應十分緊張，這勢必加劇對農村糧食的需求與征發。[12]因為當時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征收的公糧（農業稅），中央政府要在各大城市徹底打擊投機資本，穩定物價，統一全國財經，抑製通貨膨脹，必須要有足夠的糧食儲備。但是，老區農村糧食征收任務已經過重，華北老區因災情缺糧；一些沿江沿海地區又受災減產，糧食調運不出來。由於糧食求過於供，中央政府需要的糧食缺口很大。1950年1月4日到9日，上海糧價上漲了23%，存糧隻有8000萬～9000萬斤。1月下旬又比月初上漲80%.[13]中央政府因此估計春節前後更會有一次大的漲價風。為打擊投機資本、抑製漲價危機和應付糧荒，中財委下令緊急從各地調糧濟滬。中央負責財經工作的陳雲此時壓力極大，曾發下狠話：“誰阻止糧食外運，就砍誰的頭”[14].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不得不把目光放在了剛剛占領的產糧較多的四川等省區上。西南戰事硝煙未散，中財委就已要求西南緊急調運4億斤糧食支援上海。[15]
準備進軍西南時，鄧小平就已經提出了糧食問題的重要性。1949年9月20日，鄧小平對去接管西南的幹部講話說：“我們去西南，頭一個遇到的困難是部隊的供應問題，是吃飯問題。”鄧小平當時對困難的估計是：接收工廠職工，等於20萬部隊開支；接收20萬舊政府人員，等於60萬部隊開支；再加上國民黨40萬軍隊。“因此，除我們部隊及工作同誌之供應外，還要養活一百二十萬人口”。[16]鄧小平這裏所說的，是指接收下來國民黨在西南的攤子，相當於供養120萬軍隊（供養1個舊政府人員等於供養3個軍隊人員）。但是，實際情況還是大大超過了鄧小平預先的估計。在西南戰役大體結束時，1950年1月29日，鄧小平在重慶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講話中說明了剛接收下來的攤子之龐大：起義、投誠和俘虜的國民黨軍隊有90萬人。另外還有國民黨政府公務人員和其他教職員40萬人，國營企業員工10萬人，這都是按政策必須“包下來”的。再加上解放軍70萬，至少有210萬人需要供養。[17]這比鄧小平原來的估算數，多出了將近一倍。
中共此時已取得全國政權，不能再采取遣散起義投誠和俘虜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的舊辦法了。中共西南局據此製定了“宜集不宜散，宜養不宜趕，集中整理，認真改造，分別對象，逐步處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且不為蔣匪利用，擾亂社會”[18]的政策。鄧小平說：“實行這個政策好處很多，但是國家和人民的負擔現在確實很重。我們正征收公糧，而且征收的數目很大，農民階級仍然是主要的負擔者。就是這樣大的公糧數目還不能養活二百一十萬人，還有相當大的赤字”，“這件事情確實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包袱”。[19]
但是，西南各省區所接收的前政權庫存糧食卻微乎其微。當時，貴州全省共接收國民黨政府倉庫糧食2.243億斤。貴陽市人口20多萬，接管時，倉庫僅存混合糧50萬斤，隻夠3天需用。四川全境內接收國民黨政府田糧機構和部隊繳獲的糧食，僅有3.5億斤，尚不足四川半個月的消費。雲南接管時，1949年的公糧還未完全征收，昆明倉庫裏的存糧還不夠昆明市1個月的消費。[20]
鑒於糧食問題事關重大，中央及西南所需甚急，刻不容緩，鄧小平督令各地黨委及各所屬部隊，在結束軍事行動後，立即迅速抽調人員下鄉，“首先求得拿到糧食”。[21]鄧小平親自兼任西南財經委員會主任，擔綱主持西南財政和糧食征收。各地新政權一成立，都是急如星火地部署人馬到農村征收公糧。由此可知，能否拿到糧食就是此時中共西南新政權能否立足的關鍵所在了。
三、征糧任務
1949年，因戰爭等因素影響，西南各省區的農業收成均不如過去年份。四川號稱是盛產糧食的“天府之國”，1949年全省多數農產品的產量均低於民國時期最高年份的水平。其中糧食總產量僅為最高年份的83.1%.主要農作物的平均畝產量，水稻為360斤，小麥為132斤。全省人均占有糧食521.6斤。在1949年全省農民生產的1494.5萬噸糧食中，除去交地租、上田糧稅和留種後，農民的口糧僅有500多萬噸混合糧，平均每人200斤。[22]另有研究者的估計更少於上述數量，認為四川1949年度的糧食平均畝產量僅為211斤。[23]貴州田少山多，糧食生產水平甚低，屬於缺糧省份。1949年貴州的糧食平均畝產隻有217斤[24].加之1949年大量耕田轉種了更有利可圖的鴉片，糧田數量銳減，全省糧食總產量比過去又有降低。貴州農民生活困苦更甚於西南其他省份，許多地方的一般農戶連米都吃不上。
