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5）
三
潘漢年最後以獲得平反收場，從中共的宣傳角度來說，那是彰顯了黨“有錯必究”的原則，是又一件證明中共“偉大、光榮、正確”的事情。但是，徹底查明潘漢年一案所暴露的、中共在抗戰時期勾結日、汪的行為，以及這些行為究竟屬於什麽性質，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我認為是意義更加重大的事情。
抗戰八年，中共實際上從未真正抗過日。這在抗戰當年就不是秘密。毛澤東從抗戰一開始就在洛川會議上為中共製定了“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策略。根據這個策略，中共趁國民政府忙於抗日的機會，以抗日為名極力擴張中共一黨私有的軍隊和根據地，為將來推翻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準備條件。這是中共在抗戰時期的總策略。由這個總策略出發，中共一方麵極力攻擊國民黨，汙蔑國民黨有投降傾向，詆毀國民黨對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義從而導致大片國土淪喪；同時則在所謂“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幌子下，回避與日軍交戰，卻不斷吹噓自己是堅定的抗日者，民族的中流砥柱，以此來欺騙全國人民。也是在這個洛川會議上，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荒謬的“三國論”，將原應敵對陣線分明的兩方，即日本侵略者為一方和反侵略的中國為另一方的關係，胡說為中共、中華民國政府和日本侵略者三方，類似魏、吳、蜀三國的關係。中共以其中的一“國”自居，還把同宗同族同是中國人的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視為真正的敵人。這個“三國論”，不僅是中共在抗戰時期的自我定位，也是中共抗戰的總方針。由這個總方針出發，中共製定了一係列針對日、汪的具體政策。其特點是除了在戰場上盡量不與日軍交戰，以保存自己實力，還在各種不同的層麵上展開與日、汪的合作，以共同打擊國民黨政府。例如通過當時所謂“國共合作抗日”的關係，將從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獲得的情報提供給日本人，讓日本人去精準打擊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秘密參與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從政治、文化、經濟等各種層麵打擊重慶國民黨政府。而潘漢年等中共特工當年所做的，則是與日、汪直接勾搭，進行最隱秘、也是最赤裸裸的漢奸賣國勾當。在八年抗戰中，中共就是以這樣的方針和策略成功地壯大了力量，削弱了國民黨政府。然後以此為本錢，經過三年內戰打敗國民黨，奪取了全中國大陸。所以，中共奪權的勝利，實際上也就是這個抗戰方針、策略的勝利。但是，這樣的抗戰方針和抗戰策略畢竟是見不得人的。毛澤東贏了一時的勝利，卻可能輸掉了萬世的英名。所以中共對此一直是竭力抵賴、竭力遮掩的。尤其在毛澤東進了北京當上了新朝的“皇帝”以後，他更害怕有朝一日這些勾結敵偽的秘密會泄露出去。於是潘漢年等當年勾結日偽的具體操作者，也就難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命運了。
本來，如果不發生意外，毛澤東殺人滅口的計謀或許是會得逞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有兩件事打破了毛澤東的如意算盤。第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失敗，導致毛澤東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十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被中共中央常委集體決定讓他“完全休息”，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毛暫時失去中央最高權力。結果發生了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六二年奉中央命令審判潘漢年案一事。這次審判因為毛澤東並未失去全部權力，最高法院根據黨中央指示，以潘漢年認罪為條件判處他十五年徒刑，然後予以假釋。所以這是一次折中的處理。但就是這次審判，顯示了黨內最高層對潘漢年案的關心。而這次審判也使潘漢年的案情在小範圍內得到擴散。這應是潘漢年後來能獲得平反的原因之一。第二件事是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壽終正寢、文革也隨之失敗以後，毛生前製造的大量冤、假、錯案在黨心不平、民怨沸騰的情況下再也壓不住，於是陸續得到改正。潘漢年的冤案也在這個平反潮中獲得平反。就中共的本意，平反潘漢年僅局限在恢複潘漢年的名譽，對於潘漢年當年所以被整的原因卻仍被視為禁忌，避而不談，諱莫如深。這從中共平反潘漢年的《通知》就可以看出。但是，就如中共常說的“形勢比人強”，隨著潘漢年的平反，在當時相對寬鬆的政治形勢下，過去被遮得嚴嚴實實、十分神秘的中共特工工作內幕也被人撕開了一角，並通過媒體的傳布，讓廣大人民得以窺視到中共在抗戰時期與日本侵略軍和汪精衛政權的一些不尋常的關係；對潘漢年一案的認識，也從單純的平反一個冤案，進一步深入到探索潘漢年活動的性質，究竟是否屬於漢奸賣國行為？
