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改寫了中國曆史走向的“密令“
一份中、蘇沆瀣的詭異名單
下麵這份頗有內涵的名單，列出的是中共曆史上舉足輕重的14個頭麵人物的中文名字和俄文名字。
周恩來↔莫斯克文
劉少奇↔達爾斯基
鄧小平↔多佐羅夫
任弼時↔布林斯基
王明↔克勞白夫
王稼祥↔科穆納爾
張聞天（洛甫）↔伊思美洛
秦邦憲（博古）↔波戈列洛夫
陳延年↔蘇漢諾夫
王若飛↔尼姆澤夫
趙世炎↔辣丁
……
毛澤東早期沒到過蘇俄，大概因此，毛沒起過俄文名字。但是，在俄羅斯解密的共產國際檔案中，秘存著共產國際印製的、由毛澤民（毛澤東胞弟）親筆代毛澤東用中文填寫的十分完備的“個人履曆表”。除了填寫本人自然情況外，還要詳細填寫受教育程度、政治態度、參加共黨後的簡曆，以及家庭和社會關係等——這是一個人（毛澤東）與一個以顛覆和毀滅人類為終極目標的恐怖組織（共產國際）存在隸屬關係的最好證明。它表明，毛澤東的“人事關係”在共產國際備案，受共產國際控製。
同時，一份由周恩來為共產國際用俄文親筆填寫的個人履曆也被發現。
我們不知道究竟還有多少中共成員有這種中、蘇沆瀣的詭異名字。然而，我們知道的是：
中共1931年在江西建立“國中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以“蘇維埃”冠名的；在其宣言中，稱蘇聯為世界上唯一的無產階級的“祖國”。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中共生死大逃亡，是在萬不得已時以蘇聯為保命地的。1937年成立的“陝甘寧蘇維埃政府”，也是以“蘇維埃”冠名的。中共“六大”在國內開不成是跑到蘇聯開的。賀子珍受不了毛澤東沾花惹草負氣出走投奔了蘇聯，還在蘇聯生下她和毛澤東的最後一個兒子。周恩來、林彪、江青等人治病養傷都是去了蘇聯。截至1930年，在蘇聯學習受訓的中共黨員大約有3000人之多。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曾有100多名中共的“紅孩子”生活在蘇聯伊萬渃沃國際兒童院，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的後代都在其中……
可以這麽說，從中共建立到中蘇關係惡化之前這幾十年間，中共到蘇聯既像是“走親戚”，又像是“回娘家”。蘇共跟中共哥倆好、一家親？這裏邊不會有什麽貓膩吧？
共產國際的密令被全文打印在一塊白色綢緞上，縫在馬林的襯衫裏帶給中共。這塊白色綢緞今天陳列在荷蘭的國際社會曆史研究所。（網絡圖片）
蘇共跟中共啥關係
筆者在《共產黨爺、子、孫三代“家譜”》一文中，通過對共產黨來龍去脈的追溯，揭示了共產黨與撒旦教和光照幫的淵源迭代關係，把共產黨魔鬼世家的黑“家譜”擺上了陽光大看台。
如果按照從上到下的輩份排，撒旦教是共產黨的“親爺爺”，光照幫是共產黨的“親爹爹”，蘇共是中共的“大哥哥”，而魔鬼撒旦是它們共同的崇拜和邪靈主宰。“魔鬼撒旦→撒旦教→光照幫→蘇共•中共”一脈相承。
今天，我們再從另一個時空維度，來表述一下蘇共與中共的關係。
1919年3月列寧在蘇俄組建“共產國際”，1920年共產國際成立主要針對中國的遠東書記處，1921年6月成文的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計劃”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
對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最貼切的比喻就是：共產國際是設在蘇俄的公司總部，中共是它開在中國的一個分公司。
對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更進一步的形象描述是：盤踞在蘇俄的公司總部（共產國際與蘇共兩位一體，老板是列寧），要在中國搞事，派馬林和尼爾柯斯基到中國，在中國招募了一幫“打工仔”：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李漢俊、董必武、陳潭秋、毛澤東、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後十三人為中共一大代表），組建了一個分公司，上述一眾人等是分公司的骨幹分子。
老板就是老板，打工仔就是打工仔。老板叫幹啥，打工仔就得幹啥。下麵我們來看“老板”的一道“密令”，如何通過“打工仔”改寫中國曆史。
馬林其人
1883年5月13日，馬林降生在荷蘭鹿特丹。中學畢業考入荷京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開始接觸“無產階級革命理論”。1902年，19歲的馬林加入荷蘭社會民主黨，開始政治生涯。1913年2月，馬林前往荷屬東印度（印度尼西亞）從事“革命工作”。
1914年5月9日，在馬林的倡議下，創建了“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印共前身），馬林在機關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17年11月，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武裝暴動推翻沙俄政權。消息傳到馬林耳朵裏，令他興奮異常，他一連發表了多篇文章，宣傳“共產主義暴力革命”。因此，1918年12月5日，被東印度總督驅逐出境。