對於西南各省產糧的多少以及民間實際貯存糧食的情況，中共西南局開始也是心中無數的，征收公糧的政策和辦法一時難以確定。在開始征糧時，各地一般都是根據國民黨政府的征糧冊籍下達的征糧任務，征糧辦法是征借結合。
1949年11月，中央政府依據國民黨政府原稅收額估算，西南的糧食稅為20億斤，連同其他各項稅收合計折糧為32億斤。[25]故中央最初核定的西南1949年的公糧數量為20億斤。鄧小平則考慮到中央的需求和西南地區自身的需要，明確表示可以征收到40億斤。
鄧小平在1950年1月2日複電中央報告中說：“1949年川、黔兩省收成尚好，貴州有少數縣份已經開始征糧，繳得又快又好”。“中財委要我們送四億斤糧食去上海，這是完全應該的，照西南的糧食狀況也是可能的”。他所擔心的問題隻是征糧幹部少，“主觀能力太弱”，但表示“我們當克服困難，完成此項任務”。[26]
鄧小平雖然意識到西南接收的攤子很大，但大到什麽程度尚不很清楚，所以對形勢的估計比較樂觀。到1950年2月，鄧小平已全然了解財政形勢的嚴峻性了。
1950年2月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報告說：“公糧數目在南京時預計吃飯人數一百五十萬，每人以三千斤計，除稅收以外，故決定屯三十億斤。入川後吃飯人數增至二百萬，每人需四千斤，故增至五十億斤”。他承認這個征糧“數目極大”，但認為：“隻要依靠群眾，利用舊保甲人員及舊糧食機構（有的鄉長也可以用），同時隻要負擔麵放大一些，合理一些，是可能完成的”。[27]
西南不僅征糧負擔是相當重的，而且征糧方法也問題多多。首先是許多地區1949年國民黨已經征過糧，重複征收對農戶的生活勢將造成極大威脅。其次是征糧的季節已過，許多農戶即使有存糧也已經賣了，現在又需再去買糧交公糧，賤賣貴買，農戶更難承擔。再次是西南各地征糧當時一般都是沿用國民黨政府的“賦元”辦法[28]，雖簡單易行，但田主交公糧，佃戶不交，納糧的負擔麵過小，征糧的70%左右的負擔都落在了地主身上。而征糧工作對地主的真實困難又不予考慮和照顧，自然更易造成過分擠壓地主的局麵。
1950年1月中旬，中共西南各省區相繼頒布了《1949年度公糧征收暫行辦法》。《辦法》規定，1949年農業負擔改征公糧，以戶為單位，一次繳足，嚴禁鄉鎮保甲擅自附加或攤派，在田糧製度未徹底整理前，實行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大戶加征。[29]中共貴州省政府於1950年1月10日正式向各地縣下達了征收任務，要求完全控製和交通便利的地區必須在春節前完成，其他地區在3月底前完成。[30]在缺乏民眾基礎的新區，這個征糧任務的難度很大。
中共新政權剛建立，就立刻開征比過去舊政權時期沉重得多的賦稅，對此，新區大多數民眾是缺乏思想準備的。在他們的心目中，“解放”意味著更自由的生存環境。可以想象，這麽大的征糧數目一下子壓下去，不僅地主要叫喊交納不起，一般農戶也是叫苦不迭的。
貴州省修文縣是國民黨政府沒有來得及征收1949年田賦的縣份，應該較易完成公糧任務。中共修文縣委於1950年1月17日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想要說服與會的農民、工人等基本群眾支持新政府的工作。但是，代表們卻幾乎異口同聲地要求：“征糧任務重，群眾負擔不起，請求省政府減輕”[31].
修文縣代表的意見，反映了西南農民相當普遍的願望。在四川、雲南各地召開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代表們也都有同樣的呼聲。包括一些征糧幹部，對完成征糧任務也信心不足，因此隻是一味地硬著頭皮強行征收，普遍出現了強迫命令和扣人打人的逼糧現象。一些地方的征糧工作隊更是不管貧富，見糧就抬。在一些幹部中流傳說，“要講政策就完不成任務，要完成任務就不能講政策”。結果有的征糧工作隊恫嚇威逼鄉保長，限期幾天完成征糧數。有的征糧工作隊幹脆撇開鄉保長，自己去蠻幹。有的為完成任務，不擇手段，隨便扣押，捆綁吊打，遊行罰跪，甚至有逼死人命的，有迫使農民賣子納糧的。據當時的報告稱：這時較為普遍的是“為完成任務，不擇手段，不經政府，隨便扣押毆打，有的用輪流鬥爭不讓睡覺，不準吃飯，遊街罰跪，剃眉毛，頂尿盆等蠻不講理的辦法，甚至有個別逼死人的……”[32]
過重的公糧負擔和征糧幹部的強橫作風，很快破壞了當地民眾對新政權最初的良好印象。農村中各種不滿和對抗情緒迅速蔓延開來，一些已經歸順新政權的當地政治人物複又萌生叛意，許多地方發生了群眾集體請願和武裝抗糧、抗稅的暴動事件。盡管新政權竭盡全力地組織人員征糧，但實際征到手的糧食距預期數目還相差甚遠。到2月中旬，完成任務最好的地區也隻收到40%左右。[33]
