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8）
五
關於毛澤東和中共在抗戰時期實行漢奸路線的證據，除了上述尹騏和彭樹華的揭露，還散見於一些曆史檔案和有關資料。這裏就我見到的，將它們羅列於下，作為尹騏和彭樹華揭發材料的佐證或補充。
（一）維基百科“潘漢年”條中的有關資料：
一九三七年九月，潘漢年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上海淪陷後，潘撤往香港。期間潘指示中共黨員袁殊經杜月笙介紹與戴笠搭上關係，成為國民黨軍統局上海區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一九三八年，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成立“特別調查班”。袁殊此前作為報社記者與領事岩井英一長期保持信息互換關係，因而被招入作為情報員。“特別調查班”後來成為了專門搜集重慶、英美情報的情報單位「岩井公館」。 （《五重間諜袁殊的晚年生活》，界麵新聞。）
一九三九年，袁殊按照軍統指示暗殺七十六號負責人李士群，不料軍統上海站站長王木天叛變導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以袁殊外務省情報人員身份說服日本“梅機關”首腦影佐貞昭，將袁殊轉回外務省，要袁殊寫下《興亞建國論》，公開與日本人合作，並要求袁殊負責組建“岩井公館”。潘漢年案中，許多人寫信指責袁殊為漢奸，但袁殊堅稱為潘漢年所指使。 （《五重間諜袁殊的晚年生活》，界麵新聞。）
潘漢年在袁殊的介紹下以“一位叫胡越明的關心國事者”的身份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會麵 ，岩井要求雙方情報相互交流，潘漢年答應會幫“岩井公館”在香港搜集情資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人民出版社，P96-113。）袁殊稱自己未經潘漢年同意即披露了潘漢年的真實身份，而岩井英一並未點破“胡越明”的身份，雙方心照不宣地進行信息交換，這一點日後被指認為袁殊的“重大政治錯誤 ”。（《五重間諜袁殊的晚年生活》，界麵新聞。）於是潘漢年開始定期向日方匯報重慶、國軍、英美動向，同時把日方情報交流原始電報傳回延安。（王朝柱：《潘漢年是怎樣當上漢奸的》，《傳記文學》第69卷第一期，一九九六年八月，P76。）
對於與日偽機關合作，中共解釋說是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魯南：《中共地下黨主持日特機關“岩井公館”始末》，《福建黨史月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攻佔香港，由於岩井與潘的合作關係，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員得到岩井領事館的護送，潘漢年移往上海並取得日方簽發的特別通行證 。隨後岩井英一協助潘與日本特務機關梅機關機關長影佐昭幀會麵。潘漢年在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後，日本外務省開始由機密費中撥款，向中共提供總額超過250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後來潘漢年提出雙方停戰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讓影佐禎昭與其會麵建立與日軍直接合作的基礎。（BBC中文網駐東京特約記者、日本學者童倩：《中共與日軍共謀對抗國軍》。BBC中文新聞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一九四三年四月，潘漢年在李士群安排下與汪精衛會麵。根據王明回憶，“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佔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三月，P190-192。）在會見汪精衛時，潘漢年奉上了毛澤東的親筆信。此次會麵被國民黨宣傳並攻擊，導致毛澤東親自發文為潘漢年辟謠此次會麵，然而事實上會麵確實發生了，隻是潘漢年未如實上報。（鳳凰網：《一九六二年最高法院院長談潘漢年案》，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陳布雷（蔣中正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主管政治，蔣中正文膽，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指出：「共黨潘漢年現充新四軍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攏，在京滬江淮一帶公開活動與敵偽交往頻繁，延安代表馮延壽（化名）在南京與敵軍及汪偽洽商政治停止摩擦、軍事停止衝突、物資相互交換等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台北國史館。）