1920年5月，馬林從荷蘭前往蘇俄，以印尼共產黨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二大”籌備工作。列寧對他的能力格外賞識，在共產國際二大上，馬林當選為執委會委員，成為共產國際領導人之一。在共產國際挑選赴中國建立“遠東支部”的人選時，列寧認為馬林是“非常合適”的不二人選。
馬林與中共一大
以光照幫為“親爹爹”的蘇共，自然遺傳了父輩的偽裝與滲透伎倆。早在1920年春，蘇共已派魏金斯基以學者身份為掩護，來華與李大釗等取得聯係，隨後在幾個城市建立了分散小組性質的共產黨早期秘密組織。馬林於1921年6月到達北京後，通過魏金斯基搭橋，找到李大釗，提議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以正式建黨，馬上得到李的讚同。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開。參會者除了13位中國人，還有兩位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
身為共產國際執委的馬林，在代表共產國際致辭時說：“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友。”當時包括李大釗、陳獨秀在內的中共早期成員，對馬列主義建黨理論了解不多，馬林在會上的介紹起了很大的作用。
後來，中共把7月1日定為“建黨日”。
馬林“探營”
“寧信世間有鬼，也別信共產黨的嘴！”聚眾搖唇鼓舌傳播歪理邪說，是共產黨的起家本領之一。在蘇共對中共黨員的培訓中，當眾演說能力是一項必修課。
列寧以演說著稱於世，其實，馬林的口才也不比列寧差多少。馬林的三寸不爛之舌，在中國派上了大用場。
1921年12月23日，馬林在廣西桂林獲準“拜望”了孫中山。馬林在孫中山的大本營一住就是9天，對國民黨進行了仔細考察。馬林在孫中山麵前，再次施展了他的雄辯口才，獲得孫中山好感。孫中山向馬林表示，雖然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但是他的思想與馬主義有一致的地方。通過這次會見，為後來孫中山確定“聯俄容共”政策埋下了伏筆。
常言道：“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馬林進入孫中山的大本營，其實是來“探營”的。孫中山先生哪裏知道，這次“拜望”，是一個巨大陰謀的開始。通過探營馬林認為，中共黨員在保留黨員身份的前提下，加入國民黨，進入國民黨的領導層，這樣可以迅速壯大中共。其實，共產黨的前身光照幫為了生存秘密加入共濟會，與馬林的思路如出一轍。
馬林力促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2年4月，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匯報工作，提出了“國共合作”的建議。獲得共產國際完全同意。1922年7月11日，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交報告，介紹中共的成立和他訪問孫中山大本營等情況。
共產國際執委會做出指示，讓中共立即把中央委員會駐地移到廣州，同時要求中共與馬林密切配合，開展“國共合作”的有關工作。由魏金斯基簽署的這個絕密級“密令”，被打印在一塊白色綢緞上，縫進了馬林的襯衣。
就這樣，懷揣共產國際的密令，1922年7月24日，馬林第二次趕赴中國。他到上海後便會見了陳獨秀，將共產國際密令交給了他。全文如下：
“根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的決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接到通知後，必須立即把地址遷到廣州，所有工作都必須在菲力浦同誌緊密聯係下進行。
共產國際遠東局維金斯基1922年7月莫斯科”
文件中提及的“菲力浦同誌”就是馬林。
為了統一思想，馬林建議召開一次中共中央執委會全體會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意見，他在發言中堅持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中共必須尊重共產國際的意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等等。
馬林手握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盡管陳獨秀、張國燾以及蔡和森對此有強烈異議，也不得不低下頭來。最後，陳獨秀代表中共表態說：如果這是共產國際的不可改變的決定，我們應當服從。
當打工仔的想法與老板不一致時，當然是老板拍板說了算。
“我們應當服從”讓中華民族付出慘重代價