1950年2月13日，中央西南局已經注意到各地征糧中的上述問題，發出了《關於征糧工作的指示》。說明：“這次征糧因為情況不熟，時間緊迫，未曾發動群眾，主觀力量又弱，求其非常合理是不可能的。但必須注意掌握兩條原則。即：（一）負擔麵力求擴大到70～80%.（二）地主負擔不超過40～50%，富農不超過25～35%，佃富農不超過20%，中農不超過百分之10～15%，貧農不超過5%.《指示》強調指出：”凡是不符合這兩條的必須按照各地不同條件作適當的但是堅決的調整，切不可一錯再錯，硬著頭皮幹下去。這樣不但會失去同情，脫離群眾，給敵人以可乘之機，而且也無法完成征糧任務。“《指示》還提出，對地主的負擔也要入情入理，要修正國民黨征糧的賦元辦法。認為該方法雖然簡單，但”負擔麵極窄，且極不合理，一般佃富農及佃中農都沒有負擔，應予調整。將地主及有地的貧、中農的過重部分，分派到佃富農佃中農，乃至佃貧農身上。“[34]
既要完成向中央承諾的任務，又要保證西南的財政正常運轉，鄧小平不遺餘力地在黨內外做解釋說服工作。2月27日，鄧小平在中共西南局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講話，一麵坦率地承認征糧過重“是事實”，一麵解釋為什麽要征這麽多糧。強調說不征這樣多不行，會天下大亂。隻要征得起糧食就有辦法，“我們可以贏得時間，有計劃、有步驟地布置恢複國民經濟的事情”。[35]
對黨內同誌的不同意見，鄧小平可就沒有這麽客氣了。他在中共西南局征糧剿匪會議上嚴厲批駁“合理負擔”的觀點，對川南軍政領導人指名道姓地批評說：“征糧任務沒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濤、杜義德、郭影秋要負責，再完不成任務，我要給你們算賬，算曆史賬，新賬老賬一起算，算總賬！”他還說：“什麽是政策？當務之急是把糧食拿到手，完成征糧任務就是政策。站不住腳跟，還有什麽其他政策可講！”[36]
3月6日，鄧小平在中共川東區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再次申明：對西南來講，征收82億斤大米的任務（農村收40億斤米，城市收25億斤米，鹽稅和其他稅17億斤米）一定要完成，並強調說：“對上級交給的任務，隻有考慮如何完成，決不容許思想動搖或者要求減輕。”[37]
根據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和相關政策要求，各省區相繼召開會議，對各地的征糧工作重新進行了部署。
平常年景貴州全省產糧隻有40多億斤。在1950年全省財政收入中公糧占53%，4.35億斤米；稅收占24%，2億斤米。這隻能養10萬人到15萬人。但當時貴州吃財政飯的有20多萬人，其中僅需要“養起來”的國民黨軍人和公教人員就有11萬多。恢複被戰爭破壞的工業交通，也需要支出浩大的經費，僅貴州幾條主要公路的橋梁修複，就需要人民幣200億元（舊幣，相當於後來的200萬元）[38].而據貴州省政府當時的不完全統計，全省各地接收的物資，其中能作為財政收入的重要倉庫物質，約值人民幣300餘億元（舊幣），折米480餘萬斤。[39]在1950年初貴州省政府的財政收支概算中，收入指標為6.5億多斤米，支出8.2億多斤米，赤字有1.7億多斤米的差額。[40]
1950年2月27日到3月4日，貴州省召開首屆財政工作會議。會議認為：貴州全省的公糧負擔是4.35億斤，一般占收獲量的15.2%，加上柴草折米為16.2%，加上黑地更少。按人口1100萬計算，平均每人43斤。[41]按一般收獲量算，這比四川輕，較中原18%的負擔要輕。即使有些畸輕畸重現象，也是不可避免的，隻能在完成任務中酌量解決，力爭合理。會議要求幹部掌握的征糧方針是：糧戶的負擔量不超過收獲量的50%，負擔麵要達到70-80%.並鼓勵幹部要堅定完成征糧任務的信心，不能聽信盲目喊重的聲音。可以通過“擠黑地”等方式，在地主富農那裏獲取更多的糧食。[42]
1950年3月20日，中共西南財政委員會正式頒布了完成1949年公糧任務的決定。全區1949年度的公糧任務總數為40.56億斤。分配給各省區數目為：四川30餘億斤（包括川東、川南、川西、川北和重慶市），雲南6億斤、貴州4.35億斤。此外，各省區還可征收不超過正稅15%的地方公糧。[43]
在1950年2月春節前的一兩個月間，盡管征糧政策問題不少，但各地局勢還比較平靜，老百姓手中尚有存糧，故各地也還能征到一些糧食。但在春節的用糧高峰過後，農民存糧無多，局勢迅速發生動蕩。各地匪亂蜂起，征糧工作頓時陷入僵局。
四、“三股水一起流”
1950年春節過後，整個西南區開始陸續出現大規模武裝反抗和叛亂的情況，這是絕大部分中共幹部始料未及的。如貴州匪亂爆發後，中共貴州省委曾批評一些幹部政治麻木，說：做了四個月的工作，暴動起來自己還茫然無所知。昨天認為是“朋友”，今天卻成為拿槍殺我們的敵人。[44]實際上省委當時又何嚐有先見之明。在1950年8月召開的中共貴州省第一屆黨代會上，省委也檢討說：在接管初期對貴州封建敵人估計不足，對形勢盲目樂觀，思想麻痹失去警惕，組織力量缺乏重點，軍事鬥爭開始時分散，致三、四月份匪特到處暴動。黨內思想一度混亂，自己處於被動。[45]