事實上，中共在抗戰中勾結日、汪，打擊重慶國民政府的事實，在當時就有不少揭發。但是，由於中共執政後對這方麵的資料采取了嚴密封鎖的措施，一般人要取讀這些資料幾乎不可能。再有，由於中共在進行這些這些活動時高度的隱蔽性和嚴密的組織紀律，要取得中共漢奸賣國的實證還是比較困難的。這裏，我們要感謝《潘漢年傳》的作者尹騏先生。他在書中以替潘漢年辯誣的方式，勇敢地披露出了一些中共與日偽勾結的證據。這些證據盡管不多，對於被中共嚴控資訊的中國人民來說也是彌足珍貴的。這些證據也已足可證明潘漢年當年受中共指派所進行的那些活動，確實是屬於賣國的漢奸行為。尹騏先生曾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圖書館館長，因此尹先生應是中共體製內的人，要受到各種約束，能做到這樣，已屬難能可貴。其所著的《潘漢年傳》由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出版，亦非一般人所謂的“路邊攤”“野史”，具有高度的可信度和權威性。
尹騏在《潘漢年傳》中披露了哪些證據呢？讓我們先來看書中附錄的一份《潘漢年年表》。這份年表一九三九年的記載是這樣說的：“秋冬之際，（潘漢年）前往上海了解建立新的情報工作據點，擴大情報來源，通過特殊關係，派遣情報幹部打入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內部開展工作，同時，又派遣情報人員到汪偽‘特工總部’頭目李士群那裏去做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後，（潘漢年）將工作重心移到上海，並在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取得合法身份，繼續開展工作。”
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間，（潘漢年）派人去香港利用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掩護，將在香港的情報據點撤出，一部分轉移到內地，一部分轉移到上海，繼續開展工作。十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撤離上海，到淮南新四軍根據地。行前會見偽江蘇省長李士群，要他提供交通安全保證。十一月，和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劉曉等一行，離上海經鎮江、儀征，順利到達淮南根據地。”
怎樣解讀這份年表？如果說，中共為了取得敵人的情報，派人打入敵人內部，這是正常的對敵鬥爭手法。但是，一個中共的高級情報官員，在敵人知道其真實身份的情況下仍能夠取得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合法身份，這就不正常也不簡單了；非但如此，還能令日本駐港領事館也來掩護中共情報人員從香港轉移到內地和上海，這就更加不正常不簡單了。試問誰能這樣神通廣大，可以讓日本侵略者們聽從一個中國共產黨分子的指揮呢？難道這批日本人都是低能的白癡？或者是裏通外國的“日奸”？如果說侵華的日本人中有一個、二個是背叛自己國家的日奸——即中共所謂的“反戰分子”，那不是沒有可能——但是在日軍駐上海的特務機關和駐香港的領事館這些要害機密部門中都有這麽多日奸，那就令人難以置信了。以那個岩井公館的主人岩井英一來說，在日軍侵華期間他的工作受到過日本外務省和日軍的褒獎，日本戰敗後岩井英一回國，他繼續為外務省組建情報機構。這樣的人說他是“日奸”或上了潘漢年的當，都是很難令人相信的。所以真實的情形，決不是如尹騏所說的“打入”、“派遣”那樣簡單；日本侵略軍和中共雙方沒有實質的利益交換和在某方麵一致的利害關係，是不可能做到如此親密的合作的。
中共和日汪有些什麽樣的勾結呢？尹騏在書中有一些具體的細節描寫。這裏讓我們先來分析一下中共從香港撤出情報人員到上海和內地去這件事所暴露的事實。據《潘漢年傳》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迅速占領了香港。潘漢年為了中共在香港情報人員的安全，認為需要將他們撤離。“在報經中央主管部門的同意後，由潘漢年親自找岩井（時任日本駐上海副領事，日軍情報特務機關“岩井公館”主持人）向他建議說：我們在香港的一批人員現在在那裏不好活動了，我打算把他們撤出來，一部分轉移到大後方去，繼續幫我搜集情報，一部分撤退到上海來幫助我搞‘和平運動’。”這個建議被岩井接受，說“你可以派人去香港，按你的計劃撤退和轉移。”潘又對岩井說，他決定派葉問津去香港，“請你通知香港的日本領事館給予幫助，以免發生危險。”岩井說：“可以，葉文津先生去香港時，可以從駐上海總領事館拿一封介紹信去香港領事館接洽。我再派我的助手德田同葉先生一起去協助辦理。”書中還說：“潘漢年利用日本人的掩護把中共在香港的一批秘密情報工作人員安全地撤走，無疑是一個勝利。但岩井也由此更多地了解了潘漢年屬下情報力量的去向，而且這些撤出的情報力量，今後仍將會繼續為他服務，所以，他也就給予了支持。”（尹騏：《潘漢年傳》P209、210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根據這份敘述，我們第一要肯定的是：潘漢年的撤離香港情報人員的計劃是得到中共中央主管部門同意的。所以，對於這個計劃的動機、過程和後果，中共中央都要負責，而不能像見汪精衛那樣推說是潘漢年的個人行為。
