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初，全球麵臨石油危機帶來的經濟滯脹，這對以工業和貿易為主的聯邦德國來說尤為嚴峻。同時，來自日本等新興經濟大國的激烈競爭也加劇了聯邦德國的經濟壓力。聯邦德國企業在東歐和香港等地大量嚐試出料加工和生產外包等全球化生產活動，使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可以賺取巨大利潤並獲得靠前的位置。而此時的中國開始重新與包括聯邦德國在內的西方世界建立外交關係，這為聯邦德國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走出危機的機會。
1972年7月，聯邦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和基民盟副主席施羅德成為聯邦德國首位訪華的高級政治家。這次訪問直接促成10月中德外交關係的建立。盡管當時聯邦德國與中國的經濟聯係十分有限，但1972年的聯邦德國是中國的第四大貨物進口國和第三大貨物出口國，而且此時中國也在醞釀對外經貿政策的大調整。1972年，中國領導層對正在發生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有所了解，並對中國如何利用這次危機中西方企業降價以尋求出口市場的難得機遇進行了思考。1973年3月，經毛澤東批準，從西方國家引進43億美元工業設備的“四三方案”正式出台，其中僅從聯邦德國和日本共同進口的軋機設備引進費用就達6億美元，是“四三方案”中引進費用最高的工程。在這個背景下，中國政府開始考慮派人前往西歐考察，受中德兩國建交、“四三方案”出台和係列代表團訪德的影響，聯邦德國也積極派團訪華。該國企業界在對華貿易中素有充當“商人領事”的傳統，冷戰期間他們又在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73年5月底6月初，由聯邦德國經濟界巨亨、克虜伯公司監事會主席貝茨率領的訪華經濟代表團是新中國成立後兩國經濟來往中規模最大、層次最高的代表團。此次訪問以推動中德經濟關係發展，建設更好的雙邊貿易機製和人際關係網絡為目的。
1975年1月，基社盟主席施特勞斯訪華，對社民黨政府施加壓力，促使政府很快派代表團訪華。社民黨政府自1969年執政起就鼓勵國內產業將生產外包給廉價勞動力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高附加值地位。為此，政府對企業到外國建廠、尋找合作夥伴外包生產和組織全球價值鏈提供了很多幫助。10月底，施密特總理率團訪華，大眾汽車集團監事會主席比恩保姆及拜爾公司董事會主席格林瓦爾德等多位經濟界人士隨行，訪華重點是解決中國對德出口太少而導致的貿易逆差問題。德方支持中國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姚依林所提通過出口中國原材料解決貿易逆差的建議。施密特在北京簽署了中德海運協定和民用航空協定，並與中方達成一致，同意建立促進中德經濟關係的混合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會議，旨在提升中國對聯邦德國的出口，並討論市場準入和市場培育問題。兩國的企業和有關機構都可以參加該委員會並建立聯係。
1978年５月28日至6月6日，穀牧率團訪德。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訪問聯邦德國層級最高、影響最大的中國政府經濟代表團，也是中共中央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個政府經濟代表團。穀牧訪德前，中歐經貿關係已有重要突破。此外，中國和日本也達成了為期8年的貿易協定，這給西歐對華經濟合作施加了一定的壓力。聯邦德國政府計劃在穀牧率團訪德過程中不設談判主題，就雙方關注的任何政治、經濟和科技問題進行討論。穀牧與聯邦德國經濟部部長蘭斯多夫的談話成為德方對自身產業的推介機會。在訪問即將結束時，穀牧與蘭斯多夫進行了第二次談話，表達了此次訪問成果的重要性。
回國後不久，穀牧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詳盡的《關於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通過這份報告，中國領導人進一步認識到跨國企業全球運作的重要性，強調歐洲各國願意為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提供技術、資金和設備的潛力，建議通過引進外國資金、技術和設備大規模開發煤炭、石油、有色金屬和非金屬礦產，與西歐進行補償貿易，這樣既不會損害中國的主權，也能夠控製風險。總之，西歐應成為中國在爭取第二世界過程中的重要合作夥伴。