盡管中共西南軍政領導人一致認為這次“匪亂”，“是蔣匪預先有計劃、有組織布置的，以土匪遊擊戰爭為形式的反革命陰謀”。[46]但他們也不能不委婉地承認，政府的民生政策也確有失當之處。這主要是指新政權此時不僅大力開展征糧工作，而且同時宣布禁銀和禁毒，對當地社會生活產生了猛烈的衝擊，因而社會震動過大過猛。當時，征糧、禁銀、禁毒三管齊下，人們稱為“三股水一起流”。這是造成“匪亂”一哄而起的重要背景。
關於征糧對匪亂的影響，鄧小平在1950年2月18日給劉少奇和中央的報告中即有所說明。報告說：當前西南各地武裝叛亂者“主要是抗繳公糧，提出‘餓死不如戰死’的口號”，“提出‘專打北方人（或外鄉人）不打本地人’，‘打穿軍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指起義投誠的國民黨軍）的’。他們的行動著重於破壞工廠，搶劫公糧公鹽，並提出‘開倉濟貧’的口號。這些口號，也確動員了部分貧民參加”。“各地土匪起來之快，因由於國民黨在西南作了較其他各地更為周密的部署，同時亦由於我們征糧的直接影響。過去國民黨在四川的最高征糧數為一千二百萬擔，我們這次征收數為兩千萬擔（三十億斤）。”[47]
鄧小平毫不掩飾征糧的困難：中共在西南的征糧不僅要比國民黨重得多，還限定要一兩次繳納完畢，且征收季節已過，征收方法又不合理。“在我們工作毫無基礎，群眾尚未組織與發動的條件下當然是不易行通的”。但鄧小平堅持認為，“公糧必須完成，否則要產生嚴重的財政混亂”。[48]
傑瑞米。布朗（Jeremy Brown）在對貴州1950-1951年曆史的研究中，利用朝鮮戰爭時期美軍對誌願軍戰俘的審訊材料，也提供了此時貴州民眾不堪重稅的一些例證。有一位來自貴州思南縣的誌願軍戰俘孫修和（音譯）說：共產黨的征糧量是國民黨征糧量的5倍。他家的兩英畝小塊土地也被征糧兩次。共產黨政權的征糧是以田地麵積為基礎，並不考慮土地質量或者家庭依附性人口數量，這使得許多家庭落入窮困。在整個思南縣，1950年隻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隻吃兩頓，每頓飯60%是馬鈴薯，30%是玉米，10%是“草、葉、根等”。在更窮的家庭中，飲食構成的70%是馬鈴薯，30%是各種野菜。他是因為生活無著才當兵的。來自貴州省興義縣的戰俘李華國（音譯），是一直在家務農的普通農民。1950年1月，他由於對新政權重稅政策的不滿，轉而參加了一支反共遊擊隊。四川籍的戰俘唐漢林（音譯）也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民文盲。他說，在1949年末他的村子中許多窮人都認可新的政府。但之後不久的重稅、禁止鴉片貿易、將貨幣從銀元換成了人民幣，使得當地人產生了不同的想法。在整個西南，這些問題加上解放軍收繳私人槍械的措施，引發了當地人的反抗。在1950年3月，他們組建了一支60人的組織，從當地鎮民那裏搜集了槍支並圍攻了當地的解放軍。[49]他們在特殊境遇下說的這些情況，在個體敘述上或有差錯，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人們普遍對生活喪失了信心。
禁止銀元流通，也是1950年1月開始的。1月22日，西南財政委員會公布《西南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禁止金銀和外幣進入流通領域。過去華北、華東地區的禁銀，是采取一麵禁銀，一麵低價兌收的辦法。此時，因為人民幣在全國已經全麵占領市場，隻有西南一地還在使用銀元，故中共西南當局為防止銀元兌換增大人民幣的發行量，在西南區對銀元不再實行低價兌換，而是采取了硬性凍結方針。即：在市場上金銀貨幣“嚴格禁止流通買賣”，也不準攜帶，隻允許個人保存。但是由於人們擔心人民幣也會很快貶值，各地金融投機活動有增無減。在黑市上，銀元與人民幣的比價翻倍攀升。以貴州為例，在禁用銀元後，貴陽市金銀價格猛烈上漲。1950年3月25日的黃金價格比1月份上漲一倍，銀元上漲50%.[50]新政權一麵在社會上大力開展“用幣拒銀”的宣傳活動，一麵使用行政手段嚴厲打擊金融黑市投機。僅1950年上半年，西南區就收繳黃金121.9595萬兩，白銀567.693萬兩，銀元567.693萬兩，銀元131.99萬元，美金100萬元。[51]然而，用單純的行政手段控製金融，無疑是要冒著民怨沸騰的政治風險的。鄧小平在1950年7月31日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一次會議的發言中，就曾談到了當時人們不無強烈的抵觸情緒。他說：“我們禁用銀元時，許多人大喊大叫，‘你們把銀元禁了，大家就活不成，就會造反，這就是造成土匪的原因’。說造成土匪的原因有二：一是征公糧，二是禁用銀元”。[52]
由於注意到民間的抵觸情緒過於激烈，中共西南局也曾考慮過在征糧和禁銀中協調一下，即允許用銀元黃金抵交公糧，並發了通令。但政府規定的金銀抵交公糧的價格很低。1銀元折合15斤米，最高不超過30斤。黃金每兩折米不得超過1200斤。[53]這實際上還是要強逼金銀退出市場，讓位給人民幣。由於比價嚴重不合理，農民還是願意繳納實物。到1950年7月，
