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開先說到潘漢年（4）
李克農在報告中除了證明潘漢年見汪一事沒有造成黨的工作任何的損失，還提出希望中央重新考慮潘漢年問題的要求。可是先後三次報告都杳無回音。原因無他，因為這是毛澤東“欽定”的案子，誰也無法挽回。但由此也讓人明白了：所謂向黨隱瞞會見汪精衛一事，不過是毛澤東借題發揮，整肅潘漢年的一個借口而已。不然，何以會發生這樣不近情理的事情呢？一個多年為黨出生入死、建立了無數功績的高級幹部，就以這樣一個不成為理由的理由判處了政治上的死刑！一直以來，潘漢年等情報人員不僅與汪精衛政權的大特務有交往，還直接與日本特務機關頭子打交道，難道勾結汪偽大特務可以，勾結日本侵略軍的特務頭子和將領可以，意外地見了一次汪精衛就不可以，就是死罪，試問這是什麽邏輯？！固然，汪精衛是大漢奸，但李士群這些漢奸也不小，見他們與見汪精衛難道有什麽本質的不同嗎？！
我看毛澤東這樣處罰潘漢年的理由，就好比一個盜竊集團頭子，平日就以教唆操縱手下人偷盜為生。某日因一嘍羅一時不察，偷了盜竊集團頭子認為不該偷之人的東西，就大發雷霆，斥責這嘍羅為何不做正人君子而去偷東西，並要將這個嘍羅處死一樣荒謬。又好比一間公司的老板，他公開掛的招牌雖是做正當生意的，實際上走私販毒、殺人越貨，什麽見不得人的生意都做。這個老板一直派一個職員在外和各黑社會組織聯絡談黑市生意。雖然接觸的一般都是對方的經理級的重要幹部，但有一次這個職員在一種意外情況下竟然與一個黑社會組織董事長級別的“老頭子”也見了一麵。而“老頭子”主動要見這個職員，不過是想通過這個職員表達加強雙方合作的意願。這個職員因事先未得老板指示，所以也沒有答應什麽，更沒有出賣自己的公司利益。然而這個職員回去後，老板卻以此為由，說他違紀行事，將這個職員秘密關押起來，甚至要處死他。這樣違逆常理的行為，讓人不得不懷疑這個老板其實是因為這個職員知道的秘密太多，於是找這麽一個理由來殺人滅口。
那麽潘漢年見汪精衛後為什麽長期不向黨報告呢？《潘漢年傳》的作者尹騏是這樣解釋的：當時潘漢年從南京、上海回來，新四軍淮南根據地正在進行整風運動。饒漱石與陳毅兩派鬥爭很激烈，陳毅處於劣勢。潘漢年因為過去的立場傾向陳毅，此時就怕饒漱石乘機整他，一時就不敢說。後來潘漢年有機會見到了毛澤東，他想說，但因會見時的氣氛不宜，陰錯陽差又沒有說，於是事情就蹉跎了下來。這樣的解釋，從表麵看也是頗合情理的。但是我有一個疑問；以潘漢年這樣一個入黨多年的高級幹部，而且一直是在幹正邪難分、刀頭舔血的特工工作的人，他與汪偽的大特務李士群往來如見老友，與日本的特務頭子岩井相處也如熟客，日本侵略軍的大佐都甲他能坦然見之；而且見都甲與見汪精衛一樣，都是事先未經請示上級同意的，他不怕見都甲違紀，唯獨對見汪一事就那麽害怕，多年不敢對任何人說？這是尹騏的解釋在合理中又顯得不合理的地方。而毛澤東隻追究潘漢年見汪精衛之罪，不提見都甲之罪，也是於理不通的。我曾見過一篇文章，說潘漢年見汪精衛本來就出於毛澤東的授意。原因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毛澤東在廣州跨黨參加了國民黨並擔任汪精衛的秘書，很得汪精衛的欣賞，後來汪還推薦毛澤東代理了他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位，所以毛對汪私下是很感恩戴德的，視為“恩師”。由於潘漢年比較有機會接觸到敵偽高層人物，因此毛澤東要潘漢年在有機會見到汪精衛時代他向汪致意。隻是潘漢年在一九三九年接受毛澤東這個私下的囑托以後，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才有機會見到汪。如果此說屬實，那麽這次潘漢年見汪精衛，也可說是奉毛澤東之命見的，根本不是什麽被李士群誘騙或挾持。
如果這樣的推測不錯，那麽潘漢年一直不向黨報告此事的真正的原因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為什麽呢？因為這件事無論給誰知道了，都會嚴重影響毛澤東的聲譽甚至將來的曆史定位。試想，一個表麵高喊抗日的一黨領袖，私下卻派人去向一個大漢奸問好，這消息傳出去，他這個領袖還能當得下去嗎？以潘漢年的聰明，這個後果是不會想不到的。所以，這件事除了能向毛澤東本人匯報，對其他任何人他都是不會說的。因此當時潘漢年不對饒漱石說，根本無關整風事。但後來潘漢年見到了毛澤東也沒有說，這又是什麽原因呢？原因就是潘漢年再見到毛澤東已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召開 “七大”期間，離當年接受委托時間已經過去了六年。