如果我們用國際貿易的概念，來表述中共成立的話，那麽，中共早期骨幹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從蘇共進口“共產主義暴力革命理論”，堪稱人類曆史上一筆最大的賠本兒買賣——甚至可以說改寫了中國曆史走向。
這筆買賣最初是以犧牲中國人的國家獨立和人格尊嚴為代價，從此中國一步步成為蘇共的掌中物。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支部”的中共，執行主子的世界革命計劃，以顛覆國民政府為目標，先是在江西建立“國中國”，繼而抓住日本侵華乘機坐大，直到在大陸建立政權。中共當政幾十年，致使國土喪失，道德淪喪，文化變異，生民塗炭，台陸骨肉分離，河山失顏。
李大釗、陳獨秀加上中共一大十三代表等等人，也許不知道，馬克思是秘密的撒旦教徒，列寧是暗藏在共濟會裏的光照幫——撒旦教分支成員。撒旦仇恨上帝、毀滅人類的罪惡心理，就是馬列理論的精神源頭。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魔鬼撒旦降臨中國的標誌；1921年中共成立，則是魔鬼撒旦附體中國人的開始。隻要加入了中共的黨、團、隊三級組織的人，都是魔鬼撒旦附體的對象。撒旦附體中共信徒，跟中國民間老百姓常說的“被黃鼠狼給魔住了”是一個道理。一旦被撒旦附體，就被撒旦所操控。這種操控既隱於無形，又顯於有形。共產黨是通過把“共產主義暴力革命”的歪理邪說根植於黨、團、隊員的大腦，大腦支配人的軀體，來實現其具體操控的。共產黨強調“個人對黨組織的絕對服從”，以及舉著拳頭為其發出“奮鬥終身”的毒誓，就是這種無形操控得以實現的根本保證。
中共的原始名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遠東支部”，而實際上是以蘇共為主子的賣國黨。共產國際打在布條上的密令，就是中共的禦旨。盡管在接旨前中共另有打算，接旨後就隻能“絕對服從”；中共的最高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也不敢有絲毫的違背。陳獨秀代表中共說的那句：“如果這是共產國際的不可改變的決定，我們應當服從。”大家不妨對照一番，這與後來所有中共成員麵對黨組織時的表態何其一致？這就是被洗腦操控後的共產黨組織成員必然、必須的生命常態。
附體，是共產黨組織的基本生存和發展方式。它不僅體現為撒旦附體其成員，也表現為共產黨組織附體其它社團或社會整體。大家知道，共產黨組織的前身是光照幫，光照幫為了掩人耳目，其成員秘密加入共濟會。中共為了生存和發展壯大自己，先後兩次假“國共合作”之名，附體國民政府。今天的中共，則是附著在中國和中國人民身上的龐大特權犯罪集團，盤剝壓榨，殘民以逞。
蘇共與中共曆史上形成的這種“主子黨”與“奴才黨”的關係，為中共向蘇共出賣中國主權，以及其它喪權辱國的事件創造了機會。比如，中共迫於蘇共壓力最終放棄外蒙古主權；執行斯大林的命令出兵朝鮮，致使數十萬中國軍人魂喪異國；1953年斯大林死後，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為這個殺人惡魔追悼等等。此類事件伴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共與蘇共關係惡化暫告一段落。
然而，中共向蘇共賣國的行徑，被中共前頭目江澤民再寫續篇：江澤民早年留學蘇聯時秘密加入克格勃，為了掩蓋這段醜惡曆史，討好俄羅斯，1999年12月，江澤民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北京簽訂《國界敘述議定書》，出賣了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外興地區”，烏蘇裏江以東40萬平方公裏的“烏東地區”，17萬平方公裏的唐努烏梁海地區……共計344萬平方公裏。這些土地，是清朝末年因不平等條約割讓給沙俄的。按國際法，可以如香港、澳門一樣回歸中國。
結語
以魔鬼撒旦為源頭的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在我中華落地，有“三匹黑馬”罪不可赦。
其一是馬克思。是他代言撒旦，拋出了邪惡的共產主義理論，實現了共產主義在人間的“理論落草”。
其二是陳望道。他是第一個翻譯《共產黨宣言》全譯本的人。加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人的大力鼓吹，使共產主義在中國實現了“理論落地”。
其三就是荷蘭人馬林。是他作為共產國際的執委欽差，力促並主導了中共一大，使共產主義在中實現了“組織落地”。
第三匹“黑馬”馬林還有兩點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一大最後的閉幕式開始不久，有一個“穿灰布長衫”的不速之客從弄堂進來直接推開後門，闖入了會場。他借口尋找社聯的王主席，張目四探，隨即匆忙離去。馬林感覺其中有詐，提出中止會議馬上轉移。從而使中共避免了還未“出生”就胎死腹中的厄運。
●馬林先是“探營”用花言巧語打動孫中山，後又懷揣共產國際“密令”挾迫中共“國共合作”，讓中共由黑社團非法變合法，由弱不禁風到發展壯大，直到竊政奪權成功，為禍中華百年，造成我神聖領土、傳統文化、同胞生命、漢字正體致命之殤。