西南區隻折收了60萬銀元，貴州竟隻收了3塊銀元。[54]
貴州從2月12日開始禁銀，貴陽市軍事管製委員會當天頒布了《西南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14日，軍管會再明令禁止金銀計價、行使流通和變相買賣。21日，貴陽市政府召開拒用銀元動員大會。25日、27日和3月6日，貴陽市公安局連續三次搜捕銀元販子243人，搜繳銀元3849枚。[55]其他各地也隨之積極行動起來。甚至有的地方沒有任何準備工作，也盲目跟進，實行禁銀。但是，貴州民眾使用銀元的曆史很長，少數民族曆來有用銀的傳統，要在這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就把銀元驅逐出市場，各方麵的準備都是不足的。且不說民眾的用幣習慣和心理能否在這麽短的時間內調適過來，也不說剛剛建立的國營商業是否有相應的物資準備，就是人民幣的貨幣發行手段也是跟不上的。1950年4月1日，中共貴州省委關於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中，曾舉例說：“惠水（縣）的經濟工作隊毫無工作準備，也機械的在惠水實行禁銀，甚至有個別幹部在農村趕場，也沒收白銀，又無人民幣（兌換），引起群眾很大反感。”[56]可以想象，群眾的這種反感程度，無異是一種近乎遭到搶劫的感覺。
禁止種植和吸食鴉片是中共在接管政權後立即付諸實施的另一項重要社會政策，在其他地區為大部分民眾所擁護，但在西南地區卻遭到了許多煙民，特別是依賴種煙為生的大批農民的反對。特別在貴州，禁毒成為發生廣泛反抗的又一個重要的誘因。
近代以來，西南是中國種植和吸食鴉片最多的煙毒泛濫地區，而西南又以貴州為煙毒最盛的省份。由於鴉片便於攜帶，吸食者眾多，社會上是把鴉片當作金銀貨幣一樣的硬通貨使用，種植鴉片比種植其他農作物有更豐厚的利潤。據稱，1949年貴州鴉片種植麵積約占全省耕地麵積的一半。[57]1950年西南全區新收鴉片可達5000萬兩。其中，貴州的存量3000餘萬兩，雲南1000餘萬兩，其他各區合計1000餘萬兩。[58]
1950年1月30日，貴州省政府頒布禁絕鴉片的通告，宣布：絕對禁止販賣和種植鴉片，違者依法嚴懲；已經種植的煙苗，要趕快自動鏟除，改種冬季其他穀物。並號召全省民眾，立即動員起來，掀起一個禁煙的大運動。[59]實際上，所謂“自動拔除”煙苗，實則是幹部強迫群眾拔除。對於那些把全部土地用於種植鴉片，滿心希望能夠賺上一筆的農戶來說，這無異於一場滅頂之災。而新政府方麵並沒有，實則也拿不出來任何補償。結果，無論是大量靠種煙生存的農民，還是數量廣大的離開煙槍就活不下去的煙民，都難以接受。
西南諸省區，貴州鴉片存量最大。按1950年初的市價，每兩鴉片折合米56斤，貴州收存的3000餘萬兩鴉片，可折糧16.8億斤米。[60]新政權禁煙禁毒，使這些過去能與金銀等值的財富，轉瞬之間全部泡湯。這對於那些因擁有大量煙土而稱富的人們，自然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其中一些包攬煙土生意的地方豪強人物，轉而成為聚眾反抗政府的匪首。
貴州的禁煙禁毒還有一個複雜因素是處理少數民族的關係問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是種植鴉片最多的地方。貴州的少數民族占全省人口的34%[61]，國民黨前政權時期，就曾為政府禁煙發生過多次民變，使當時的政府非常頭疼。中共在初進貴州時，非常重視與當地各少數民族處理好關係，政策相當慎重，並攜帶大量食鹽等物品以籠絡他們，因而受到少數民族的歡迎。但在禁煙禁毒問題上，新政權比前政權更堅決，力度更大，這不能不使與少數民族的關係頓時變得緊張起來。
總之，從中共貴州新政權的方麵講，在立足未穩之際，就同時推出這些觸動當地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政策，實有力所不逮之處，也背離了他們在入黔時提出的“團結多數，打擊少數，不可樹敵過多，防止過左”[62]的策略初衷。西南地區，尤其是貴州地區，與煙毒有著直接利益聯係的社會各色人等甚多，他們分不清楚國共兩黨有何區別，眼裏隻有大煙土。由此引發的反抗，顯然是新政權始料不及的。
五、匪患與“匪亂”
西南匪患由來已久，貴州曆來是西南匪患猖獗的地區。1950年初新區各地匪亂大起，也以貴州最為嚴重。這種情況的形成，與貴州省的地理、曆史和人文社會環境有關。
貴州因地理關係一向較為封閉，山多林密，坡陡溝深，長期保存著傳統社會形態特征，又是少數民族眾多的民族雜居之地，民間秘密會社根基深厚，地方勢力盤根錯節，向來是自成係統的化外之地。一些窮鄉僻壤，匪風很盛。農民持鋤為農，荷槍為匪，農忙為農，農閑為匪。他們有自己的“自然領袖”，並不把政府放在眼裏。這種被稱為“匪窩子”的地方，西南各地都有不少，而又以貴州為多。由於匪患猖獗，民間槍械很多。實際上，包括一些地方保安性質的遊雜武裝，也是亦兵亦匪的隊伍。