穀牧的報告在6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7月下旬國務院各部門的幹部會議上引發廣泛討論，與會者一致認為，抓住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機遇，引進西歐的技術來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1979年6月，穀牧被任命為中國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主任，這是對他在經濟外交上突出貢獻的認可。穀牧在報告中所提加強與西歐的補償貿易建議，很快便在方毅率領的代表團訪德期間簽署的協議中得到了落實。
1979年10月，中國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率團訪德，極大推動了中德雙邊經濟關係的發展。在各聯邦州，中國領導人也積極推動具體的雙邊經濟合作。在這個背景下，中國一些重要的行業代表團訪問德國對之後中德技術引進和經濟關係發展起到獨特作用。然而，1979年的中德關係仍受蘇聯因素的影響。蘇聯和民主德國對中國與聯邦德國的接觸十分緊張，尤其是對中國國務院總理的出訪反應強烈。
1984年科爾訪華與中德經濟相互依賴關係的初步形成 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經濟交流大幅擴展，對外經貿部門通過多種方式強調中國工人在輕工業和手工業領域的高超技能，宣傳其能夠為外國消費者生產優質商品，眾多西方企業紛紛在中國投資生產。經過多年的合作，一些聯邦德國企業已經贏得了國際聲譽，中德兩國中高層領導互訪頻繁，形成了緊密的友誼網絡，這直接促進了一些工業項目和技術轉移的實現。1984年5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鵬訪問聯邦德國。他指出，中德經貿關係已經取得了顯著進展，相對於其他西方國家，聯邦德國在質量和技術轉移方麵具有明顯優勢，但德方產品價格較高，建議通過中國豐富的有色金屬進行補償貿易。
1982年，聯盟黨與自民黨組成新的聯合政府，科爾出任總理。由於中國與蘇聯及東歐的關係改善，東歐重新對華開放，蘇聯因素不再是中德經貿關係發展的障礙。為擴大對華出口，科爾政府取消了對95％中國商品的進口限製。1984年10月科爾訪華前，甚至放寬了中國進口的瓷器、皮鞋等在歐共體內的進口配額。中國還被納入歐共體的普惠製，許多工業品享有零關稅待遇，比那些尚未與歐共體簽署貿易協定的社會主義國家獲得了更多的商品進口自由度。不過，聯邦德國企業對中國重工業投資仍持謹慎態度，對中國重工業的產業水平、投資保護和投資回報等存在較大疑慮，已進行數年的合資談判拖而未決。在聯邦德國經濟代表團的陪同下，科爾於1984年10月訪問中國。這次訪華促進了德方在華經濟投資與合作。
上海大眾合資協議是中德經濟合作的重要裏程碑，標誌著兩國關係進入新的階段。大眾這樣一個供應鏈上的龍頭企業進入中國，在其全球供應商和下屬企業中產生了重要的跟進效應，其他企業也開始在中國投資建廠。這樣一來，一個連接中德兩國的跨國經濟產業鏈逐漸建立起來。
科爾回國後，在基民盟的一次內部會議上對此次訪華和聯邦德國對華政策進行了總結和回顧。他指出，加深與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的聯係，對聯邦德國的經濟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德方不僅需要在傳統產業上尋找解決失業問題的方法，還應該在新技術和出口導向型行業中尋求更多機會和發展空間。在科爾看來，中國是解決其國內經濟問題的關鍵，也是德方企業與日本在全球競爭中成敗的重要因素。科爾訪華後，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與聯邦德國的經濟技術合作。
自1972年中德建交之後，隨著中國大規模進口西方設備和技術，兩國開始形成經濟相互依賴關係，即從提升中國對德出口以維持雙邊貿易均衡開始，中國依靠德方資金和技術開采各種工業原材料、生產工業製成品並對德大量出口，聯邦德國則大規模對華投資獲取在全球價值鏈中更加上遊的位置。到1984年上海大眾汽車合資協議簽訂，這種經濟相互依賴關係初步形成。隨著兩國經濟交流的擴大，這種相互依賴也不斷加深。而推動中德經濟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的幾大重要協定以及深化兩國經濟合作的計劃，都是在兩國政界經濟界高層互訪時達成或出現的。雙方中央和地方高層人員頻繁互訪所形成的可靠跨國政經人際關係網絡，是進一步推動兩國經濟合作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摘自《中共黨史研究》2025年第1期，原文約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