這六年中變化巨大：汪精衛已經去世，抗戰已經接近勝利，黨內經過整風運動毛澤東的聲譽、地位如日中天，中共正準備在更大規模上與國民黨展開逐鹿中原的鬥爭。此正所謂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此一時彼一時了。當年毛澤東要潘漢年去見汪精衛的事，現在毛澤東還認不認賬首先就很有疑問：汪精衛已死，日本將敗，再提向汪致意之事有意義嗎？假若潘漢年主動向毛澤東說了而毛不認賬怎麽辦？他潘漢年有人證物證嗎？當初是私下交代的事情，估計不會有人證物證，即有恐怕也沒用。他能與毛對質嗎？勢必不能。那時他豈不要落一個誹謗領袖的罪名？所以，即使是麵對毛澤東，我相信若毛澤東不主動問這件事，潘漢年也絕不會主動提。大家裝聾作啞，隻當沒有此事最好。一缸臭糞，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要繞著走，你還淘它幹嘛！再從維護黨的利益和自身利益的角度考量，這種醜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認為這才是潘漢年此後多年既不向黨報告、也不向毛報告的原因。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一個不敢提，一個卻始終心中難安。毛澤東的地位愈隆，就愈害怕有人將他過去的醜事泄露出去。就如很多人沒有發跡時，或者幹過一些偷雞摸狗的事情；但有朝一日發跡以後，就不喜歡、甚至害怕有人再提他當年的醜事了。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時男女作風紊亂，當時或者自以為這是時髦，及至後來做了毛澤東夫人身份變了，就害怕那些舊日的風流韻事被人知曉了。因此，那些舊日的朋友、知情人，今日就成了敵人。文革提供了她殺人滅口的機會，這些人就紛紛遭殃了。毛澤東其實也是這樣的心理。抗戰中為了打擊國民黨政府，他與日偽關係曖昧，大搞“三國論”合縱連橫；但他畢竟明白這是見不得人的醜事，是漢奸賣國行為。高崗事件發生後，他就趁機要把當時的知情人除掉。先是把與高崗不相幹的饒漱石牽進去，打成“高饒反黨集團”；然後又趁勢把楊帆、潘漢年等這些與饒漱石有密切工作關係的知情人也整肅掉。這就是“潘、楊反革命集團案”發生的原因。
俗語“自有毛病自得知”。饒漱石、楊帆接連出事後，潘漢年就心中有數了：這是毛澤東要卸磨殺驢了。一九五五年潘漢年在北京參加二會期間，一個當年潘與日本特務頭子岩井勾結時的重要助手袁殊來看他。他就警告袁殊：“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要袁做好心理準備。而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時含沙射影脅迫人，促使潘漢年不得不下定決心去找陳毅說明情況。據我判斷，潘漢年向陳毅匯報見汪精衛一事，其真正用意不在要陳毅轉告中央，而是要通過陳毅的轉告讓毛澤東明白，這件事不再僅僅是他們兩人之間的秘密，現在還有第三者陳毅也知道。甚至還可以讓毛澤東懷疑除了陳毅，還有其他人知道。這樣，或許可以打消毛澤東對他殺人滅口的念頭。除非他連陳毅也一起殺。至於陳毅見了毛澤東是怎樣說的，因未見任何資料透露，我不好妄猜。但從潘漢年立即被捕，而陳毅好像沒有受到此事牽連來看，估計陳毅並未為潘漢年說話，而是僅僅做了一個轉達者；而且很有可能陳毅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時，也巧妙地向毛作了保證：他不僅會堅守此一秘密，也支持毛對潘漢年的處罰，以解除毛對他的懷疑。
當年，因潘漢年、楊帆案牽連被捕的人甚多，特別是那幾個具體與日、汪打交道的人，包括袁殊和胡均鶴無一漏網。一九五五年四月，袁殊由李克農親自逮捕後被關押了二十五年，至一九八〇年才被釋放，一九八二年平反。胡均鶴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被捕，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走出監獄的大門。這些人的命運相同，都是被捕後不殺不放長期關押，顯示了毛澤東想把他們這些知情人一直秘密關押到死的本意。而這些人之所以不殺，我估計是出於以下考慮：第一，殺這些為黨工作多年的高級幹部，怕引起黨內人心不安，也不利他自己的形象。第二，殺這些人，即使是做戲，勢必也要走一下司法程序。這樣審訊、調查、宣判，一番操作下來，知道中共抗戰秘密的人更多。這就事與願違了。故比較下來，不審不判、長期關押，是最佳處置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