民國以來，貴州長期由土著軍閥統治，中央政府的統治力量很難進入。直至抗戰前夕，國民黨中央政府才對貴州實施直接統治。鑒於貴州特殊複雜的地理民情，地方治理不易。國民黨中央政府於1948年對貴州省實行“黔人治黔”的政策，由貴籍人士出任貴州各級官吏。直到1949年，國民黨中央政府對貴州的直接統治力仍是比較有限的。[63]
曆史上，貴州曾多次爆發反對中央政府的民變。即使是在國民黨中央係統治的抗戰時期，貴州各地武裝反抗政府的民變事件也不時發生，前後持續六年之久，直接參加暴動的各族民眾多達數萬，先後攻克縣城九座。影響最大的是1942年冬爆發的“黔東事變”。反叛者號召“抗糧、抗兵、抗稅、護煙”，“推翻國民政府”。參加武裝暴動的有數萬人，席卷黔東24縣，全殲兩個保安大隊，殺死縣鎮政府官吏。黔東一帶國民黨基層政權大半被摧毀。政府撫剿並舉，直到1943年7月事變才告平息。[64]
新舊政權交替之際，貴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不逞之徒和散兵慣匪。他們趁火打劫，殺人越貨。但這些土匪俱是隻問錢財，不問政治，對國民黨政府的官吏也照樣劫殺。如國民黨獨山專區末任專員車祖瑜被殺案即是一例。車祖瑜是一個堅決反共的政客，曾於1949年11月下令將北平來獨山的學生58人以“共匪嫌疑”罪名在火車站集體槍殺。[65]解放軍進軍獨山時，車祖瑜攜家眷及部屬數十人逃往平塘、通州一帶，準備打遊擊。當他們行至克獨一地時，新民鄉鄉長楊開學覬覦他們的錢財和槍械，勾結慣匪楊仁術等人，設計將車祖瑜等五十餘人殺害，將錢財物品洗劫一空。[66]
中共在貴州建立新政權之初，就非常注意清理匪患。其辦法是凡進據之區，馬上收繳民槍，改編舊政權的鄉保武裝，組織地方自衛隊，以結束舊政權的統治和無政府狀態。由於接管初期貴州局勢相對平穩，新政權最初的中心任務是籌糧和改造國民黨舊部隊。[67]，此時各地雖有少數散匪，擾亂社會，襲掠財物，但對新政權還構不成威脅。1950年1月中旬全省征糧工作開展之後，開始出現較大股的土匪，但多是烏合之眾，不堪一擊。故許多幹部對剿滅當地的土匪抱有輕視態度，認為國民黨幾百萬正規軍都被消滅了，剩下的這點“毛毛匪”算不了什麽。[68]
從鄧小平1950年1月8日的指示中，也可以看出最初西南的匪患問題不甚嚴重。鄧小平在給川南黨委的這一指示中不無樂觀地認為“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還好，這正是我黨政策的成功。”但時隔10天，鄧小平在1月18日給中央軍委報告中，卻已經提到西南“各地土匪、特務開始抬頭和滋長，危害地方治安”。又一個星期後，鄧小平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會議上的說法就全變了，指出“農村土匪、特務活動正在普遍發展”。到了2月18日，鄧小平給劉少奇的報告中，更是明確地講：當前西南“到處土匪蜂起”。[69]短短40天的時間裏，西南土匪從“不多”，到“開始抬頭”，到“普遍發展”，再到“到處土匪蜂起”，可見匪亂蔓延的速度多麽驚人。
1950年2月下旬春節過後，貴州即爆發了大規模的“匪亂”。[70]各地先有小規模的暴動，逐漸形成大麵積叛亂，由小股散匪集中為成百上千的大股反叛武裝，由嘯聚山林進而公開到鄉場附近、公路兩側活動，由搶掠錢糧進而公開打出反對新政權和解放軍的旗號。到1950年3月底，叛亂已經蔓延到全省範圍。4月中旬，叛亂達到高潮，全省匪焰大熾。已經被解放軍收編的國民黨倒戈投誠部隊中約15個團成建製地叛變，地方保安團隊和各地鄉保武裝也大都加入到了叛變者的行列。這些前政權軍隊和地方保安武裝複叛為匪，使匪亂武裝的戰力大為增強。他們不僅攻打地方政府，還發展到運用“麻雀戰”、圍點打援等戰術，伏擊解放軍主力部隊的班、排單位。僅二三月間，主力部隊就損失約4個連的兵力。[71]叛軍部隊甚至還企圖對解放軍團、營單位實施包圍殲滅。
這些反叛武裝，紛紛自立名號，占據一方。最嚴重時，全省較大的反叛武裝有460餘股，約有十二三萬人，擁有機槍千挺。其他小股散匪和卷入反叛隊伍的民眾更是不計其數。叛亂者們以“保糧、保命、保槍、護煙”為號召，阻斷道路交通，攔截過往車輛，劫財物，搶糧食，四處攻打區鄉政府，圍攻縣城，襲擊解放軍小股部隊，劫殺下鄉征糧工作隊，殘害政府工作人員。僅三四月間，中共軍政人員犧牲即達2000多人。公糧損失巨大。全省79座縣城，被土匪反叛武裝占領了31個。中共控製下的48個縣，大多數也隻是占據了縣城和少數鄉鎮，政令不能出城。解放軍隻能在沿湘黔、川黔、滇黔、黔桂四條公路幹線上，守護一些重要目標，確保交通運輸線。[72]不但整個農村頓形混亂，連省會貴陽市也受到土匪武裝的嚴重威脅，不得不在通往貴陽市內的主要街口修築堡壘，加以防禦。[73]