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毛慶祥（蔣中正侍從室機要組組長）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敵方（日本）極力獻媚蘇俄，企圖完成聯俄聯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國聯絡共產軍牽製國軍作戰之兵力，現汪精衛正替日本拉攏八路軍毛澤東代表，而潘漢年早與汪偽正式談判妥協，且由汪偽介紹潘漢年與日軍領袖見麵，東條認為此舉是與東軍聯俄互相配合之行動，但駐南京之日軍總司令長官畑俊六大將則堅持反對聯合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台北國史館。）蔣中正電令：「有無潘漢年在偽方活動，交兩統（中統、軍統）局查報。」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台北國史館。）
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林蔚（蔣中正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主管軍事）調查報告《呈復奸偽潘漢年與敵偽勾結情形》：「潘漢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團上海辦事處主任，上海淪陷後仍潛伏於上海活動，據江蘇調流室本年三月十三日報稱，南京偽方高級人員傳出消息，謂中共曾派潘漢年來甯洽談一次，內容結果汪精衛密不宣佈；另據偽特工消息，謂偽之與中共在滬人員有相當聯繫，偽特工並派胡均鶴經常來往蘇滬一帶，負責聯絡事情 。」（《革命文獻——中共詭謀與異動》二，台北國史館。）
陳恭澍（國民黨軍統局上海特二區區長，一九三九年曾帶人前往越南河內刺殺汪精衛，號稱軍統第一殺手。）對中共與日軍聯手感到痛心，指責共產黨利用七十六號進行地下活動，直接、間接打擊國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員。 （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台北《傳記文學》一九八六年，P309。）
（二）文革造反派揭批曾山一案。
一九六七年十月文革中，造反派批鬥時任國務院內務部部長曾山。有人揭發曾山在抗戰中曾經與日本人接觸，要求日本侵略軍“隻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因而認為曾山是日本特務、漢奸。造反派要他交代相關罪行，曾山說這是遵照延安的指示做的。抗戰時期，曾山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和華中局組織部長等職，並協助項英組建新四軍，對新四軍的許多秘密不僅知情而且是參與的。現在曾山被造反派批鬥，要追查他與日軍的關係，周恩來就命令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必須保護好曾山。這個工作具體由辦公室聯絡員孫宇亭負責。而孫為了弄清曾山的問題和責任，給造反派一個交代，在請示汪東興和謝富治得到批準後，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結果被他查到四份電報，證實新四軍與日軍確有接觸。其中包括當年曾山給中央的報告和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電報上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的親筆簽名，說明曾山與日寇勾結是得到毛澤東、黨中央批準的。據孫宇亭後來說：此事雖然澄清了曾山的責任，但也無意中揭出了一件中共秘密勾結日寇的醜聞。周恩來因此大為震怒，下令追查相關人員的責任。最初，孫宇亭被定了個“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的罪名。但是，孫僅是內務辦公室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且是奉命行事，要他頂一個“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的罪名，於法於理都難以服人，最後他受了個“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問，下放勞動。而孫的頂頭上司嚴佑民（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則因此事而於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被關進秦城監獄。此後直到一九七二年四月曾山去世，嚴佑民才在九月被假釋出獄。
