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20日，鄧小平恢複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等四個職務後，立即自告奮勇分管科技教育。複職僅三天，鄧就找長沙工學院（國防科大）領導說：“不管招多少大學生，一定要考試。考試不合格不能要。不管誰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
8月4~8日鄧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並親自定下參會人員條件。他向中科院副院長方毅、教育部長劉西堯布置：“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的，不是行政人員，在自然科學方麵有才學的，與‘四人幫’沒有牽連的人參加”。
鄧小平會前放風，不是工作會議，而是座談會，放開講。有幾個問題可以議論一下：第一，是否廢除高中畢業生一定要勞動兩年才能上大學的做法？第二，要堅持考試製度，尤其是重點學校一定要堅持，不合格的要留級。
當機立斷
會前，鄧小平曾對方毅、劉西堯說，同意當年招生基本上還按毛的做法。但是，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摸到了科教界複辟心切，改變了原計劃，決定立即恢複高考。
會議氣氛由淺入深、由冷到熱、再到情緒昂奮，全程由鄧帶風向。鄧小平說，這個世紀隻剩二十三年時間了，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從科研、教育入手就是一句空話。十年“文革”，是中國一大災難，特別是科技、教育損失更大，我們要花大力氣把這個損失奪回來。怎麽奪回來？請大家出主意。發言可長可短，可插話，什麽話都可講，沒有棍子，要消滅棍子，“三個公司”都要丟掉（“鋼鐵公司”“帽子公司”“鞋子公司”）。
會議開始有些冷場。主持人方毅請南開校長楊石先帶頭發言，可楊一發言就檢討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改造好雲雲；其後複旦的蘇步青校長發牢騷，我這個數學家現在是“光杆司令”。前兩天會議拘謹，話題多在專業領域和訴苦申冤，也還有的在不斷檢討自己。
會議真正掀起高潮是在8月6日。這天上午清華黨委副書記何東昌憂慮地說，清華的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隻是小學水平。鄧小平接過話頭：那就幹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麽大學。何東昌繼續說：“十七年教育戰線究竟黑在什麽地方？”直指毛的兩個估計。上海交大吳健中教授也發言讚同何東昌的意見。
下午，武大查全性副教授發言。他更敢言：現行招生製度有四個嚴重弊端，一是埋沒人才，二是卡了工農子弟上大學，三是壞了社會風氣，四是嚴重影響了中小學老師和學生的積極性。他建議立即建立全國統一的高考招生製度。查全性講話後，鄒承魯、沈克琦、吳文俊、王大珩、溫元凱等紛紛讚同補充。鄒承魯說：“現行的招生辦法，群眾推薦是走形式，領導批準實際上成了幹部走後門的合法根據，沒有考試製度，後門是堵不住的。”
鄧小平非常讚同恢複高考，問劉西堯：“今年改恐怕來不及了吧？”劉西堯回答：“假如推遲開學，還來得及。” 鄧以他超強的執行力，立馬調整計劃，“既然今年還有時間改，就堅決改嘛！把太原招生會議的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修改！這涉及幾百萬人的問題，要拿出一個辦法來，既可以把優秀人才拿上來，又要不致引起波動。你們研究一下，這個方法應當找出來。要求質量。重點學校要統一招生；允許報3個誌願，到校後再分專業。今年開始就改，不要等了。”
鄧小平拍板恢複高考後，機靈的溫元凱馬上提出恢複高考方案：“自願報考，領導批準，嚴格考試，擇優錄取。”鄧小平聽後表示讚賞，並認為可以拿掉“領導批準”四字，考大學是每個人的權利，不需要領導批準。
推翻兩個估計
但是，鄧小平拍板“恢複高考”與中央轉發的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是相抵觸的。不但相抵觸，而且全盤推翻了毛審閱批準的這個中央文件。與會者對這些“大逆不道”的發言其實是後怕的。以查全性先生為例，他回家後把會議的情況及他的發言跟家裏人說了。他的大兒子擔憂地說：“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是頭號大右派。”
8月7日以後，座談會的主題轉變為揭露和推翻“兩個估計”。大家認為，打倒“四人幫”，思想大解放，但教育戰線思想並沒有解放。為繞開這條高壓線，鄧打太極：“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麵是紅線。應當肯定十七年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如果對十七年不做這樣的估計，就無法解釋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鄧小平最後拍板：“今年就要下決心恢複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早出人才、早出成果。”，責成教育部發出緊急通知，重開招生工作會議。立即收回原上報國務院的招生工作意見。
鄧小平要教育部向國務院報送《關於推遲招生和新生開學時間的請示報告》，將77年高等學校和中專招生推遲到第四季度舉行，1977年錄取的新生在次年二月底前入學。鄧小平在報告上簽批：“這是經過考慮，為了保證重點大學學生質量而商定的。擬同意。”