貴州匪亂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本已臣服於新政權的大批土著政治勢力和舊時代地方政治精英，又轉而走上了反抗新政權的道路。貴州地方勢力的頑強，與貴州特殊的鄉土環境及其生活習俗有密切關係。因其封閉的地理和文化環境，在貴州的地方政治精英和一般民眾中間，“家”和“族”的傳統觀念要比國家和黨派觀念強烈得多。因為中共占領貴州之初，策略謹慎，政策寬大，地方政治勢力基本上不曾受到傷害，因而對新政權亦表現臣服。大部分舊政府各級軍政人員、基層區鄉政權和地方保安武裝，先後都歸順了新政權。在解放軍駐黔部隊緊急馳援雲南時，貴州全境隻有一個師的留守兵力，他們也沒有乘機叛亂。但在新政權激烈地推行“征糧、禁銀、禁煙”的政策之後，他們的態度就很快發生逆轉，從怨天尤人，指雞罵狗，直至武裝反叛。足見這一時期發生的“匪”亂，國民黨人的唆使和黨派政治的衝突並不是造成其反叛的關鍵，地方勢力結夥而起試圖保“家”護產才是主因。
關於這一點，從貴州反叛武裝的口號和組織情況也可以看出。貴州各地反叛武裝提出的口號大體一致，如“餓死不如戰死”、“開倉濟貧”、“保槍保命”、“打倒解放軍，三年不納糧”、“保糧、保命、保槍、護煙”、“反征糧”、“反禁煙”、“反禁用銀元”、反對政府收槍、反對山東人（外省人）等等，矛頭都是指向新政權的激進政策，並無更高遠的政治目標。在組織上，他們雖都以“反共自救”為標榜，但各股俱是各自獨霸一方，旗號各異，山頭林立，除了虛張聲勢外，全無統一的背景和委任；他們彼此之間也是爾虞我詐，相互傾軋，為爭奪勢力範圍衝突不斷。這也表明了這場叛亂的地域性政治特征。
當然，從新政權的角度看問題，無論這一波武裝叛亂中農民群眾卷入的程度如何，組織策劃和參與叛亂的核心人物和骨幹分子，絕大多數是國民黨時代基層政權的政治精英、傳統社會的自然領袖和地方豪強勢力。如國民黨軍隊的舊軍官、政府的舊官吏、國民黨地方黨團骨幹、“國大代表”、秘密會社的袍哥大爺、少數民族頭領、保甲長、地主、惡霸、慣匪、兵痞等等。他們原本就是舊時代貴州地方政治的基本麵。時任貴州省政府主席的楊勇在西南軍政委員會上就明確指出：貴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鄉保長、保安團隊和鄉保武裝”參加了暴亂。[74]鏟除這些舊時代政治人物及其代表的社會勢力，本來就是共產革命“消滅封建勢力”的題中應有之義。所以，在剿匪軍事行動中，對這些組織叛亂的骨幹分子和中隊長以上頭目一般都是嚴懲不貸。
六、剿匪與撫民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指出：這些地區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動仍“十分猖獗”，同時也承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亦給反革命分子以造謠和鼓動群眾的機會”。《指示》向各地黨委提出了剿撫並用的平亂要求：一方麵，“對於一切手持武器，聚眾暴動，向我公共機關和幹部進攻，搶劫倉庫物資之匪眾，必須給以堅決的鎮壓和剿滅，不得稍有猶豫”；另一方麵，“在我們工作有缺點的地方，必須迅速認真糾正缺點，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75]
隨著剿匪行動的開展，中共中央逐漸對各地搶糧暴動的原因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即：很多情況是自己幹部執行政策不當而激起的。4月27日，中央公安部發出對各地發生搶糧暴動事件處理的指示。指示說：近月來“由於少數幹部思想麻痹，產生某些違犯政策的惡劣作風。加以某些地區災情嚴重，則被逼死人，使得敵人鑽了空子。各地都有發生煽動搶糧暴動事件，使我受到不應有的損失”。因此，指示更加強調了平叛必先“撫民”的要求，指出：根據各地經驗，首先必須堵塞漏洞，事先防止問題的發生，即應深入教育各級幹部，特別是中下級幹部。隻有把主觀上的漏洞堵塞，方能鞏固陣地和敵人鬥爭。一旦問題發生，必須詳細分析事件性質，如係反革命暴動搗亂，對策動分子予以鎮壓，但嚴禁亂打、亂殺的偏向，對脅從的群眾不得無故傷害。[76]
西南叛亂量大麵寬，參加叛亂者成分複雜，卷入的民眾甚多，民、匪的界線非常模糊，剿匪行動與對付戰場的敵人大不相同，要求政策性很強。為此，中共西南局明確提出了實行“軍事打擊、政治瓦解、發動群眾”三者結合、“政治為主軍事為輔”的剿匪方針。要求在各軍區、軍分區至地、縣、區、鄉、保均應成立剿匪委員會，在黨委一元化的領導下，把軍事剿匪和群眾工作結合起來，建立新政權的群眾基礎。同時並重申了“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批評了在一些地區“由於領導上過分寬容而自行亂殺的現象”，強調在剿匪中“不可不殺更不可多殺”。[77]
