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年插隊到了內蒙巴盟烏拉特前旗的一個牧區公社。公社書記叫仁慶，一個老資格的蒙古族幹部。仁慶和我家關係密切，說是“賊鐵”也不過份。
作為一個知青，和書記有這層關係，心裏會踏實許多。但是我當年非常謹慎小心，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我家和公社書記的關係。我所在的生產大隊（牧區不設小隊）的大隊長曾經含糊問過我一次，我也沒有正麵回答。
1969年夏天，我父親廠裏的一個幹部，我們叫他土豆叔叔，領著一對中年夫婦來到我家。中年男人就是仁慶，土豆叔叔開口閉口喊他老排長，他們曾經在內蒙的一個騎兵部隊當兵。仁慶老婆臉色黑黃，有氣無力，卷縮在一旁。原來仁慶夫婦是來看病的。
仁慶妻子患了疾病，旗（縣）盟（地區）裏的醫院都不能對付，無奈之下隻能到大城市來看病，土豆叔叔跑前跑後地為戰友張羅，忙活了一星期，最後確定需要手術。全市隻有鋼鐵公司醫院的“馬一刀”大夫能做這個手術。一來馬大夫不大情願做這個手術，二來仁慶的醫療關係隻能在市裏的醫院看病。
有人給土豆出主意，讓他們來找我父親幫忙。馬一刀大夫和父親是同濟大學校友，又是我大伯的同濟醫學院同學，私交頗好。父親看到仁慶妻子病情嚴重，決定幫忙。父母第二天就去拜訪了馬大夫，最終說服了馬一刀大夫主刀手術，同時為仁慶妻子的入院治療疏通關節。功夫不負有心人，手術成功，病人出院，皆大歡喜。
仁慶夫婦返回烏拉特前旗之前，我家還請他們和土豆叔叔吃了一頓飯。仁慶那時是旗武裝部的一名科長，對我父母千恩萬謝。他腰裏別了一把小手槍，他還拔出槍來，讓我們哥仨好好稀罕了一回。
此後的一些年裏，我家和仁慶的往來倒是不多。記得有兩次入冬以後，突然有人上門，擱下一隻麻袋就走，裏麵是一隻收拾幹淨的整羊。來人隻說聲是仁慶托辦的，我媽一般都是趕緊叫住來人，匆匆寫下一張感謝的字條，拿上一條好煙好酒啥的做為回禮，囑托來人帶回。
1976年我無心繼續上學訓練，卷了鋪蓋從體校回到家中，吵著要去插隊。父親被我蘑的無奈，隻得請土豆叔叔去問問仁慶，看看能否幫忙介紹一個牧區公社。幾天後我們得知，仁慶正在烏拉特前旗的一個公社當書記。仁慶回話說，就到我這裏來吧，這裏就是家啊。
我在巴盟牧區插隊的一年半時間裏，我一共隻見了仁慶3次麵。一次是去公社辦事，偷偷去他家看他，書記留我在他家吃了頓飯。第二次是77級高考前，我去公社開介紹信，順便和書記打聲招呼。
最後就是那次告別，他讓公社通信員騎馬趕到水庫工地找我，說是北京給我來調令了！我趕到他的辦公室，從仁慶書記手中接過那封沉甸甸的大學錄取通知書，百感交集。仁慶說道，你這娃娃真挫猛啊（厲害的意思），自個打鬧著上了北京！你爸高興，我更高興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