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6）
再以那次潘漢年在南京會見汪精衛以後回到上海，李士群又安排潘會見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一事來分析。當時都甲是津浦鐵路沿線“清鄉”的日軍負責人，李士群安排潘漢年見了汪精衛後又去見都甲，這絕對不是如兩個朋友無所事事逛商場那樣，逛了一家再多逛一家也無所謂。潘漢年是什麽人？都甲是什麽人？他們一個是代表中共和新四軍的高級情報負責人，一個是日本侵略軍的地區負責人，若彼此沒有大事要商量，怎會隨便同意會見？所以，發生這樣的會見，彼此都是有目的的。而且，為了這次會見，雙方必然都由層次稍低的人員進行過可能不止一次的溝通。這道理就好比兩個大公司談合作，尚且要先經過具體工作人員的接觸、溝通，等取得共識後才由雙方董事或經理級幹部出麵簽約一樣，何況這是兩個敵對國家軍隊之間的秘密合作，豈會沒有事先溝通而雙方重要負責人偶然碰在一起就談這些事務的？
會見是在北四川路一座日本軍官公寓內進行的。據書中的描述，會見中“都甲對潘漢年先講了一通‘清鄉’的目的，說希望新四軍不要破壞津浦路南段的交通，日本方麵希望和新四軍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地帶。他還說了幾句新四軍的紀律很好之類的話。潘漢年對都甲說：新四軍發展很快，人很多，日本方麵要讓新四軍能夠生存。否則，遊擊隊是隨時可以襲擊和破壞鐵路交通線的。”。（《潘漢年傳》P224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作者對這此會見的描繪雖然略嫌簡單，但把他們談話的關鍵要點基本上寫了出來。從都甲的話中我們可以確定：第一，都甲清楚潘漢年的身份，是可以代表中共和新四軍的。所以潘的身份決不是如書中說的、潘自認的那樣：“隻是李士群聯係的一個情報人員”。（《潘漢年傳》P223。）否則，以都甲的身份，他是否肯要李士群去安排這樣的一個低級會見也是頗有疑問的。第二，都甲清楚告訴潘漢年日偽那次“清鄉” 的 目標，是針對國民政府軍或隸屬國民政府的軍隊，而不是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都甲敢這樣坦率地向潘漢年暴露日軍的軍事機密，我以為除了要安潘漢年的心，更重要的是都甲十分清楚新四軍不是國民政府軍的同盟軍，而是敵人。所以即使他對潘漢年說了，也不怕潘漢年去轉告國民政府軍。也正因為都甲清楚潘漢年的身份，清楚中共新四軍對國民黨軍隊的實際態度，所以都甲隨後向潘漢年提出了新四軍不要破壞津浦鐵路南段交通的要求。為了避免雙方軍隊發生誤會，都甲還提出在日軍和新四軍之間設立一個緩衝地帶的建議。這個要求的實質，其實重點不在交通，而是在要求新四軍配合日軍清剿國軍的行動，至少也是不要阻撓日軍的行動。這是都甲要李士群安排這次會見的主要目的。
所以關於這次會見，尤其是都甲在會見中向潘漢年提出了新四軍不要破壞津浦鐵路，以免影響日軍“清鄉”軍事行動這樣的要求，我以為有兩點可以肯定：一點是都甲在安排這次會見前，肯定要先對中共和新四軍的立場、態度做一番評估。如果他覺得中共還有一絲一毫民族大義，則中共必然會拒絕他這個要求，他也不會去安排這次會見。所以僅從這一點我們就可明瞭中共究竟是否真心抗日。現在仍有人在為中共的抗戰立場辯護，實在他們比日本人都甲都不如。另一點是李士群對潘漢年說都甲要見他，潘漢年沒有拒絕，盡管書中沒有說明這次會見是事先安排好的，至少也證明了這次會見是正合潘漢年心意的。不然，無以解釋為什麽潘漢年沒有拒絕見都甲？難道再用“挾持”這個藉口？
那麽麵對都甲這個代表日本侵略軍的要求，潘漢年又是怎樣回答的呢？據《潘漢年傳》，潘漢年是這樣回答的：“新四軍發展很快，人很多。日本方麵要讓新四軍能夠生存。否則，遊擊隊是隨時可以襲擊和破壞鐵路交通線的。”（尹騏著《潘漢年傳》，P224，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北京。）怎樣解讀潘漢年這個答複呢？我以為這個答複表達了三個意思：第一，潘漢年不明確拒絕都甲的要求，也不說可以轉告新四軍領導或請示上級那樣的客套話，那就是暗示他可以代表新四軍答應都甲的要求。當然，如果都甲不答應他提出的反條件，他也可以裝作什麽也沒有答應過。第二，潘漢年向都甲誇耀新四軍的力量強大，發展很快，實際是向都甲暗示：日軍不應小覷新四軍的力量。跟新四軍搞好關係，新四軍可以成為幫助日軍牽製和打擊國民政府軍的有力友軍。那就是反過來表達了希望與日軍加深合作的願望。第三，要新四軍配合日軍掃蕩可以，但新四軍有個條件，就是日軍要讓新四軍能夠“生存”。然則何謂能讓新四軍“生存”呢？《潘漢年傳》沒有細說。但在當時國、共和日汪三方爭戰的形勢下，我想首先的一條就是日軍不能打新四軍，也不能阻撓、限製新四軍的行動自由。其次是在國共兩軍爭戰中，日軍對新四軍能幫的地方要幫一下，而不是反之。再次是對於新四軍提出的某些要求，比如到日占區購買藥品、軍用等物資時，日軍要給予方便，等等。這是潘漢年回答都甲要求時反提出來的條件。