第二次招生工作會議於8月13日在北京舉行，但會期直到9月25日才結束。有人不禁要問：既然鄧小平已為恢複高考打開堅冰，第二次招生工作會議為何還開得這麽長？這說明恢複高考阻力重重，既有當時的政治背景，又有《紀要》的金鍾罩，還有當時的認識水平。
當時正在舉行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8月12日—18日）並未否定“文革”，還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文化大革命理論”。
以中央文件轉發的《紀要》是金科玉律。要推翻這個金科玉律，教育招生工作會議好像還有點不大敢。當時參會人員成份多元，有老幹部，有工宣隊、軍宣隊的，有造反派年輕幹部，也有教育業務幹部。他們對鄧小平8月8日講話的認識有差別，有人清楚，有人模糊，有人想不通，也有人抵觸，更有人反對。
主持會議的教育部長劉西堯認識也有些模糊。劉是老紅軍，少將軍銜，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他清楚十一大精神，所以態度不夠鮮明和堅決。會議陷入議而不決的僵局。
會議的突破口和轉折點在《人民日報》資深記者穆揚所寫“內參”上。穆揚是派駐會議的記者，他了解會議的狀況，有相當數量的與會者是讚成恢複高考的，但要公開站出來反對這金科玉律，還是大音稀聲。穆揚參加過1971年的“全教會”，更能體會到恢複高考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於是他找了教育部長劉西堯、副部長李琦、雍文濤，說：“照這個樣子，會議開不下去了，我想寫個內參給中央。”劉、李不置可否，而駐會的雍文濤則爽快答應：“你要想寫，可以寫。”
9月3日下午，穆揚邀請了這次與會的曾參加過1971年“全教會議”的六位人士座談。他們是陝西的文鑒白，浙江的陳惠滋、河北的劉龍祥、福建的張惠中、吉林的王野平、石化部的於文達。他們講述了當年“兩個估計”出籠經過，並一致表示不推翻“兩個估計”，招生會議無法深入，恢複高考無法實施。
穆揚將座談會的情況作了整理，《人民日報》9月15日以《全教會<紀要>是怎麽產生的》為題，以特刊628期上報中央。詳細寫明“四人幫”炮製“兩個估計”的經過。從而為中央領導否定“兩個估計”提供事實依據和有力支持。
招生會議期間，劉西堯就會議的安排給鄧小平寫了材料。鄧小平於9月6日給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寫了批轉語：“我約劉西堯、方毅等同誌談了一下。等他們寫好教育問題匯報提綱後，擬提請政治局討論一次。招生問題很複雜。據調查，現在北京最好中學的高中畢業生，隻有過去初中一年級的水平（特別是數學）。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學生，須在社會上招考，才能保證質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動，辦法正在研究，方案擬定後，擬先送請批準。此件連同中小學教學計劃草案，送請你們看看，供作考慮之用。”鄧小平未雨綢繆，在程序上又推進了一步。
怕又跟著我犯‘錯誤’
鄧小平在收到《內參》同時，也收到了教育部《關於一九七七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送審稿。鄧小平看了兩個材料後可謂雷霆震怒。9月19日，鄧小平找來了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雍文濤、李琦等，提出嚴肅批評。全文較長，這裏節選幾節：
“最近《人民日報》找了六位參加過一九七一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同誌座談，寫了一份材料，講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產生的經過，很可以看看。《紀要》是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的。當時不少人對這個《紀要》有意見。《人民日報》記者寫的這份材料說明了問題的真相。”
“《紀要》裏講了所謂‘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問題究竟怎麽看？建國後的十七年，各條戰線，包括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戰線，都是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路線占主導地位，惟獨你們教育戰線不是這樣，能說得通嗎？《紀要》是毛澤東同誌畫了圈的。毛澤東同誌畫了圈，不等於說裏麵就沒有是非問題了……《紀要》裏還塞進了不少‘四人幫’的東西。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麽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你們的思想沒有解放出來。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鬥的。現在教育工作者對你們教育部有議論，你們要心中有數。要敢於大膽講話。我在八月八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那篇講話，是個大膽的講話，當然也照顧了一點現實。”
“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我知道科學、教育是難搞的，但是我自告奮勇來抓。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抓，要有具體政策、具體措施，解決具體的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
