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4日，張京生年滿18歲。
她給自己化上淡妝，長頭發紮了馬尾，穿著短上衣、灰呢裙和亮片絲襪，腳踩高跟皮靴，走出家門。在熙熙攘攘的山西省忻州市大街上，她是個美麗婀娜、回頭率頗高的青春少女。
誰能想到，她在母親腹中長到19周時，就受到放射源的輻照。這是中國第一起確診的子宮內受輻照病例。她們一家的故事，被國際原子能機構所收錄。
在家裏，張京生是母親和繼父的寶貝女兒“京京”；在街坊鄰裏的議論中，她是橫遭慘禍的張家遺腹兒“京生”；在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中，她的代號為“京”，成年後智商隻有46。
張京生一家在忻州市南關村，向北走十多分鍾就可看見忻州市的標誌建築“晉北鎖鑰”城樓，那裏曾經是老城區所在地。十幾年來，隨著新城建設漸漸往北推進，南關村被越拋越遠，“這裏現在是貧民區”，母親張芳說。
42歲的張芳盤起一頭卷發，顯得格外黑亮，但每當她低下頭，頭發根部卻露出觸目驚心的白色。“都是染的……從30歲起，我的頭發就全白了。”張芳喃喃地說，“要是當年一切沒有發生，我家現在應該特別好……”
19年前的慘劇
張家人無法忘記那一天的故事。1992年11月19日，做泥瓦工的張有昌像往常一樣出門幹活。當時，小兩口新婚不久，23歲的張芳在紡織廠做擋車工。
“不到中午12點就回來了。”張芳的父親張醜寅回憶起女婿那天的樣子，“當時他說惡心、肚子疼，不斷嘔吐……”
在忻州地區醫院，醫生無法確診。帶著身孕的張芳回家休息。張有昌的二哥張有雙繼續陪護，四天後也病倒，臉頰和腮腺出現和弟弟一樣的可怕紫色。醫院恐慌，將二人隔離在傳染病房。
一個星期後，張醜寅和親家張明亮分別背著張有昌兄弟倆，去了太原的山西醫學院附屬醫院。張有昌開始脫發，右腹部和大腿呈深紫色。張醜寅第一次聽說“放射病”這個縈繞他後半生的名詞。醫生們經過討論，提出放射病的可能性。但山西衛生廳斷然否決，理由是忻州沒有放射源事故的記錄。
太原的醫院未能查明病因，兄弟倆被帶回家。12月3日，長達14天的折磨結束，張有昌告別人世。第二天，張有雙洗臉時驚恐地發現自己也掉下一大束頭發。緊接著，黑便、高熱等症狀在他身上重演。三天後，張有雙離世。
張明亮同樣一病不起。沒過兩天，呼吸極度困難的他也閉上了眼睛。
19年後，提起親家一家幾乎滅門的慘狀，張醜寅哽咽起來。而張明亮去世後僅幾天，12月16日，張芳也開始掉頭發，到醫院檢查發現白血球減少。張醜寅當晚帶著女兒坐上去北京的火車。
父女倆離開後第二天，當地防疫站工作人員宣布要隔離所有與張家父子接觸過的人員。“再晚一天，我們就沒法走了。”張醜寅說，“到了北京，張芳已經虛弱得不能走動。”
輾轉奔波於幾家醫院之後，他帶著張芳來到以治療血液病著稱的北京市人民醫院（現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急診室。這時，張芳的白血球細胞數不到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
張醜寅提起急診室主任樓濱城教授時依然滿心感激，“當時押金就要4萬塊，對一個農民家庭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我都買了回去的票，樓教授叫住我們，說有多少錢，先按多少錢治。”
“我們技術一般，就是‘良心’較好。”已於2000年退休的樓濱城回憶說，他當時擔心，白細胞隻有400的張芳回去感染死亡、一屍兩命。
時任衛生部工業衛生實驗所（後變更為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輻射防護與核安全醫學所，下稱輻射安全所）所長的王作元還記得，樓濱城緊張地找上門，告訴他有一個疑似放射病例的情景。12月20日，他們組織了專家會診，經過淋巴細胞染色體畸變分析，於12月30日確診張芳患有骨髓型中度急性放射病，放射源為鈷-60。
放射病通常由人體短時間內接受大於1戈雷的輻射導致，而骨髓型放射病的特征為造血功能損傷。樓濱城後來與同事發表的論文指出，粗略估計張芳受照全身平均劑量為2.3戈雷。（戈雷是吸收劑量的國際專用單位）
尋找放射源
盡管已經退休，當年的輻射安全所所長王作元每天都會去位於北京德勝門附近的研究所小樓上班。他給財新《新世紀》記者翻開一個厚厚的文件夾，裏麵裝滿了關於忻州放射事故的各種資料。回憶起那場搜尋鈷-60放射源的“戰鬥”，王作元說，“真比偵探電視劇還離奇。”
1973年，忻州地區科委為培育良種，從上海引進六枚鈷-60放射源。十幾年後科委遷址時將放射源封存，隨後將原址移交給當地環境監測站。1991年，監測站要蓋樓，委托太原的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將鈷源遷走封存。
但是，由於鈷源室管理員記錯了放射源數目，技術人員從封存的井裏隻拿走了五枚金屬圓柱體。另外一枚放射源的下落，此後沒有人再去關心。
1992年11月19日，泥瓦工張有昌來到忻州環境監測站建築工地，他們要拆除寬1米、深10米的井。在井口，張有昌看到一個金屬圓柱體，貌似日光燈管的啟輝器，陽光下閃著亮晶晶的光。他撿起來，隨手裝進外套的右邊口袋。
就是這個金屬塊發出的射線，讓張有昌父子三人喪命黃泉，也傷害了張芳和腹中胎兒，並前後照射傷害了100多人。
衛生部派出工作組排查放射源。山西醫學院附屬醫院此時有人回憶，張有昌住院期間，上衣口袋掉出過一個小金屬塊。小金屬塊隨後被扔進醫院廢紙簍，被兩位環衛工人拉走，本應送去太原郊區的垃圾堆放站。但工人偷懶，走了一半，便將垃圾傾倒在公路邊。
“我們先去了市郊的垃圾堆放處，看到堆滿垃圾的巨大深溝時，大吃一驚。”王作元說，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從這麽多垃圾中找到滄海一粟般的放射源。
在公安機關的盤問之下，兩個工人承認了偷懶違規行為。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來到傾倒垃圾的現場，用工程車配合人力，搜尋出了肇事元凶。
耐人尋味的是，王作元及其同事帶著上級尋找鈷-60的命令，在當地一些部門卻得不到配合。而且，當他們第一次就放射病例與山西省有關方麵聯係時，竟然遭到對方反駁。十幾年後，王作元隨中央電視台一個欄目組來到當地，拍攝有關放射病的科學專題片。盡管欄目組帶著山西省委宣傳部的批示，還是在當地醫院等處吃了閉門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