第二，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共從香港撤離情報人員決不是為了這些情報人員的安全，而是一次陣地轉移。為什麽呢？因為從情報人員的職責和工作性質來說，他們的戰鬥陣地永遠都在最接近敵人的地方。因為唯有在接近敵人的地方才是最能刺探到敵人情報的地方。過去中共有一句讚揚地下情報人員功績的話叫做“戰鬥在敵人心髒裏”，就很能說明情報人員的工作特點。所以，如果中共是將日本侵略軍作為主要敵人的話，那末日軍占領香港，除了確實會增加中共在香港的情報人員的危險，同時也讓他們有了更多探取敵人情報的機會，成了他們大顯身手的好時機。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不加強在香港的情報力量也就算了，怎麽反而撤離呢？除非是中共不需要收集日軍的情報了，才會出現撤離這樣的怪事。而不收集日軍的情報，除非是日軍在中共眼中不是敵人了。還有，如果中共的情報人員因為日軍占領香港而不安全了，那麽撤到上海難道就安全了？難道上海不也是被日軍占領的嗎？所以這種說法是自相矛盾的。更為離譜的是中共撤離情報人員要去找日本的特務頭子岩井和日本的駐香港領事館幫忙，那究竟日本人是敵人還是友軍？所以，僅此一點這就十分清楚地說明了中共與日本侵略軍之間的真實關係。
我以為，中共之所以要將香港的情報人員撤出香港，目的是在新形勢下更好發揮這些情報人員的作用。因為潘漢年手下的這些情報人員，他們收集情報的主要對象不是日本侵略軍而是國府和英美等西方國家的情報。日軍占領香港後，原先活躍在香港的國府和西方國家的情報人員麵臨巨大危險，很多人進了集中營，幸存人員的活動勢必變得更加隱蔽。這樣，中共要收集他們的情報勢必也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很難再得到他們的情報了，於是中共就覺得不需要再有那麽多情報人員留在香港了。
而撤出香港後這些情報人員去哪裏？根據尹騏書中潘漢年和岩井的對話所暴露的，是去內地和上海。這個“內地”，在當時是專指以重慶為陪都的國民政府統治區的。潘漢年要把這些人撤退到國統區去“繼續收集情報”，收集誰的情報呢？除了搜集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情報，難道還能有別的嗎？潘漢年在對岩井的話裏還說：“今後仍將會繼續為他服務”。這就坦白了在此以前，潘漢年的情報工作就一直是在為岩井服務的，而且收集情報的對象就是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這一點，在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上海》一書中也可得到證實。過去，中共總是辯說潘漢年他們接觸日本人是為了套取日軍的情報，為抗戰服務。但岩井英一在他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對此作了直截了當的駁斥，他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
潘漢年又說香港撤離的中共情報人員中有部分要撤到上海去搞“和平運動”。人所共知，“和平運動”是抗戰爆發後汪精衛希望用和平手段與日本達成妥協，停止中日之間戰爭而提出的一個政治主張。盡管汪精衛當時從重慶出走到上海重組偽政府，究竟是甘心投敵還是如他所說為了減少淪陷區人民的痛苦，目前史學界仍有兩種不同看法。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在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汪精衛若不出讓一些國家利益，不讓日本侵略者得到一些好處，日本人是絕對不會同意這個“和平運動”的。因此，這個所謂的“和平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必然也是一個以出賣國家利益為前提的運動。而潘漢年要將香港撤退的一部分人轉到上海去搞‘和平運動’，他們究竟想幹什麽，是不是想來個渾水摸魚？這一點我還不能肯定，但有一點可肯定，即根據毛澤東的“三國論”，中共是絕對不希望重慶的國民政府與日本達成和平的。它最希望的是讓蔣介石國民政府與日本侵略軍打個兩敗俱傷，然後它好坐收漁翁之利。即使日本將蔣介石政府打敗了也並無不可，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就說過到時候可借助蘇聯的力量再打敗日本收複失地。所以此時潘漢年之參與“和平運動”，很可能就是一個包藏禍心的陰謀，明為幫助汪精衛，實為削弱蔣介石，讓主和的汪精衛去與主戰的蔣介石打擂台。而中共參與“和平運動”這件事，這也清楚地說明潘漢年和他背後的中共，表麵高喊反對投降主義是假，實際上無論什麽主義，隻要於中共奪權有利的，他們都要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