你們要放手去抓，大膽去抓，要獨立思考，不要東看看、西看看。把問題弄清楚，該怎麽辦就怎麽辦。該自己解決的問題，自己解決；解決不了的，報告中央。教育方麵的問題成堆，必須理出個頭緒來。現在群眾勁頭起來了，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教育部首先的問題是要思想一致。讚成中央方針的，就幹；不讚成的，就改行。”
這番話的實質是：不讚成今年恢複高考就走人。
也就在這一天，鄧小平嚴厲批評《招生意見》政審條件繁瑣苛刻，揮筆將其全部抹掉，並說：“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政治曆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總之，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鄧小平將政審簡化為“主要看本人表現”，是招生政策的重大變化。又將送審的《招生意見》退回教育部重寫。
劉西堯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立即在招生工作會議上傳達了鄧小平講話精神，其中說到：“鄧副主席19日的重要指示是繼8月8日重要講話後，響徹教育戰線的一聲春雷，擊中了要害，說出了大家早就想說而不敢說的真心話。這次招生會議能得到鄧副主席這樣重要的指示，是會議的最大收獲。有了這些寶貴指示，不但招生工作有了明確的方向，整個教育工作也有了更加明確的方向。鄧副主席說，他抓教育要抓到底，這對我們是極大的鼓舞，深刻的教育。粉碎“四人幫”後，各條戰線都在甩開膀子大幹，教育戰線還在抱著膀子看，教育部還在左顧右盼。”
鄧小平為了起草好《招生意見》，還指定了胡喬木、鄧力群等同誌幫助教育部重新起草，那位堅持寫一大段毛澤東理論的同誌稱病不參加了。經胡、鄧的指導、研究，劉西堯和李琦與來幫助的吳明瑜等熬了幾個通宵，總算寫出了一個像樣的報告。
重開的招生會議直到9月25日才結束，開了1個月加12天。這一天，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接見了出席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的代表。表明了中央最高層對高考改革的重視和支持。
9月30日，教育部將《關於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和代擬的“國務院轉發教育部《關於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指示稿”送呈鄧小平。
鄧小平審閱後，10月3日，將以上兩份文件報送華國鋒，並心切地寫上：“華主席，此事較急。請審閱後，批印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準。建議近幾日內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連同《紅旗》雜誌關於教育的評論員文章（前已送閱）一並討論。如何，請酌定。”華國鋒即批轉汪東興，將上述文件印送政治局各同誌審閱。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並原則通過教育部《關於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
政治局討論僅提了兩點小修改：從大學畢業生中選留研究生年齡從28歲改為30歲。國家正式職工錄取為研究生後，福利勞保待遇不降低，學習期間由原單位發給原工資。
1977年恢複高考以後全國上下思想並非完全統一，反對恢複高考的聲音依然濁浪排空。在1978年4月全國教育和招生工作會議上集中爆發，主要是：說“文革”前還有階級路線，貧下中農要照顧，現在完全憑分數錄取了，也不提照顧工人和貧下中農家庭了。不要招生幾十萬，得罪幾千萬。“工農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優先權”還算不算數？“文革”前工農子女可以降10分，為什麽經過“文革”不可以了？現在剝削階級家庭出身成了優越條件，這個原則問題我們不能讓步，不能因為分數高，我們就糊裏糊塗地錄取。
這些聲音中央也聽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副總理方毅說，招生會議這段時間要著重解決思想認識問題、路線是非問題。教育部長劉西堯說：說恢複高考讓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倒成了優越條件，這毫無事實根據。鄧小平對這些非議十分重視，他親自審閱了《加強黨的領導，搞好教育革命》社論及新華社、人民日報記者述評《招生會議上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這兩文發表在1978年5月17日、5月24日《人民日報》上，並由新華社轉發各地。
述評主要回答了三個問題：第一，1977年恢複高考是撥亂反正的重大措施，這一改革深得人心，所招生源，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子女占比97.4%；第二，政審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現，完全正確；第三，不要把“擇優錄取”與“紅專不分”對立起來，高考製度需要不斷完善，但恢複高考招生方向正確。“社論”認為，當前首先要做好三件大事，即思想整頓刻不容緩，組織整頓刻不容緩，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刻不容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