這裏大家要清楚一點，即潘漢年在提出這些條件時，他是以中共和新四軍代表的身份來答複都甲的。如果不具這樣的身份，他根本就沒有資格作這樣的答複。同時也很明顯的是，這樣的交談其性質早已遠遠超出普通的見麵，而是一次赤裸裸的、訂立軍事同盟的交易。當然，潘漢年敢跟都甲作這樣的交易，我想他必然事先獲得過上級的授權，心中有底。不然，很難想象他敢私自作這樣的交易。令我奇怪的是當年中共審判潘漢年，糾纏於見汪精衛一事而絲毫不提見都甲一事，這就顯見毛澤東用見汪精衛一事來整肅潘漢年，不過是找一個借口而已。
那麽，都甲對潘漢年提的要求有沒有答應呢？尹騏的書中沒有說。其實不說，都甲的態度也很清楚，肯定會答應。因為如果日軍把新四軍當成敵人，不讓新四軍生存，怎麽可能去找新四軍談判不要破壞津浦路的事？既然日軍要求新四軍配合日軍的軍事行動，則給新四軍提供一點購買物資和交通等方麵的便利根本就不是大問題。而既然都甲不可能不答應潘漢年提出的反要求，則這筆交易必然成功也是肯定的。所以盡管尹騏沒有在書中明確潘漢年代表中共與日軍達成了合作攻擊國民黨的協議，但他既然將這次會見的細節寫到這種程度，則已經暗示了中共和日本人的交易達成了協議。對於這樣的交易，潘漢年應該是不會簽署任何協議之類的東西給人留下把柄的，但我想都甲一方可能會留下相關記錄。
對於尹騏書中的揭露，有些讀者可能會嫌說的還不夠清楚，但尹騏是中共體製內的人，而且書也是在大陸出版的，要受到很多限製，所以能做到這樣我認為已經是很了不起了。尤其尹騏揭露的潘漢年回答都甲的話中有這樣一句話，我看了有點觸目驚心：“日本方麵要讓新四軍能夠生存。否則，遊擊隊是隨時可以襲擊和破壞鐵路交通線的”。這句話說明新四軍是有力量去打日本侵略軍的。但是新四軍沒有把這個力量用在抗擊日本侵略軍上，反而用來與日軍做交易，幫助日本侵略軍去打自己國家的政府軍。這不是赤裸裸的漢奸賣國行為又是什麽？
還有，對於潘漢年和李士群的關係也是很值得分析一下的。按照《潘漢年傳》的說法，亦即是中共的解釋：李士群 “私通” 中共是為了個人今後“多一條路”，所以李士群通共是李個人的行為。而潘漢年與李士群打交道則是利用李個人來為中共服務，與汪偽政權沒有關係，與日本侵略軍也沒有關係。但是，從書中具體所述看，事實並不如此。試想：李士群安排潘漢年見汪精衛，又按排潘漢年見日本大佐都甲，如果李士群是私下暗通共產黨的，他敢作這樣的安排嗎？恐怕給他一百個膽都不敢吧！這樣做不是把自己給暴露了？退一步說，即使會見是出於汪精衛和都甲的意思，但既然他們都要李士群作這樣的安排，顯然他們對李士群與中共的秘密關係早已知曉。在這種情況下還說李士群是“私通”中共，而不是代表日、汪與中共秘密溝通，恐怕道理說不通吧！汪精衛和都甲都知道潘漢年是共產黨、新四軍的代表，他們與潘漢年所談之事也都關乎兩國、兩黨、兩軍的公事，李士群在中間牽線，所以事情很清楚，李士群通共的行動不但是得到日本人和汪精衛批準的，而且是代表汪偽政權和奉日本人的指示這樣做的。當然同樣地，潘漢年與李士群打交道、與都甲打交道，也是代表中共在與汪偽、日本人合作，而非潘漢年個人在“私通”汪偽、“私通”日本侵略軍。
總而言之，在這樣的關係中沒有私人關係可言，一切都是代表了各自國家、政權、黨派、軍隊的利益，是奉本國、本黨上級領導的命令行事。這些表麵上的“敵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因為他們在利益上有一個共同點：即都以蔣介石、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為敵。他們的活動，也表明了他們是在集中中共、日軍、汪偽三方的力量，共同來打擊重慶的國民黨政權。在這方麵，他們三方的利益是一致的。唯有如此，才可解釋潘漢年和中共江蘇省委從上海轉移淮南新四軍根據地可以找李士群負責沿途安全；而李士群也負責地將中共江蘇省委和潘漢年等人安全地護送到了淮南新四軍根據地。也唯有如此，才可解釋李士群安排潘漢年見了汪精衛又見都甲，潘漢年沒有拒絕。所以，潘漢年和李士群的關係，絕不是一個“留後路”，一個“趁機利用”的關係，而十分清楚是一種合作的關係，是中共和汪偽、日寇三方合作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