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基本的問題就放在當下中國人麵前：一個是沒有精神家園，一個是社會處於解體的邊緣，普遍的信任危機，各種醜惡的社會現象層出不窮。
以下節選自複旦大學王德峰教授課堂文字稿：
我們已經選擇了西方的政治製度，比方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是西方引進的代議製，那叫國會。我們也選擇了誕生於西方的經濟製度，也就是現代生產關係的體係，我們叫它市場經濟的體製。我們100多年來的中國近代史，做了這兩件大事情。當然還有一件事情，就“五四”的時候開始做，就是向西方學習他們的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向西方學習的文化運動。從西方找來了“老師”。不僅是德先生和賽先生，而且引進西方的哲學。康德、黑格爾的哲學引入了中國。也就是說，在思想文化的領域裏麵，我們向西方也學習了很久了，也要有100年了。
那麽這100年來，向西方學習，對中國的進步，當然有很大的意義。這個進步，當然它的標準是西方設定的，因為我們是“被迫現代化”的國家。現代化的首要目標就是工業化。那麽工業化的前提，就是必須引入市場原則，引入這個資本的邏輯。盡管我們有過一段不短的時期，就是毛澤東時代，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但是這一個時代，仍然屬於資本的時代，是沒有資本家的資本社會。為什麽這麽說？我們仍然在計劃經濟時代搞商品經濟。我們不是產品交換，而是商品交換。我們不同生產部類之間的交換是要通過價值，由商品價值的交換來實現。所以價值規律一定起作用。價值規律一旦起作用，剩餘價值規律也會發揮作用。於是毛澤東在晚年說過：我們今天的社會跟舊社會差不多，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八級工資製等等，資產階級的法權繼續存在，隻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加以限製。所以這就是說：我們現在直到今天的中國人，100多年來向西方學習，走了這樣一條道路。
（抽煙狀，但是沒抽）改革開放起步，我們全麵的接受了市場的原則，從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變，引發了整個社會，中國社會的巨大轉型。三十多年來，我們中國人努力的學習資本的邏輯，我們以為通過進一步的讓市場經濟健康正常和完善，就會帶來中國的進步。那麽我們現在遇到了很大的問題。有兩個最基本的問題吧。
第一個基本的問題：今日之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無論是在市場經濟改革的浪潮中取得成功的少數成功者階層，還是多數弱勢群體，沒有一個社會階層有生命幸福感，沒有一個階層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整個民族沒有精神家園，我們從一個物質普遍不滿足的時代，進入了一個精神上普遍不安寧的時代。這是第一個基本的問題。我們的執政黨也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在胡錦濤任總書記期間，就提出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這樣一個目標，也就是重建我們中國的這個精神家園，中華民族精神家園和中國未來社會的精神基礎。不能長久地處於價值真空狀態。這是基本問題之一。
基本問題之二：我們今天的中國社會，並不是由於資本邏輯的演進，而終於形成了一個理性的社會秩序。獨立的個人，彼此之間，按照理性做基礎的契約的原則打交道。這一點直到今天沒做成。將來會不會做成？我看也不會成。那麽今天的不成功，體現為今天中國社會處於解體的邊緣。這個“解體的邊緣”的判斷，一個最基本的現象，我們都能看到、體會到：就是普遍的信任危機。窮人與富人之間互不信任、政府與百姓之間互不信任、社會公共機構與社會公共機構之間也互不信任，甚至家庭內部的成員之間也互不信任。我們再度出現了如孫中山當年所說的“一盤散沙的中國人”這樣一個局麵。而且這個“沙粒”，不是以家族為單位的。以前中國人那句話說：“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是吧？這也叫一盤散沙的中國人。但是這個門，是家門。是吧？它還是家。家的內部有它倫理的法則，有它道德的價值。今天這個以家庭或者家族為單位的“沙”，也已經分解了。今天的“沙粒”是利己主義的個人。
所以兩個基本的問題就放在當下中國人麵前：一個是沒有精神家園，一個是社會處於解體的邊緣，普遍的信任危機，各種醜惡的社會現象層出不窮。有些社會現象的醜惡程度令人發指、不可思議，是中國幾千年曆史上未曾有過的。在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黑暗的時候、戰亂的時候，但是沒達到如此的地步。就是說家族內部的分解，利己主義的個人。於是，今天的狀況就是：法製不立、秩序紊亂、各圖僥幸、群情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