要達成剿匪目的，分化敵對勢力，特別是把不滿的民眾爭取過來，就必須要糾正此前的各種錯誤做法。故從中央到地方，在部署剿匪工作的同時，均對前期政策執行的失誤進行了必要的檢討和修正。如3月23日，西南財委即就西南禁煙問題向中財委請示說：西南收存的煙土量極大，采取嚴禁政策，因我工作未深入，使我脫離了群眾，甚至引起了暴動。鑒於這種情況，西南當局決定改變策略，要求中央批準在西南地區暫不禁種，目前隻著重於宣傳禁煙，查禁煙土買賣，同時不收煙捐，照收公糧，在經濟上加以限製，爭取到冬天逐步做到禁種（少數民族地區待定）。中財委很快批準了西南局的意見。[78]據此，中共貴州省委發布了相應的指示，明確提出：“強迫鏟除煙苗則是根本錯誤的，尤其目前收煙時期已屆，如再強調鏟除煙苗會引起廣大群眾反對我們。目前不提鏟除煙苗，而著重於禁運，求得在征糧完成之後大力宣傳禁煙。”[79]
同樣，對禁銀的作法，中共西南局也進行了修正，即在繼續禁止買賣的基礎上，規定在政府掌握的經濟活動中，予人民幣的使用以優惠政策；允許用人民幣抵繳公糧，並予以九八折的優待。[80]貴州方麵亦針對當地情況，發布指示：除了在貴陽、安順、遵義已經禁用的地方外，其他地區暫不禁止。在不禁止白銀的地方絕不允許沒收群眾白銀。積極發行人民幣與食鹽下鄉。[81]
對於征糧政策，中共西南局也在方式方法上有了些許改進和調整。主要有：一是擴大征收麵。通過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等方式，加強社會動員的力度。二是增加繳納方式，提高金銀抵繳公糧的比例，原來規定可以桐油、棉花、五倍子、鹽、糖等實物折收的種類也有所增加。從4月份起，為照顧某些地區納糧戶的困難，黃金每兩折糧的比例，由最高不能超過1200斤，提高到1500～1700斤，銀元一元折糧15～20斤。在公糧完成70%以後，各省區可折收雜糧、土產、藥品、手工藝品等等。[82]
但僅僅在這樣的層麵上進行政策的改進和調整，還不足以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七、征糧的僵局
4月份以後，西南各地的征糧已難以進行，僅4月一個月裏，西南因“匪亂”損失公糧即達一億餘斤。[83]其中，貴州的情況更為嚴重。如鎮遠專區12個縣，在3～4月間，就有10個縣的倉庫被搶劫。[84]再加上時值春荒，川北、川東等地因上年歉收、兵災等原因，春荒非常嚴重。有幾個縣已經發生頗多聚眾集體吃大戶的搶餐、搶糧事件。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向農民要糧，勢必使“匪患反形增加”[85].
一方麵農民手中無糧，一方麵西南局堅持必須完成征糧任務，這就不可避免地進一步加大了對地主的懲罰和擠榨。據鄧小平5月11日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公糧負擔百分之六七十落在地主頭上”[86].這比他2月18日給劉少奇的報告中所說的40～50%的說法高出了許多。實際上，地主的負擔往往更重。如四川簡陽縣的征糧，地主負擔有超過90～200%者[87].據中共雲南省委說：“在征糧中若幹地主負擔確有過重的現象，如有超過其農業總收入的100%者，甚或有超過150%者，甚至有超過400%者”。[88]不少地主因無力負擔，告借無門。各地都有因納糧不起而自殺者。[89]
不僅如此，因為尚未土改，地畝和土地租賃情況都不很清楚，地主的標準其實也混亂不堪。再加上兵荒馬亂之際，許多田主都收不上來租子。所以，新政權在征糧中實現“力求合理”的辦法是擴大糧稅的負擔麵。糧戶不僅有田主，還有大批轉租土地的“二地主”，包括經營土地的佃富農和佃中農。所以，加重地主負擔的涉及範圍是很大的，甚至中農和貧農的利益都一同受到影響。如川南區反映：“在征糧中，由於成分不純，不少地方傷害了中貧農的利益，把農民的餘糧收集起來，為地主交糧。”[90]而多數地方，征糧幹部迫於時間緊、任務重，不熟悉當地情況，又不懂地方語言，無法與農民溝通，為完成任務隻是采用激烈手段強製征糧，亂扣亂押，打人罵人，綁人吊人，濫施懲罰。據川西區反映，有幾個縣扣人很多，數十人到百餘人不等，成都亦扣十餘人。區黨委不得不約束下麵幹部，要求他們“先理後兵”，在把道理講清楚的基礎上再懲罰個別頑固分子。[91]雲南的逼糧情況也十分嚴重。5月8日，中共雲南省委給各地的指示中說：“目前發現各地的強迫命令主義相當嚴重，而普遍為完成征糧任務而采取不擇手段的辦法，如不經政府隨便扣人，甚至有吊打人，更嚴重的是將不繳糧的中農、地主一律扣起來，輪流鬥爭不讓睡覺，不準送飯吃，遊街罰跪”[92].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地方的地主舉家逃亡。縱使對於那些沒有逃跑的地主，也往往擠不出糧食來。如四川廣漢縣扣起20多戶大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