據嚴幼民兒媳李海文刊登在二〇〇四年第十二期《中華兒女》上的一篇回憶文章說，當年周恩來下令追查孫宇亭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一事的責任，汪東興、謝富治還有吳法憲三人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半夜突擊審訊孫宇亭。其中汪、謝兩人正是批準孫宇亭去查檔案的當事人。當時汪東興看了孫宇亭申請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的報告和他和謝富治的簽名原件，發現他和謝富治的簽名都寫在申請報告右邊的空白處的，於是與謝富治商量：“如果把簽名處剪下來，對這個報告也沒有損傷。”謝富治心領神會同意照辦。而此時的吳法憲則閉眼假裝睡著了。於是汪東興讓工作人員找來剪刀和火柴，把剪下來的簽字部分當場燒掉。這樣，汪東興和謝富治就把他們批準查案的責任和證據都賴掉了。然而，孫宇亭僅是內務辦公室一個普通工作人員，隻憑他的身份而沒有相當級別負責人同意，是不可能進中央檔案館查案的。當時的內務辦公室主任正是謝富治兼的，而且那時侯汪、謝都是權勢熏天的人物，他們不肯承擔責任，把自己的責任摘幹淨了，於是內務辦公室副主任嚴佑民就順理成章地要成為汪、謝的替罪羊。而且，很有可能當初周恩來下令必須保護曾山的指示，就是由嚴佑民指派給孫宇亭的。因為作為一國的總理，似乎不太可能直接下令給一個普通工作人員的。當然，也許也是為了保護無辜的孫宇亭吧，總之是嚴佑民主動站出來承擔了批準查檔案的責任。於是嚴佑民被送進了秦城監獄。李海文發表此文，除了揭露汪東興、謝富治的小人行徑和吳法憲的狡猾，目的當然是表彰自己公公的光明磊落。但此文也證實了當年發生的造反派揭露曾山通敵一案，是確有其事的。而孫宇亭的查案，又證實了抗戰時期中共暗中通敵的有好多條線，不僅有饒漱石、潘漢年、楊帆等一條線，還有曾山等線。
（三）《延安日記》中的有關資料：
伏拉狄米洛夫當年是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官兼塔斯社記者。他在日記中有不少關於八路軍不抗日，以及延安與日本人暗中勾結的記載。伏拉狄米洛夫死後，他的日記經兒子伏拉索夫整理後，一九七三年由莫斯科文學通訊社出版。其中延安時期的那部分日記由奚明遠、劉守世、高芠芠、黃誌潔合譯後，交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取名《延安日記》。由於伏拉狄米洛夫是國際共產派駐延安的代表，因此得以近距離觀察中共。除非中共能證明伏拉狄米洛夫是暗藏在革命隊伍內的反革命，書中內容是故意對中共的造謠、汙蔑，或者能夠證明這本日記是有人偽造或篡改過的，否則日記中說的這些情況應該可信。又伏拉狄米洛夫既然是蘇共派駐延安的，他當然也有責任要將延安的真實情況報告莫斯科。所以我相信與日記內容相符的報告，在前蘇聯共產黨的檔案中或許也能找到。隻是目前好像還沒有人去做這件工作。以下是從其日記中摘錄的部分內容：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八路軍及新四軍早已放棄抗日行動，甚至連消極的行動都沒有。中共的領導階層視國民黨為主要敵人，一味不擇手段的全力搶奪中央政府所控製的地盤。此等明顯的自私行徑，實危害全民抗日的大計，增加了中國人的犧牲，並激起與國民黨的軍事衝突。”
一九四二年九月（原著未注明具體是哪一天）：“八路軍係與日軍和平共存。日軍在集結區舒舒服服地安頓下來過冬，而八路軍的部隊就在附近悠哉悠哉的打發時間。在新鄉地區，有為數僅約四五十人的小股日軍占領著幾個村莊，而被在人數上遠居優勢的賀龍的部隊所包圍。我問他們何以不去收複這些村莊，因為要消滅這些敵軍簡直易如反掌……我們下了馬，請他們一起抽煙，他們才承認：‘上頭告誡我們不要去惹他們。上級說，要是我們去消滅了這批日軍，他們就會開來大批援軍，到時候又該怎麽辦？因此，我們就不去碰它們，他們也不來碰我們。”
“中共的領導階層並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以牽製華北的日軍，這是不爭的事實。”“就我們所知，八路軍所最關心的乃是國民黨的部隊。中共部隊所作的宣傳，矛頭均指向國軍；將來的作戰行動，當可知亦以國軍為對象。如此一來，使得日軍所采取的作戰行動，幾乎都能得心應手。延安曾經下令八路軍，要不惜任何代價以保存實力，因此，縱令向前推進的日軍兵力微不足道，八路軍亦步步後撤。”
“前線之行，使我獲得證據，確信中共領導層毫無抗日作戰的意圖；他們將此次戰爭看作是紮穩其本身地盤的大好時機。而且，此舉的成功並非是靠他們自己的部隊的努力，而是利用另外兩起國軍與日軍的殊死戰坐收漁利。” “如果日軍大敗國軍，則中央政府的權力就會受到損害，而八路軍的部隊即可乘機蠢動，向該地區滲透。必要時，他們尚可與日軍裏應外合，消滅他們的戰友——國軍——而奪取政權。”
“日軍來犯時即行後撤，毛澤東的用意是要等待國軍與日軍對抗局麵轉變至對他有利的時機。當此國難時期，舉國人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而犧牲慘重之際，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荼毒下，國家麵臨存亡絕續的生死關頭，此種策略，也未免過於陰狠毒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一份新四軍的幕僚打來的電報。這份參謀報告絕對證明在中共領導層和日本遠征軍統帥部之間有著永久性的接觸。這封電報，已經毫無疑問地證明關於和日軍司令部接觸的報告，是經常呈送到延安的。後來我查明共軍參謀和日軍部隊之間的這種接觸，已經維持了很長的時間，這種接觸的重點是延安和南京（指汪偽政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延安一道接一道地發出命令。八路軍、新四軍、遊擊隊、民兵等紛紛開進日軍占領區。敵軍已無鬥誌，不加抵抗，僅據守要塞，龜縮不出。中共中委會軍事組狂烈蠢動，延安諸人通宵工作目不交睫，主要是爭奪地盤和擄取日軍武器，並阻撓中央軍的前進。延安的秘密命令是要消滅一切向前推進的國軍部隊，並將其逐出新地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葉劍英告訴毛澤東，說我知道新四軍幕僚打來的電報的內容。這位中共主席費了很多口舌向我解釋其理由。這是一件丟人的事實，所以，毛澤東強詞奪理的多方辯解。中共和日軍指揮部的關係是很久之前在極秘密之下建立的，隻有少數高級人員知道此事。毛澤東的情報員（毛稱他為‘聯絡員’）是配屬在南京的崗村的幕僚裏，在日軍反諜報人員的嚴密保護之下，經常來往於南京和新四軍幕僚之間。從中共主席那邊提供的情報就放在新四軍的幕僚裏等著這位情報員（原來是日本人）來拿。而這位情報員所提供的情報，則由新四軍幕僚立即用密碼拍發無線電給延安。”
（四）陳公博的證詞。
曾經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後來成為汪偽政府大漢奸的陳公博，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他在死前於獄中寫的《危險的南京》一文中，也述及中共與日軍勾結的一些事實。他說：“去年，即三十三年（1944年），是南京最危險的時期，也是中國全局最危險的時期。因為東條內閣末期，東京已有和共產黨妥協的動議，我們且接到日本參謀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議的情報。在中國方麵，有許多當地的日本軍已實際和共產軍默契。”“例如蘇北清鄉計劃，日軍事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日軍和新四軍實行交換物資了。新四軍首領陳毅負傷，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治。共產黨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動，且公然住在滄洲飯店。大使館的書記官池田，以托羅斯基派名義為掩護，出麵為共產黨宣傳。（日本駐汪偽政權大使）穀正之大使公然對我說：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
按：陳公博文中所言蘇北“清鄉”計劃日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與《潘漢年傳》中的都甲會見潘漢年一事不僅吻合，並且證明了有實質性的行動。
（五）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中的記載。
據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在其《廬山會議實錄》中的記載，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廬山會議上，與會者在毛澤東的號令下清算彭德懷的曆史“罪行”，回顧抗日戰爭時期黨內路線鬥爭時，林彪檢討了他當年參與“平型關戰鬥”的錯誤，說打那場仗“吃了虧”，是“頭腦發熱”，還推卸責任說“是弼時作的決定”。此時毛澤東插話說：“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接著林彪又指責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毛就接著說：“三個師隻三萬二千人，號稱四萬八。當時大戰觀念轉不過來，本應該分散發動群眾”。彭德懷聽後隻得檢討“百團大戰”的錯誤，說：“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守紀律比較注意”。但毛澤東不依不饒，責罵彭說：“你彭德懷那不是愛國，百團大戰是在幫國民黨打日本人，愛的是蔣介石的國”。“ 百團大戰過早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軍對我們力量的注意；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在八月二日的會上，毛澤東又說：“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互相利用……準備條件消滅之。”
按：“百團大戰”打日本，竟被毛說成是“幫國民黨打日本人，愛的是蔣介石的國”。這些種論調與張國燾等揭露的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如出一轍。這說明毛澤東在抗戰之初即指示中共和八路軍實行“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方針是確有其事，而且幾十年後仍認為這個方針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